施雷伯博士所述病历，疾病发作与早年历史无关

“我曾两度身患神经疾病，”施雷伯博士说，“两次都起因于精力上的过度消耗。第一次（当时的我正在切尼兹主持省级法庭的工作）是因为我正为国会辩护，第二次则是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了异常沉重的负担，当时我刚刚接受新的任命，到德累斯顿出任地区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病人的第一次发病是在1884年秋，到1885年底彻底治愈。那时候，这位病人在弗莱希格医生的诊所里度过了半年时光，据这位医生在后来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中的描述，那次发病是一次严重的忧郁症发作。施雷伯博士也证实说，他的那次疾病发作过程是“不带任何超验色彩的”。

不论是病人的言辞，还是医生附加的评论，都没有提供足够的关于病人早年历史及生活状况的信息。我甚至都还不知道病人发病时的年龄。不过，从他在第二次疾病来袭之前即已在司法业内登上高位这一点来看，我们倒是可以估算出他大致的年龄下限。我们知道，身处“忧郁症”时期的施雷伯博士已经成婚多年。他曾写道：“（对医生）我妻子有更浓厚的谢意，从她崇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弗莱希格医生无异于是将丈夫交还给她的人。因此一直到数年之后，医生的照片仍旧立在她的桌前。”还有，“在我从第一次疾病中康复之后，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度过了八个总体来说是非常愉快的年头。在这些年里，我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只是不时地在我们的那个希望——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得到一个孩子的祝福——重新燃起时，方才感到生活有一些暗淡。”

1893年6月，病人得到消息，知道自己即将被委以首席大法官之职。同年10月1日，他到任就职。在这中间的几个月时间里⁽⁴⁾，他做了几个梦，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他不止一次地梦到自己早先的神经疾病重新发作，梦中的他对此非常难过，但到梦醒后，当他发觉那不过是一场幻梦时，又变得兴高采烈起来。还有一次是在清晨，半梦半醒之间的他“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为美妙的事”。这样的想法在清醒时候的他看来，一定是难以容忍的。

1893年10月底，第二次疾病在痛苦的失眠中开始了。病人又回到了弗莱希格的诊所，在那里，他的病情迅速地恶化了。这位来自索内斯滕精神病院的医生在稍后给出的一份病情报告中记录了这次疾病后来的发展情况：“在他刚到这里的时候⁽⁵⁾，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忧郁想法，还不断抱怨自己正深受脑组织软化的折磨，而且将不久于人世。迫害念头也已经出现在总的临床表现中（clinical picture），主要是感官错觉，也即妄念（delusion）的出现（尽管这些妄念在一开始是受到隔离的），以及同时出现的严重的感觉过敏——病人对声音与光线极度敏感。一段时间后，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些妄念和一般性骚乱（coenaesthetic disturbances）一道控制了病人所有的感觉和思想——他以为自己即将死去，瘟疫在他体内肆虐，身体正在腐烂，正在经受所有骇人的折磨；他反抗，于是所有那些怕人的事情就变本加厉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这种病态的思维对病人的控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会硬挺挺地连续坐上几个小时，一直处于幻觉的昏迷状态，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无反应。与此同时，病态思维带给他的折磨也非常深重，竟让他宁愿死去——病人多次尝试在浴缸中自溺，还要求‘那些给他准备的氰化物’。渐渐地，病人的这些妄念开始呈现出神秘化、宗教化的特征，他认为自己跟上帝建立了直接联系，但也同时被恶魔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幻影’，听到了‘圣洁的音乐’，并最终生出了这样的信念：他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

需补充的还有一点：病人咒骂过一些人，因为他以为这些人正在追逐他、加害他，首当其冲的就是病人过去的医生弗莱希格——病人一边骂他“灵魂谋杀犯”，一边又不断大声呼喊“小弗莱希格”，并在发音上对这称谓中的第一个字大加强调。在1894年6月，刚在别处短暂停留一段时间的病人离开莱比锡，到达皮尔纳附近的索内斯滕精神病院。之后他就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病情彻底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病人的临床表现转变了很多，对此，该院主任韦伯医生有极精确的描述：

