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奥斯曼帝国以欧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权力；奥斯曼帝国完善军事奴隶制；不稳定的土耳其国家依赖持续的对外扩展；奥斯曼制度衰退的原因；军事奴隶制走进发展的死胡同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政论《君主论》写于1513年。其时，奥斯曼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将征服匈牙利，还将向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发起首次进攻。在该书第4章中，马基雅维利作出以下观察：

在我们的时代，两种各异的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国国王。土耳其整个君主政体由一人统治，其余的都是他的仆人。他将王国分割为众多桑贾克（sanjaks，编按：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区），派去不同的行政官，可以随意调换。而法国国王身处自古就有的领主中间，后者在国内获得百姓的认可和爱戴，享有自己的特权，国王不可予以取消，否则会有危险。因此，无论谁在觊觎这两个国家，你将发现很难征服土耳其，但一旦征服，维持非常容易；作为对照，在某些方面，你会发现攫取法国比较容易，但很难维持。^[1]

马基雅维利抓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它在16世纪早期的治理，比法国更加集中、更加非人格化，因此更加现代化。16世纪后期，法国国王攻击地主贵族的特权，试图创建同样集中统一的政权。他从巴黎派遣总督（intendents）——现代地方长官的前身——去直接管理王国，像治理各桑贾克的土耳其长官贝伊（bey，县长或区长），以取代地方的家族精英。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制度与众不同，以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建成了高度强大且稳定的国家，可匹敌欧洲其时的任何政权，治理着比阿拉伯哈里发或苏丹所打造的任何一个都要大的帝国。奥斯曼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有相似处，它们都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国家之外的社会参与者都相当薄弱，缺乏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奥斯曼政权仍受法律限制。）奥斯曼的国家制度是现代和家族制的奇怪混合体。家族制一旦以现代因素为代价来保护既得利益，国家制度就会衰败。奥斯曼帝国完善了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制，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精英把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天性。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行政制度，即土耳其苏丹随意派遣和调换去外省的行政官，其根源在于，奥斯曼帝国尚是新兴的征战朝代，没有古老的制度可以继承，只能创建全新的制度。蒙古人13世纪的征服把一系列土库曼（Turcoman）部落，从中亚和中东赶到小亚细亚西部的边境地区，使之夹在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塞尔柱（Seijuk，自1243年起成为蒙古伊儿汗国的属国）苏丹国之间。这些部落组织起来，向拜占庭发动攻击（gaza）。领袖之一的奥斯曼（Osman）1302年在巴菲翁（Baphaeon）打败拜占庭军队，因此而声名鹊起，鹤立鸡群，吸引其他边境领袖前来投靠。于是，宛如暴发户的边境国家奥斯曼得以站稳脚跟。它东西出击，以征服新领土，并向周边的成熟国家借用现成制度。^[2]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15世纪的西帕希骑士（sipahi）和其封地蒂玛（timar，养马的意思）。最小的封地只有一至数座村庄，其税收只能负担拥有马和其他装备的单名骑士。较大的封地叫扎美（zeamet），分配给称为扎伊姆（zaim）的中级官员，高级官员分到的封地叫哈斯（has）。骑士或扎伊姆住在自己的封地，向本地农民征收实物税，通常是每个农民每年上缴一车木材和饲料，再加上半车干草。该制度是拜占庭的，奥斯曼帝国只是信手拈来。像欧洲的领主，骑士也提供地方政府的功能，如安全和司法。他还要想方设法将实物转换成现金，以支付装备和奔赴前线的旅费。较大封地的主人被要求提供第二名骑士，包括侍从和装备。整个制度称作迪立克采邑制（dirlik），迪立克意即生计，这也是它的功能。其时的经济仅取得部分货币化，苏丹的军队由此获得维持，无须增税以付军饷。^[3]

地方政府围绕桑贾克组成，包括数千平方英里和将近十万人口。奥斯曼帝国征服新领土，便组成新的桑贾克，并实施详尽的土地清查，列出每个村庄的人力和经济资源，目的就是为了纳税和分配封地。起初，用于各地的规则因地制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领土的快速增加，法律和规则趋于统一。^[4]桑贾克长官贝伊不是从本地招聘的，而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指派。跟中国的地方官一样，他们任职三年后必须改任他职。^[5]参战时，他们又是率领自己治下的骑士军队的将领。^[6]比桑贾克级别更高的行政区是州（beylerbeyilik），他们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区域。

