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就在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在西北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张学良和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并取得进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扩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营垒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将陕甘一带的“剿共”主力部队从西北地区调往湖南，从而使甘南地区的敌人兵力空虚。这样，就给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及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有利时机。

在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已向党中央表示6月底将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两军会师以后，党中央即催促抓紧有利时机，迅速北上。7月1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致朱德、张国焘等祝贺两军会师的电报即指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欢迎你们“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并说“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¹⁹⁾

为了加强对红二、红六军团的统一领导，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早在5月25日，中共中央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致红军总部的电报中，便使用了“四、二方面军”的称谓。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²⁰⁾这样，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成的红三十二军，就正式划归红二方面军序列，分别由罗炳辉和袁任远担任军长和政委。中央的这一决策，把红二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杜绝了张国焘对这支英雄部队染指的企图。

7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按照既定的北上部署，分三路纵队陆续出发北上。集结在炉霍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于7月2日出发，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集结在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一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及第三十二军（后编入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于7月3日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集结在绥靖、崇化地区的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及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由于这次北上目的明确，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

这次北上，首先要跨过茫茫草地。对于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三次过草地了。由于有了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各部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筹集到一些粮食，炒熟后装进干粮袋中，这是每个红军指战员的必备行装。

为了能使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许世友率领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已于6月27日出发打前站，为后续部队开路，筹集粮食。他们经色曲河、西坝寺、壤塘至阿坝，一路上经过数十次战斗，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为后续部队过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贺龙在甘孜主持召开了红二方面军各师、团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各部队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干部会议，搞好政治动员，加紧进行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短短的几天中，红二方面军每人准备了十天的干粮，并大部分解决了帐篷、骡马、草鞋等。考虑到重伤病员过草地将会遇到更大困难，经过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将他们寄养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各部队卫生机关也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筹集药品，制作简易担架，以便在行军途中收容、诊治伤病员。

继朱德、张国焘率领左纵队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出发后，左纵队的红二方面军分两路，也出发北上。7月6日，陈伯钧、王震率红六军团从甘孜东谷出发，途中同红三十二军会合，向阿坝地区进发。贺龙率红二军团担负总断后和收容任务，于7月14日从甘孜的东谷出发，经西倾寺、壤塘向阿坝前进。为了能使红二方面军顺利走过草地，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时，特地把直属队所有的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了下来。

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于7月26日到达阿坝，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会合。在阿坝地区，红二方面军作了短期筹粮之后，便于7月30日至8月初相继进入茫茫无际的大草地。据王恩茂回忆：“从甘孜到包座除了阿坝有人烟外，其余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烟，我们行军20多天，行程1000多公里，都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特别是“从阿坝到包座一路基本上都是水草地。通过水草地比通过旱草地更困难”。“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大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人被冰雹砸伤了，有的骡马被打死了。草地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们白天行军还能勉强承受，但夜晚露营就很难过了”，“有不少体弱的同志经过草地长期露营经受不住风吹雨打的折磨而死亡”；到了水草地，如果不小心，或者走错路，更“会掉下稀泥坑里去，遭受灭顶之灾，我们部队有的人和骡马走错了路，就掉进了稀泥坑里而死亡”。⁽²¹⁾

除了恶劣的天气和可怕的泥沼以外，当时对红军指战员的另外一个严重威胁，就是饥饿。在进入草地之初，每人每天还有三两青稞面粉，再拌上点野菜度日，但不久就断了粮。红军指战员只好依靠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误食毒菜、毒草以后，全身浮肿，中毒身亡。到了后来，连野菜、草根也采不到了，甚至连皮带、枪带、皮鞋、马鞍也火烧水煮着吃了，有的甚至到牛粪里去拣那些牛没有消化的粮粒。据当时的材料说：

……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是含着草的。特别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看到。

……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者很少，已被前头部队摘光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甚是很难支持下去。⁽²²⁾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指战员因饿、冻、病而死。据王恩茂回忆：“只是从甘孜到阿坝这一路，饿死、冻死、病死的就有750多人，从阿坝到包座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就更多。”⁽²³⁾尽管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红军战士还是始终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心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茫茫的草地上，围着篝火，唱起了新编的《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三尺长，
草地荒原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
野火烧熟分外香。
一段用来煮野菜，
一段用来熬鲜汤。
有汤有菜花样多，
留下一段战友尝。⁽²⁴⁾

为了战胜困难，贺龙组织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吃的东西。他还亲自去到小河边钓鱼，把钓到的鱼分给伤病员吃。他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要吃。要革命就得吃！”贺龙骑的枣红马，随他转战南北多年，不光救过他的命，而且还救过许多伤病员，是他最心爱之物。望着战士们因饥饿而浮肿的脸庞，贺龙狠了狠心，让人把他的枣红马拉去杀了，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吃。当战士们后来发现贺龙的枣红马不见了，才知道他为了大家，把枣红马杀了，于是心里一阵难过。贺龙发现大家情绪不好，问道：“同志们，为什么这么没精打采呀！是不是被困难吓倒啦！”“不！不是怕困难，是大家吃了总司令的马，感到……”有人回答。贺龙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吃了马肉，应该有精神才对呀！挺起胸膛，让我们一起前进吧！闯过草地胜利就是我们的！”⁽²⁵⁾贺龙的这些话，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