“无需对疾病发展的细节作进一步的深入描述，只需一句话就能把这一切说清：从一开始，病人身上就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错乱；这种给他的整个精神带来极大损害的错乱可被归为幻觉性癫狂的一类，其影响已越来越严重，形态也逐渐清晰——这也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妄想症临床表现。”一方面，病人建立了一套巧妙的妄念机制，那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加以特别关注的；另一方面，病人的性格又已经完成了对其自身的重建与呈现，它跳出了那些古怪的困扰，而且完全有能力应对生活。

在韦伯医生1899年写下的病情报告中，他曾这样写道：

“现在，除开那些只要匆匆一瞥即能让观察者过目难忘的精神运动征象以外，大法官施雷伯博士的情况看来既不是困惑，也不是向精神上的压抑屈服；他的智力也丝毫没有减弱迹象。他善于思考，记忆出众；他知识面极其开阔，不仅限于司法专业，还广泛涉猎许多其他领域。不仅如此，他还拥有在这些知识中整理出清晰脉络的能力；他关心政治、科学、艺术，而且不断地沉浸在这些事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上述这些领域内，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会让对他基本状况不甚了了的观察者感觉怪异的迹象。然而，这位病人却始终处在一些病态念头的困扰中，这些念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多少限制住了他的思维；就我们看来，任何试图以客观正确的论述和对事物实际状态的公正意见去纠正病人观念的尝试，都注定无法发挥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有能力适应生活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要求撤除对他的监管令，同时要求出院。韦伯医生回绝了这些要求，并提交了完全相反的报告。不过，也正是这位韦伯医生，在1900年提交的一份病情评估报告中对病人的天性及举止作了下面这样一番赞许的描述：“签署者本人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机会，有幸能在为期9个月的疗程中同施雷伯大法官在家庭聚餐时就各类事务进行交谈。不论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当然，都是不涉及病人的那些妄念的——不论是涉及政府事务，还是司法、政治、艺术、文学、社会生活，以及任何人们可能谈论的领域，施雷伯博士都表现出活跃的兴趣、博雅的识见，以及良好的记忆和敏锐的判断；在伦理问题上，他也展露出令人叹服的理解。同样的，他还表现出良好友善的行为举止，在有女士们的场合他会有适度的玩笑，而对于那些被他幽默对待的特定事物上，他总能拿捏分寸，保持得体。他也从未把更应该放到诊疗室里处理的事务拿到餐桌上谈论。”病人甚至还以相当专业、相当合适的方式，介入了一桩引起他的整个家族关注的商业事务。

施雷伯博士多次提出申请，试图争取出院。在这些申请中，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妄念，也从未掩藏过出版《备忘录》的打算。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了他自己关于宗教生活的一系列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在面对现代科学攻击时所具有的无懈可击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他也坚称自己在妄念驱使下做出的那些行为都是彻底无害的。在这样一个妄想症患者身上竟表现出了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正确清晰的逻辑，这最终给施雷伯博士带去了胜利。1902年7月，施雷伯博士的监管令被撤销，次年，《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备忘录》付梓出版，虽然只是一个删除了许多极有价值内容的节本。

在那份让施雷伯博士重获自由的裁定书中，他的妄念体系被概括为简单的几个句子：“他自认为受到召唤，肩负救赎世界并重获幸福的责任。要实现这一切，他首先必须把自己从男人变成女人。”