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迪立克制度与欧洲封建制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土耳其封地不能转换成遗传财产，不能传给骑士的后裔。由于新兴帝国的多数领土都是新近征服的，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约87%在1528年获得），封给骑士的期限只是他的一生。封地是为了换取军事服务，如果没有提供军事服务，苏丹就可收回封地。跟欧洲不同，大片封地的主人不可再作进一步的分封。骑士太老不能参与战役，或中途夭亡时，他的封地便要上缴，被分配给新骑士。骑士的地位不可遗传，军人的孩子必须回归平民。^[7]在封地上耕种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不像他们的主人，其孩子可继承这种使用权。^[8]所以，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仅一代的贵族，防止了享有资源基础和世袭特权的强大地主贵族涌现。^[9]

防止领土贵族的出现还有其他实际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经常处于战争，因此要求骑士在夏季前来报到候战。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封地主人外出，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骑士与封地的联系。有时，骑士必须在他处过冬，妻子和孩子要在家里独立谋生。骑士经常利用外出机会，挑上新的配偶。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贵族与封地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欧洲发展中是异常重要的。^[10]

迪立克采邑制得靠军事奴隶制，不然就会管理失当。奥斯曼帝国以阿拔斯王朝、马穆鲁克和其他土耳其统治者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但剔除了使马穆鲁克制度失灵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文官和军官之间有明确差别，后者严格服从前者。军事奴隶制始于苏丹家庭的延伸，像阿尤布的马穆鲁克。但又有不像之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一直保留对军事奴隶制的控制，直到帝国晚期。王朝原则仅适用于奥斯曼统治者的家庭。不管职位多高，才能多大，奴隶永远都不能成为苏丹，或在军事机构中创建自己的小朝廷。因此，文官政府可建立招收、训练、晋升的明确规则，侧重于建立高效的军事管理机构，不必担心其以军政府名义夺取政权。

为了防止军事机构中的小朝廷，遂定下有关孩子和遗产的严格规则。禁卫军的儿子不得加入禁卫军，在帝国早期，他们甚至不得结婚和组织家庭。皇家禁卫骑士（sipahis of the Porte）的儿子可加入骑士团队充任侍从，但孙子绝对不可。奥斯曼帝国似乎一开始就明白，军事奴隶制就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的世袭精英。军事奴隶制中的招收和晋升全靠能力和服务，他们的奖励是免税地位和庄园。^[11]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派驻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宫廷的大使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提及，缺乏世袭贵族的事实允许苏丹挑选奴隶，全凭能力来提拔，“出身于牧羊人的杰出大维齐尔，欧洲评论家对他一直着迷不止”。^[12]

奥斯曼帝国改善了马穆鲁克制度，将招募进执政机构的非穆斯林奴隶（askeri）与帝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百姓（reaya）严格分开。后者可有家庭和财产，可将财产和土地遗传给子孙。他们也可根据宗派附属关系，组织成半自治的社区米勒特（millets），但不能成为执政精英的一员，不能携带兵器，不能当兵或在奥斯曼政府中当官。非穆斯林奴隶的干部通常每年更新，因为年年都有新招募的基督徒。他们被切断与家庭的关联，只对奥斯曼国家效忠，没有行会、派别、自治协会，一切忠诚献给统治者。^[13]

有证据显示，初期的奥斯曼帝国没有实施最大化征税。说得更确切些，他们视自己为监护人，除了较低水平的征税，还在保护农民对抗更像有组织犯罪的精英。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发生财政困难，苏丹不得不大大提高征税水平。

继承于早期中东政权的自我约束已融入奥斯曼的国家理论。波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曾说，“如有公正和适度，百姓将生产更多，税收将增加，国家将变得富强，公正是强国的基石”。^[14]这里的“公正”意味着适度的征税。^[15]我们可能发现，这无疑是里根执政时流行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中东版本：低税率给予个人较多奖励，个人因此生产较多，最后的总税收也水涨船高。这种想法获得早期土耳其学者的赞同^[16]，并进入所谓的公平圆圈（circle of equity），由八条谚语组成：

1. 没有军队就没有皇家权力。

2. 没有财富就没有军队。

3. 百姓生产财富。

4. 苏丹以公正统治来留住百姓。

5. 公正需要世界的和谐。

6.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花园的围墙。

7. 国家支柱是宗教法律。

8. 没有皇家权力，宗教法律就失去支持。

这些谚语通常环绕一个圆圈写下，到了第八条再轮回到第一条。这显示，对皇家权力（第一条）来说，宗教合法性（第八条）又是不可或缺的。^[17]这是一份异常简洁的声明，阐述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公正（包括税率）、宗教合法性的相互关系。这表明，土耳其统治者的目标不是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是平衡了权力、资源和合法性的综合国力最大化。^[18]