我们需要一份关于这些妄念之成熟形态的全面描述。可以看看韦伯医生在1899年提交的病情评估报告：“病人的妄念体系植根于这样一个念头：他认为自己是背负天命，有责任救赎世界、帮助人类重获幸福的人。他宣称自己的这个使命是通过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而得到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先知们一样。据他本人说，正是他本人在长期所处的那种兴奋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坚决的勇气，令他获得了上帝的注目；然而，这些都是很难、甚至根本不能以人类的语言表述的，因为它们远在人类的经验范围之外且仅向病人一人显现。而在他的救赎使命中又有这样一个必备的关键要素：他必须转变成为一个女人。这意思不是说他希望发生这样的转变，而是更像一道诫命，出自‘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需要；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几乎无法回避的，尽管他本人更愿意在生活中保持自己荣耀的男子身。为了帮助他个人及全人类赢回彼岸的幸福生活，他必须完成变为女人这一神圣的奇迹。而这一切都要等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方才可能实现。病人毫不怀疑：他就是被那众多的奇迹选中的唯一一人，而那些奇迹也就是他在之前的许多年里曾时时刻刻身处其中的；因此他就是所有在这世上生活过的人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个。那个同他交谈的声音则成为这一切的证明。在他患病的最初几个年头里，他身体的一些器官曾遭受损伤；在他看来，这些病变在任何其他人身上都会导致迅速的死亡，而他自己则多年活在没有胃、没有肠、几乎没有肺、食管支离破碎、没有膀胱、肋骨粉碎的状态中，而且时不时会把部分喉咙连同食物吃下。不过，神圣的奇迹（‘圣光’）总是会为他修复那些遭到破坏的部分，所以，只要他还保持男子身，他就是不死的。此时此刻，上述妄念已经消失很久了，但是病人的‘女性气质’却取而代之，大步走向前台，而且这很可能是个要持续数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的话——方才能完成的过程。所以，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也就很难享受其善果了。病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大量的‘女性神经’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并将在上帝的亲手栽培下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直到那时他才可能死去，并同时为自己和全人类再次赢回幸福。与此同时，他还听到各种声音。太阳、树木、飞鸟——那些类似于‘先人灵魂的奇迹的残余’——都在用人的声音向他说话，奇异的东西也都在他周围显出形迹。”

何其错乱！主治精神医师需要的是明了妄念的作用效果，掌握妄念对病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就不需要过多关注表象了。关于精神心理症的知识告诉我们：即便是怪异如施雷伯的思路，也都是从心灵的最一般、最易理解的情感中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探寻的是病变的起因及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很愿意进一步探索那些妄念的细节及其演变。

病情评估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拯救者的身份，二是向女性的转变。拯救者的妄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时常作为宗教妄想狂的核心观念出现。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救赎只在病人完成变性之后才实现。这很特别，也很让人吃惊，因为它和病人的幻想所试图复制的历史神话大相径庭。表面看来，我们似乎的确应该接受那位医生的判断，同意这个错乱情结的成因就是扮演拯救者角色的愿望，然后进一步得出变性是为了实现拯救的结论。事实当真如此？研究《备忘录》，我们却能得到另一种理解。在那本书里，变性（去势）才是最初的妄念，开始它是一种痛苦的伤害和迫害，直到进入后来的疾病阶段方才同拯救者的角色扯上了关系。无可置疑的是：在一开始，妄念是直接臣服于性意图的，为更高的意图服务并非它的初衷。简而言之，其实是病人的性迫害妄念被逆向转化成宗教自大狂症。最开始是医生弗莱希格教授担当着迫害者的角色，随着病情的发展，上帝取代了他。

在此我要把《备忘录》中的一些删节公开出来，让读者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出现了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在1894年3、4月间），因为我的神经疾病是不可治愈的，所以他们打算把我交给某个人，确切地说，是把我的灵魂丢给他，并把我的身体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同样丢弃给那个人，供他施行性的虐待⁽⁶⁾。接着，我会被随便‘丢下，躺在那里’，那意思无疑是说，丢在那里等待腐烂。”（这是在扭曲前文提到过的那种为维护世界秩序而变成女人的妄念。）

“当时人类的视角仍旧左右着我，所以我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我应该将弗莱希格教授或他的灵魂看作我的敌人（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后来又要再加上V．W．的灵魂），而万能的上帝则是我天然的同盟；上帝的能力无往不利，只在弗莱希格教授面前受到抑制，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支援上帝，哪怕牺牲自己。至于那个谋杀我的灵魂、败坏我的身体的阴谋，如果那不是上帝的安排，那么他至少也是知道的。我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想到这一点的，确切地说，是我在写作本书时。”

“所有那些谋杀灵魂的企图、那以对抗世界秩序为目的的阉割去势（这其实就是个人性欲的牺牲），还有后来对我思维的破坏，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我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我还是在这场以孤身一人对抗上帝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其原因就在于世界秩序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在《备忘录》的这一部分中，还有施雷伯关于那个去势妄念及上帝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去势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即与世界秩序达成一致的目的。这种可能性也有可以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将在后文中详述。”

这段论述至关重要，它是帮助我们理解去势妄念及整个病例的钥匙。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病人耳中的那个“声音”总是告诉他，变性将给他带来性的羞耻。一旦变性，那些个声音就有了嘲笑病人的理由。“鉴于我向‘施雷伯小姐’的转变显然已经迫在眉睫，上帝的圣光⁽⁷⁾就总是认为有理由对我加以嘲弄。”——“而那个允许他自己被……⁽⁸⁾的人，竟自称为前首席大法官？”——“你难道不会在你夫人面前感到羞耻吗？”

在这里，去势幻想的本质被进一步挑明，而这个幻想在最初并不涉及拯救者角色的原因也大白于天下。答案就是那个一开始就有的“想法”：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加美妙的事。病人对这种幻想开始有所意识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疾病的潜伏期，也即德累斯顿的繁重工作导致病发之前。

在施雷伯本人眼里，1895年11月就是去势幻想和救世者念头建立关联的时候，而他与前者的和解也就开始于此。“此时此刻我开始意识到，世界秩序无疑是需要我的变性的，不管它对我个人是否适合。那个理智也向我指出，除了同变性的念头和解，我根本别无选择。这并无不妥，因为变性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我将与圣光结合，创造新的人类。”

看来，病人向女性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生命的源泉”。它也正是那些妄念的源头。事实证明，这也是他的疾病痊愈后唯一留存下来的念头，更是在病人重获自由后的行为中得到表现的唯一一种妄念。“可能让其他人无法理解的唯一一点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曾被人发现身着女性饰物（丝巾、服装、项链等）半裸着站在镜子前；在专家的证词里这点也被提及。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只在我独处时发生，只要我能够避免，就绝不会让他人看见。”首席大法官还承认，有一次，当他终于找到一种办法向人们传达自己已经康复的信息之时（1901年7月），他就是以对镜贴花黄的方式慰劳自己的：“现在的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眼前的不是幻影，而是真正的人。我必须理智地对待他（镜像），要像一个理智的人在同旁人交往中总是会有的表现一样。”相比较他在履行变性幻想上的主动态度，病人对于救世者的使命就不是那么积极了，事实上，除了出版他的《备忘录》之外，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我们这位病人与上帝的关系非常古怪，充满矛盾，要想在这些“疯话”中理出“条理”，实在需要很多精细的工作。为了弄清施雷伯博士的神学体系和心理体系，并从这些体系的表面（错乱的）关联中找出他对神经、幸福、神圣位阶以及上帝本质的认识，我们必须求助于《备忘录》的言辞。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套理论里其实到处都充斥着某种既有陈腐也有机智、既有牙慧也有创见的古怪混合。

在他看来，人类的灵魂寄居于神经中，构造精巧异常，类似于线团。这些神经的某一部分只接受感官信号，其他的（心智神经）则负责所有的精神活动。这种结构所依据的准则是：每一个心智神经都表现出该人的全部精神特性，而心智神经数量的多寡则决定了这些特性的保存时间⁽⁹⁾。

人由身体和神经组成，而上帝则先在地只由神经构造。上帝不同于神经有限的人。他的神经数量无穷无尽而且规模巨大，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特征。这些神经拥有创造能力，也就是将其自身转化成世界上任何一种物体的能力。因此，这些神经被冠以“圣光”之名。在上帝与天空及太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¹⁰⁾。

在创世的工作之后，上帝退到了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并逐渐对这世界放手，任其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转。他限制了自己，只执行将死者的灵魂擢升到他身旁的职能。他也会同某些天赋极高的个体建立联系⁽¹¹⁾，或者以奇迹的方式干预世界的命运——但仅限于某种非常规的方式。依照世界秩序，人类的灵魂只在死后才能与上帝进行一般的交流⁽¹²⁾。等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神经）的各个部分就会被净化，为的是最终归入上帝，成为“天堂的前端”。由此，一个永恒的轮回出现了，世界秩序也就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当上帝在创造某物之时，他会放出自己的一个部分，为这部分神经赋以另一种形态。这时候，就出现了缺失，但缺失的部分终将在千百年后被补回，那时候，造物死后的那部分神经得到了祝福，进而回归上帝，成为“天堂的前端”。