与同期的欧洲君主政体相比，奥斯曼制度有个重大缺陷，因此而变得不稳定，那就是缺乏成熟的长子继承制或其他继承规则。按照中东的古老传统，统治者的继承权在上帝手中，建立继承规则有悖上帝的愿望。^[19]在继承权未定时，不同候选人急需禁卫军、宫廷官员、乌里玛（ulama，教权阶层）、行政机器的支持。苏丹青春期的儿子跟导师一起去不同省城，以获取总督的工作经验，最靠近首都的儿子在影响禁卫军和宫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苏丹死后，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偶尔，苏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抢班夺权。在这些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残杀在所难免。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1595—1603年在位）夺权时，在宫殿里处决了十九个兄弟。他终止将儿子送去外省的安排，让他们住在宫殿内特别居所，其生活宛如囚犯。^[20]有人会说，这种制度确保新苏丹将是最严厉最残忍的儿子。但没有制度化的继承规则，往往造成致命弱点，在继承期间容易受到外国威胁，并让制度中的参与者获得过度的影响力，如仅是苏丹代理人的禁卫军。

奥斯曼帝国混乱的继承机制，让人们怀疑其制度在总体上的建制化。像处理中国情形一样，马克斯·韦伯也把奥斯曼制度归为家族制，而不属于现代。如果把“家族制”定位为整个政府听从统治者家庭，一切取决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奥斯曼制度确实如此。几乎国家的所有雇员，其正式地位都是奴隶，这表明苏丹对整个官僚机构享有绝对控制权。跟中国皇帝一样，他可以命令处决上至大维齐尔（首相）的任何官员。苏丹还有权更改制度上的任何规则，如苏莱曼一世决定放松禁卫军不得组织家庭的禁令。

另一方面，不管苏丹在理论上的权力，他治下的政府照章办事，所作的决定可以预测。首先，奥斯曼苏丹受穆斯林宗教法律——伊斯兰教法（sharia）——的束缚，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君主，苏丹正式承认上帝的主权和法律，他自己的权力只是来自上帝的委托。法律的监护人是庞大庄严的宗教机构，乌里玛（神职学者）解说法律，主持宗教法庭，裁决家庭、婚姻、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对日常层次的执法，苏丹不予干涉。私人产权和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受到类似保护（参看第19章）。甚至混乱的继承权争斗，在一定意义上也以伊斯兰法律为依据，其原则就是禁止长子继承权。

奥斯曼政府照章办事，还出于代理制的需要。绝对统治者必须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委托给代理人，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由于专长和能力，代理人开始营建自己的权力。这在统治像奥斯曼帝国这样辽阔、多样、复杂的地域时，尤其如此。

很奇怪，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却是奥斯曼帝国最现代的特征之一。在功能上，它的目标与中国科举完全相同：都是国家非人格化招聘的来源，确保源源不断的候选人面对激烈的选择，只效忠于国家，与家庭和亲戚没有牵连，以攀高位。与中国相比，它比较不合理，因为它只允许外国人参与。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家族化，可以撇开与家庭或地方藕断丝连的本地精英。^[21]

衡量国家制度现代性的另一尺度是法律和程序在帝国的统一。理所当然，中国人设下了最佳标准，很早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统一行政制度，很少例外。奥斯曼制度则允许较多的差异，帝国的中央地区、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开始实施相当统一的规则，如土地租佃、征税、司法等。奥斯曼帝国强迫奴隶军改信伊斯兰教，但没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外省的行政机构。希腊人、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人，虽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权利，但仍能组织半自治社区。这些社区的宗教领袖负责财政、教育、执法和其他有关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务。^[22]离帝国的中心越远，地方上的制度就越偏离核心规则。在1517年打败马穆鲁克之后，中东的重要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汉志（Hejaz，现代沙特阿拉伯沿红海的西部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马穆鲁克获准保留自己的军事奴隶制，但必须承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汉志则实施自己的特殊规则，因为拥有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现是穆斯林的监护人。

奥斯曼制度的衰退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帝国的地理极限，以及人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土耳其，而且影响了所有的农业大国。内部因素包括军事奴隶制的崩溃、禁卫军由国家权力的工具蜕变成既得利益团体。

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制度一开始就是一个征服王朝，依赖领土的持续扩张来增加税收和封地。到16世纪3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面对两条战线，相隔几乎两千英里：在东欧与奥地利人对峙，在波斯与新近崛起的萨非王朝（Safavid）争锋。奥斯曼帝国虽能动员其人力的大部，但军队不能整年驻扎在外。以当时的技术，他们开发了先进的物流制度，但军队仍需在春天聚合，行军数百英里，奔赴前线。第一次征服维也纳败北，因为军队抵达维也纳郊外已是1529年9月27日，围攻不到三个星期，就不得不放弃，因为军队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类似的局限也存在于波斯前线。^[23]