那些经过净化、已经变得纯洁的灵魂将浸润在幸福的状态中⁽¹³⁾。与此同时，他们也淡化了对自身的感知，实现了同其他灵魂的融合，结成了更高的实体。那些高贵的灵魂，比如说歌德、俾斯麦等人的灵魂，其自我意识能够保存几个世纪之久，然后才并入更高的灵魂结合体（比如说犹太人的“耶和华的圣光”，或者波斯人的“琐罗亚斯德的圣光”）。在净化的过程中，灵魂将学会“上帝本身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原初语言”——那是一种虽然古老但依然有力的德意志语言，丰富的委婉用语储备量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¹⁴⁾。上帝本身并非简单的实体。他飘浮在“天堂的前端之上”，因此还有另一个名字——“上帝的后端”，这是相对于“前端”而言的。这个上帝的后端一直存在一种奇特的划分，有一个较低的上帝（阿里曼［Ahriman］）和一个较高的上帝（奥马兹德［Ormazd］）。关于这种划分的意义，施雷伯只能说出一点：较低的上帝更接近肤色较黑的人种（比如闪米特人），较高的上帝则亲近金发碧眼的民族（比如雅利安人）。到了这个高度，也就到了人类知识的极限。此外，他还告诉我们，“尽管万能的上帝是一个统一的结合体，并且必然以某种方式维持着他的统一”，但那较低的上帝和较高的上帝也必须被视为不同的实体；他们相互保持着联系，又各自拥有一个自我，也都各有其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也就始终在相互较劲，争占上风。对于不幸的施雷伯本人，在他的疾病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两个神圣实体也各自采取了极不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他⁽¹⁵⁾。(www.chuimin.cn)

在施雷伯法官健康状况良好之时，他对宗教事务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从未建立起对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坚定信仰。事实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了一种观点，可以有力地证实他这些妄念的全面真实性⁽¹⁶⁾。不管是谁，只要对施雷伯那个上帝之性质的某些特定细节有所了解（接下来我们会立即加以介绍），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变性观念随妄想症而产生的过程绝非水到渠成，而在他的拯救幻想中，也还保存着他过去一些怀疑论观点的残留。

在世界秩序中存在一道鸿沟，导致上帝的存在也受到威胁。借助一种无法理解的关联，活人的神经可以对上帝的神经发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这些人类神经高度觉醒之时），其强度甚至足以将上帝紧紧攫住，使他再无法脱离。因此，上帝的存在受到了威胁。这种非常罕见的事情就发生在舒雷伯的身上，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痛苦。上帝的自我保存本能也在这种状态下被唤醒，由此上帝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其实远不如宗教中所描述的那般完美。施雷伯的那整本书都贯穿着他的痛苦控诉，他认为，上帝根本不理解活人，因为他只习惯于跟死人联系。

“然而，在这里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从那以后，这种误解就贯穿我的生活，而其根源则在于这样一种认识：根据世界秩序，上帝并不了解活人，也没有那个必要，他只需遵照世界秩序的规定，同死人发生联系。”——“我确信，那一定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关：上帝不知道如何同活人交流，而且已经习惯于面对死人或睡梦中的人。”——“难以置信，我个人也如此认为。对于任何的另外一个人来说，关于上帝其实完全不具备正确认识活人的能力的观念必然都是难以接受的，而我本人也是在无数次的观察之后，方才承认了这种想法；但是不论如何，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是上帝本身发起了针对施雷伯的阴谋，如果上帝竟然把这位法官当作白痴并将最严峻的考验加到他身上，那么这只可能是出于上帝对活人抱持的误解。为了躲避这种责罚，他听从了一种非常招人厌憎地“强迫性思维”——“一旦我的思维停止，上帝立即就会得出结论，认为我的精神力量已经湮灭；在他所希望加诸我精神之上的那种破坏（愚蠢）之后，他就会感到满足，并找到抽身离开的机会。”

在排泄（或大便）的冲动方面，上帝的行为引起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屈辱感。关于这部分的段落实在是太典型了，我将把它们完整地摘录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参考施雷伯的这样一种认识：不论是奇迹，还是那个声音，都是出自上帝（也就是说，圣光）的。

“在这里，我必须多费一番笔墨在先前提到过的一个意义特殊的问题上——‘那么，你为什么不拉……呢？’——不管我现在不得不触及的这个话题是多么的不成体统。正如其他与我身体有关的事情一样，排泄的需要也受到来自奇迹的刺激。这种刺激出现在排泄物沿肠道下行之时（有时也在其反向移动时出现）；如果遇到因日常排泄而导致缺少该类物质的情况，那么至少，我的肛门内始终还附着少量肠道内容物的残余。这是一个奇迹，由较高的（upper）上帝创造的奇迹，它每天都会重复发生多次。我有一种与此有关的念头——它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只能归结为上帝对作为有机体的活人的不了解——那就是：‘拉……’可说就是最终的环节，于是，通过以奇迹调起大便冲动的方式，破坏智力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圣光也就由此得到了彻底抽身的机会。在我看来，要从根本上理解我这种念头的产生，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的一种基于排泄行为之象征含义的误解，即：一个与圣光的关系密切如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获得了向整个世界排便的权利。

“此外，从这当中也可看出那种针对我的诡计是多么的用心险恶⁽¹⁷⁾。在我的排泄需求被唤醒的时候，几乎总会有我身边的某个人被差遣到厕所中来——以刺激他们的神经的方式——意图阻止我的排泄。这么多年来，这种现象总是规律而且频繁（多达上千次）地出现，所以说，巧合的解释根本站不住脚。每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么，你为什么不拉……呢？’——我总是会给他们这样一个绝妙的答案：‘也许那是因为我蠢。’这个对人的天性一无所知的瞎眼的上帝，他能够想象得出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么？这个人竟然和动物们不同，会因愚蠢而排不出便！要说上帝具备这种见识，那是彻头彻尾的废话，要我把这种话写下来，我的笔也不会答应。当我感到那种必要并终于排便时，我通常都是在一个便桶上进行的，因为我总是在这种时候发觉厕所已经有人。每到这种时候，我的灵魂中就会同时涌起一阵最强烈的性欲快感。在排泄物加诸肠道之上的压力解除之后，性欲神经就会得到安宁。在排尿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由此看来，每到大小便之时，所有的圣光就都结合起来。正因如此，每当我打算调动这项自然功能之时都会遇到麻烦：某种力量试图——虽然从未成功——倒转（reverse-miracle）排便或排尿的冲动。”⁽¹⁸⁾

施雷伯的那个奇怪的上帝还有一个缺陷，他没有吸取教训的能力。“似乎是上帝本质中固有的某种特性让他不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因此，他会在连续数年间一成不变地重复同样的考验、奇迹、言辞，以至于反倒令他自己成为其迫害对象的笑柄。

“所以，情况就成了这样：在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乎每件事情里，上帝都在很大程度上显得可笑或者幼稚，一旦那些奇迹带给我的恐惧消退大半，它们就显出荒谬的原形。这一点对我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就是，我不得不经常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而扮演嘲弄上帝者的角色，如果这就是安排给我的命运，那么我将竭尽全力……”⁽¹⁹⁾

在施雷伯身上，这种对上帝的批判和拒斥也总是伴随着相反的念头。这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思维中：“在这里，我必须以最严肃的方式强调一点：这不过是前奏而已，我相信它必然会在我死后终止（如果在那之前它还没有结束的话）。所以说只有我一个人具备嘲笑上帝的资格，对于其他人来说，上帝始终还是万能的造物主，是天堂和世界的创造者，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未来的救赎；对于除我以外的人们来说，保持信仰和最大限度的敬意还是必需的。”

由此看来，在病人曾经提到过的灵魂的一般本质、第二个上帝的自我保存需要，以及弗莱希格的灵魂对他的关键性影响等主题中，也包含有他的反复的努力，试图为上帝对他所做的一切辩护，而其内容又和基督教神义论的所有要旨相符。总体来说，施雷伯的疾病被他本人视作以一人之力对抗上帝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获胜的是弱小的人，因为世界秩序是站在他一边的。