奥斯曼帝国为此决定全年防守匈牙利，并改善海军，以开展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他们继续赢得战利品（如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直到17世纪中期。但是，轻易的领土征服到16世纪中已近尾声，武装的外部掠夺不再是经济租金的良好来源。这给内部统治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更高水平的资源榨取必须来自帝国核心地区，而不是边境地区。没有新的基督教领土，也就减少了征募制人选的供应。

另一个外部发展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互为表里。从1489年到1616年，小亚细亚谷物的恒定银价上升了400%。很多学者将价格上升归罪于来自西班牙新大陆的金银增长，但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认为，有理由说奥斯曼帝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事件，因为没有找到新金银进入奥斯曼土地的证据。实际上，政府因为白银短缺而一再降低铸币的含银量。更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从1520年到1580年，小亚细亚的人口增长了50%到70%。从1520年到1600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十万增至七十万。这种人口增长同时也在欧洲和中国发生，原因不明，但一定与15世纪摧毁欧亚大陆人口的瘟疫的退潮有关。戈德斯通认为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再加上人类由此而增强的免疫力。^[24]

这些变化大大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制度，通货膨胀使采邑制度愈来愈靠不住。采邑的骑士靠土地生活，但另有土地和军事装备的货币开支，现在变得不堪忍受。很多人拒绝参与战役，另外的干脆放弃封地，开始组成掠夺农民和地主的强盗帮派。驻扎在城市的禁卫军，为应付开支，获准从事手艺人或商人的民间职业，这模糊了奴隶和百姓之间的明显界限。有些禁卫军当上财政官员，操纵采邑登记以谋私利，或授予自己土地，或分配土地给百姓以换取贿赂。^[25]

16世纪晚期，中央国家也面对财政危机。火器的引进使曾是15世纪奥斯曼部队支柱的骑士变成老皇历，国家必须以骑士为代价迅速扩充步兵。从1527年到1609年，禁卫军的人数从五千增至三万八千，再增至1669年的六万七千五百。此外，政府开始招募无地农民（sekbans）充任临时火枪手。^[26]不像自我负担的旧骑士，这些新式步兵需配备现代武器，领取现金薪水。所以，政府急需将征税得来的实物，转换成已是经济交易基础的现金。骑士人数的跌幅相当于步兵人数的涨幅，放弃的采邑现在租给私人经营者，出身于非奴隶的税务承包商向他们征收现金。先前，政府约束对农民的剥削，现在为应付财政收入的燃眉之急，也就顾不上了。^[27]

考虑到财政困境，军事奴隶制的规则受到腐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马穆鲁克的经验，阻止奴隶军人将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规则很难执行，因为这有悖人性。奥斯曼帝国的原始制度非常严格，规定禁卫军坚持独身，不得组织家庭。但在制度内部，一直有放松规则的压力。当遇上与日俱增的财政压力时，政府只得作出让步。这一过程始于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12—1520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先允许禁卫军结婚和组织家庭。随之，这些禁卫军又向宫廷施加压力，允许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这发生于塞利姆二世（Selim Ⅱ，1566—1574年在位）时期，设立了专收禁卫军儿子的定额。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在1638年正式废除征募制，这等于确认了禁卫军子承父业的纳新制度，甚至百姓也被允许加入军人阶层。^[28]晋升不再依据规则，愈来愈靠国家制度中的私人关系。以前局限于宫廷政治的家族制，现在扩散到整个体系。^[29]

跟布尔吉马穆鲁克一样，将禁卫军与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也受到蛀蚀，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福利和家庭，变成一个为己谋利的利益团体。纪律趋于崩溃，禁卫军开始定期在首都发动骚乱，以抗议薪酬的拖欠或铸币的贬值。跟马穆鲁克相似，他们与民用经济挂钩，收购商业，或提取被人遗弃的采邑的租金。^[30](www.chuimin.cn)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它还维持了三百多年，直到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奥斯曼帝国仍能展示令人惊讶的精力，例如17世纪的下半世纪，科普鲁律（Köprülüs）大维齐尔得以在帝国的中央省恢复秩序，在地中海继续扩张，征服克里特岛，并于1683年再一次向维也纳发起进攻。^[31]但这次中兴又遭逆转。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在波斯崛起，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长期战争。奥斯曼帝国鼓励在全国贯彻逊尼派的正统观念，并杜绝外部新思想。它发现自己愈来愈无法赶上邻近欧洲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从而不得不割让领土，每隔十年再来一次。虽然如此，土耳其仍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打败英国人，进入20世纪时，继续是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权。他们凭借自己创造的制度基础，集中权力，其规模在那个地区是空前的。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队，以非人格化的择优标准，挑选和晋升有限的外国招聘对象。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东社会的部落机构的局限。

此外，奥斯曼帝国创造了可从中央遥控的省级行政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他们实施相对统一的规则，确定经济的日常运作，维护辽阔帝国的治安。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奥斯曼帝国从没允许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贵族涌现。所以，不像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苏丹也无需向贵族讨回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比15世纪同期的欧洲政治组织更为成熟和先进。

就集权和支配社会的能力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不像同期的欧洲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的本土国家，而更接近于中华帝国。跟中国类似，它只有很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团体。如马基雅维利所注意到的，没有古老的贵族血统，没有获得宪章的独立商业城市，没有民兵组织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庄没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会规则组织起来。

奥斯曼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驱者，其不同于中国之处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它能否限制国家的集权，说到底，取决于宗教权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21章讨论法治起源时，将回到这一题目。）

就全球的政治发展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核心力量的军事奴隶制只是一条死胡同。它的产生基于一种担忧，同样的担忧促使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今天，中国科举制度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管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军事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从世界政治舞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为它是合法的。问题不在奴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西方都视奴隶制为合法制度。欧洲人或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奴隶后来又变成政府高官。

从14世纪到16世纪，军事奴隶制充任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对各种内部矛盾，不能幸免于16世纪晚期帝国面临的外部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没发展出本土的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取得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只能依赖粗放式增长来增加财政资源。经济和外交的政策失败，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无法承受。它继续生存于20世纪，多亏了创新的苏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改用西方制度。但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权，继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依据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则。

[1]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Harvey C. Mansfield译，《君主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17—18页。

[2]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8页。

[3]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7页；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9—13页。可在俄罗斯找到平行制度，名叫给食（kormlenie）。

[4]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14—15页。

[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6页。

[6]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24页。

[7]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6页。

[8]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9页。

[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14—115页。

[10]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8—40页。

[11]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66—70页。

[12]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31—32页。

[1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8—59页。

[14]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5页。

[1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28页。

[16] 例如写于1069年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献给了喀喇汗国（Karakhanids）的突厥统治者。它称：“控制国家需要庞大军队；支撑军队需要大量财富；若要取得财富，民众必须繁荣；若要繁荣，法律必须公平；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引自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6页。

[17]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8页。

[18] 奥斯曼农民在帝国早期为何只承担了较轻的税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给出了另一原因。由于征募制，执政精英自己来自巴尔干半岛和其他贫穷农村；军人兼行政官比较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对百姓抱有同情。他还指出，帝国核心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得以承受较轻的税赋，全靠在帝国边境不断掠夺。组成军队大部的骑士都是自给自足的，依靠自己的封地。支撑军队扩展的税赋基础非常局限，所以，扩军就需要征服新领土，以设立新封地。我们将看到，帝国扩展到极点而被迫在核心地区增强税收时，该制度便开始倒塌。参见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2页。

[1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9页。

[20]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0页。

[21] 马克斯·韦伯将奥斯曼制度定性为家族制。事实上，当代政治学家用韦伯的“苏丹制”来描述建制化很糟糕的制度。其理由在于，奥斯曼制度的最高层确实很少遵循规则，所以仍属家族制。相关人士自由参与竞夺的继位制，就是其中的一例。像波斯、罗马、中国和其他帝国，统治者的家人和宫殿侍臣易受随意的伤害，由于他们都是零和权力斗争中的潜在参与者。苏丹可以任命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充当总督和军队高级将领，他确实这么在做。如想升任为维齐尔，或大维齐尔，全凭荫庇网络和私人影响。政治权力和私人财富，就要看与宫廷和苏丹的私人关系。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1025—1026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0—32页。

[22]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9页。

[23]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42页。

[24]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355—362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51—52页；参阅Omer Lutfi Barkan和Justin McCarthy，《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中东经济历史中的转折点》（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6卷，第1期（1975年）：3—28页。

[25]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9—90页；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3—364页。

[26]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27]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5—366页。

[28]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60—610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页。

[29] 奥斯曼制度的故障已呈现很多症状。17世纪初，乡村发生一系列强盗部队的叛乱，很多是退伍的辅助军人。他们曾是农民，学了军事技能后回到自己村庄，却找不到就业机会。有些强盗部队竟聚众两万人，到17世纪的头十年，中央政府已失去对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的领土控制。该现象是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的题材。另请参阅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30]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92页。

[31]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