从这份医学报告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施雷伯的病例正是救世者幻想的一般形式；病人是上帝之子，肩负着从苦难或者毁灭的阴影中拯救世界的使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过我也没有放过施雷伯与上帝之关系这个细节。他的这种关系对于人类其他成员的重要性很少在《备忘录》中被提到，而且也只在妄念体系建立完备之后才出现；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鉴于他（施雷伯）个人已经吸引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圣光，于是死者们都无法得到幸福。另外，在病人的身上，将自己等同于耶稣基督的念头也是在疾病的极晚期方才出现的。

任何以施雷伯病例为对象的阐释，如果未能发掘出上述这种古怪的上帝观念，这种混合了敬意和拒斥的心理，就必然不可能通往真相。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转向另一个主题，一个与上帝关系密切的主题，即幸福。

对于施雷伯来说，幸福也就是“往生”——人类的灵魂在死后经过净化，得到擢升。他把这种幸福描述为一种无间断的快乐状态，与上帝的意志相通。这不是一种独创的想法，但在施雷伯身上也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他那里，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幸福的男女之别：“男性的幸福拥有比女性的幸福更高的地位，至于后者，其构成首先是一种无间断的性欲快感。”⁽²⁰⁾在该书的其他段落中，幸福与性欲快感的重合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述，且并不涉及性别差异；至于作为上帝之意志的幸福，其构成则不再被提及。比如说，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根据上帝神经的天性……幸福至少部分地是（如果不是等同的话）一种被强化了的性欲快感。”还有这段：“性欲快感可被理解为幸福状态的预演，它是作为幸福的前奏而赐给人和动物的。”所以说，天堂的幸福基本也可以被理解为尘世中性快慰的一个强化而持续的版本。

如果读者以为这种幸福观只是在施雷伯疾病的第一阶段中构成妄念的一种元素，而且会在后来因与其他观念的不相容性而被清除，那就大错特错了。直到1901年7月，在他的病例陈述里，这位病人还着重强调了这种被他本人视为伟大洞见之一的观点：“性欲快感的确和死者灵魂的幸福有密切联系，这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其他人认识到的。”⁽²¹⁾

事实上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正是这种“密切联系”，构成了病人的希望的基石——他一直寄望于同上帝达成和解，并为自己的苦难画上句号。“被吸收进施雷伯的身体就能得到性欲的快感”——当上帝的圣光在这一点上得到证实之后，它们的敌意就即刻消失了。也就是说，上帝本身就渴望在他身上得到性欲的快感，并且以收回圣光为威胁，迫使他保持淫乐的状态，持续为上帝提供纵欲的对象。

天堂的祝福竟然呈现出如此性欲化的特征，这既让人惊异，也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在施雷伯那里，幸福（Seligkeit）的概念其实来自德语selig一词，是这个词的两种含义——“死亡”与“性快感”——的浓缩混合⁽²²⁾。这种概念联系的发现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更换思考角度的契机。我们将从总体上详细考察这个病例与性欲以及性快感问题的关系。我们精神分析师一直拥护这样的一种观点：不论是哪种神经及精神疾病，其根源都主要埋藏在性领域。这种观点在我们中的某一些人是通过独立的临床分析得出的，而在另一些人则是理论推导的结果。

在梳理出所有这些关于施雷伯妄念体系的主干之后，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病例并非我们一直寻而未得的“反例”。这个案例中，性欲并不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施雷伯本人也曾无数次地表现出我们精神分析师的“偏见”。他总是同时提到“神经过敏”和“性的堕落”，就好像这两者本就密不可分一样⁽²³⁾。

在患病之前，施雷伯法官是一个在道德上十分严苛的人。他宣称：“只有极少数人是像我一样在那般严苛的道德规范中长大成人，而又像我一样终其一生选择恪守这些规范的——不仅是在性问题上，而且是在所有事务中。”对此，我也找不到任何怀疑的理由。在经历了那场剧烈的精神挣扎——这在他的病征中得到了明确的显现——之后，病人与性欲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他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保持性欲的快感乃是他的天职，也只有通过完成这一职责，他才可以结束那场爆发在他体内——或者，按照他的想法是围绕着他进行——的剧烈的冲突。淫乐就是“虔诚”，这就是那个声音告诉他的。对此，施雷伯本人也只有一点遗憾：他没有机会让自己持续地投入那种状态⁽²⁴⁾。

由此看来，沿着妄念中的两条主线前行，疾病带给施雷伯的改变最终也就是上述结果。在此之前，他倾向于禁欲主义，而且对上帝持怀疑态度；而在疾病发作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虔信的人，并且一心想着淫乐。不过，正如他所找回的那种（对于上帝的）信仰其实非常古怪一样，他为自己找到的性快感中也有非常怪异的成分。这不再是男性的性自由，而是女性的性感觉；面对上帝，他站到了一个女性的位置上，在他的感觉中，他就是上帝的妻子⁽²⁵⁾。

在他的整个妄念体系中还没有别的哪个部分如他的变性幻想般彻底——那甚至称得上是顽固。他所吸收的那些神经显现出女性淫乐神经的特征，并从其他方面为那些淫乐神经打上了些许女性印记。这尤其表现在病人皮肤的那种不常见于女性的柔韧性。每当他用手轻柔地按压身体上随便哪个部位时，他总是能感觉到皮肤底下的神经所呈现出的线条或纤维状的结构。这种感觉也出现在胸部（女性乳房的位置），“通过按压这种结构，尤其是在同时思索一些女性事务之时，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女性的感官快慰”。病人毫不怀疑地认定，这种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原先的上帝神经，它们在进入他身体的过程中基本不可能丧失其神经特质。通过一种被他称为“描绘”（即视觉想象）的方式，他可以同时给他自己和圣光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他的身体中充满了女性的乳房和生殖器：“在我身上描绘一个女性的臀部——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已经成为习惯，以至于每次当我俯下身子时都会如此这般。”他还希望能“勇敢地公告天下，不管是谁，只要看见我赤裸上身站在镜子前，都一定要把这景象当作一幅女性的半身像，尤其是在还有女式饰物出现的时候”。他还要求进行一次医学检查，以证实他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都布满了淫乐神经；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女性的身体上，而在男性——从他所意识到的来看——淫乐神经则只分布在性器官及其周边。神经在他身体内不断积累，灵魂中的性欲快感也随之增强，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让他只需一丁点想象的努力——尤其是当他躺在床上时——就可进入感官的快慰状态并得到非常清晰的预兆，知悉女性的性交快慰即将到来。

只要回想一下病人在疾病潜伏期内遇到的那个梦，也就是在他迁往德累斯顿之前的那个梦，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病人的变性妄念不过是对那个梦境的实现。在当时，他以一个男人的愤慨拒绝了那个梦，并在他的疾病中开始了抗拒这个梦之实现的斗争。他将变性视为病态意图将要强加给他的耻辱。可是到了后来（1895年11月），他开始与变性妥协，并将之同上帝的更高意图联系起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女性气质在我身上的成长。”

之后，他彻底相信了他的女性特质乃是上帝之所需，为的是他的满足：

“尽管当上帝和我在一起时我们其实都还孤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还是感到有必要调动所有可能的手段，以及我所有的精神资源，尤其是我的想象力，以使圣光以为我是一个沉溺在淫乐中的女人，还要在他眼中把我的淫荡形象保持得尽可能久；鉴于这已经超出了人类能力所及，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在一天的某些特定时刻保持这一形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上帝要求的是一种持久的快慰；这是与世界秩序为灵魂之存在所设定的条件不相违背的。满足他的这种要求，乃是我的任务……以灵魂的充分的淫乐。在此过程中，我也能得到一些感官快乐；鉴于我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和牺牲，作为一丁点补偿的这份快乐完全就是我应得的……”

“……根据我的观察，我还要提出一种大胆的观点：上帝其实永远不会真的抽离（这个过程首先必然导致对我的肉体安宁的更严重破坏），而是会毫无抗拒地、永远地接受吸引——前提是，我能始终保持那个独自淫乐的女人形象，而且始终把我的目光放在（镜中的）女性的形体上，始终看到女性的形象……”

由此看来，在施雷伯的妄念体系中，变性以及与上帝的特殊关系这两个关键元素其实正是经由他相对于上帝的女性属性而关联起来的。我们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找寻证据，以证明在这两个元素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而且内在的关联。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误区，我们越是费力阐释施雷伯的妄念，就越是接近康德在其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描述过的一种可笑现象：两人合作挤奶，一人动手，一人举着滤网，但他们挤的，却是一头公山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