在草地行军中，除了饥饿、疾病的折磨外，红军指战员还经常遭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敌人骑兵的袭击。当红四师到达噶曲河边时，刚由师长调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的郭鹏，于8月4日只身单骑赶到前边视察部队宿营地时，不幸被隐蔽在草丛中的敌人骑兵击中，倒在河里，等战友们闻讯赶到救援时，已昏迷不醒。当送到红四师卫生部时，发现子弹仍留在髋关节内，伤口已感染，发着高烧，伤势十分危险。如果不把子弹尽快取出来，伤势继续恶化，就有生命危险。郭鹏听说要动手术，坚定地表示：“死，我不怕；但我现在不能死。我配合治疗，重新站起来，再返杀敌战场！”于是，医生们连夜将他体内的锡弹取了出来。第二天，战士们抬着他继续上路。当时负伤未愈的红四师政委方理明、政治部主任朱辉照，还在马背上编了一首顺口溜：“师长探路遭枪击，落水漂流几十米，幸得战友来搭救，抬到师部宿营地；天是被褥床是地，医生摸黑做手术，相互配合手术好，伤愈归队去杀敌。”⁽²⁶⁾

从甘孜出发以后，任弼时便按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暂时离开红二方面军，随红军总部行动。在这期间，他为党和红军的团结，作了不懈的努力。在过草地时，他终于和一直在前线的徐向前会面。见面后，他就党和红军的团结问题，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²⁷⁾(www.chuimin.cn)

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邓发、刘少奇等，说：“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为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为此，任弼时提出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也要参加，并要求共产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会议应总结反第五次“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产生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万一对粉碎“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不能在这一会议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中共中央对任弼时的电报十分重视，7月12日张闻天复电表示同意，说中央正在考虑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

后来，任弼时在致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等人的信中，谈到他这段工作时说：

……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²⁸⁾

任弼时为了革命的大局所做的这些促进团结的工作，得到了许多人的高度评价。陈伯钧看了这封长信后，在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²⁹⁾陈云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³⁰⁾徐向前说：“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³¹⁾

中共中央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迎接抗日斗争的新高潮，寄予了厚望。因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始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心。中共中央不断地向北上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通报敌情，介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鼓励两个方面军战胜一切困难，团结前进；同时还动员红一方面军和陕北苏区全体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配合、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7月27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吴溉之任秘书长，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红二、红四方面军“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告知“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希望朱德等人将北上情况及时电告中央。⁽³²⁾

7月底，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占包座。8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³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于当日复电中央，表示：“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³⁴⁾

中共中央接到朱德等人的电报后，于8月3日复电：“接八月一号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³⁵⁾

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由松潘草地北上后，于7月29日和30日向川康甘青四省各部队发布命令，要其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将红二、红四方面军封锁在草地内，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敌人的具体部署为：在甘肃省内设两条封锁线。第一条封锁线沿黄河、洮河经岷县，西起临潭，南至踏藏，以兰州、临洮、岷县、西固（今舟曲）、南坪、文县为重点；第二条封锁线由兰州至天水以南，以定西、天水为重点。上述两条封锁线由朱绍良、于学忠分段指派负责指挥官，派兵驻守。青海省境内由马步芳负责，设两道封锁线。第一线为沿黄河从甘边到贵德；第二线为沿西宁自新城对岸至湟源。四川省境内设多道封锁线，第一线为松潘、漳腊、踏藏，由孙震率12个团兵力驻守小河营、水晶堡、平武等地。重庆行营还要求朱绍良速派兵向西固、文县、南坪推进，联络孙震部，相机夹击红军；要求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各派兵一部，分别出卓克基、马塘、丹巴追击红军。敌人围堵命令下达时，红四方面军已相继走出草地到达包座。稍后，红二方面军也在8月8日通过草地到达上包座。敌军各部接到命令后，仓促布防，加之两广事变后胡宗南部南调后甘南兵力空虚，因此，敌重庆行营的围堵部署实为纸上谈兵而已。

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的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西北局于8月初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

8月5日，朱德总司令签发《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规定：“我军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战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面进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灭敌人为目的。”⁽³⁶⁾《计划》将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以红三十、红九、红五军组成第一纵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陈昌浩任政治委员，8月5日至10日由求吉寺、包座出动，主力经瓦藏寺出哈达铺、岷县并攻击占领之。该纵队并以相当兵力组成右侧支队，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敌人佯动。以红四、红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由王树声任司令员，詹才芳任政治委员，8月7日、11日分别由包座出动，以夺取洮州旧城，消灭该地敌人为目的。成功后主力向临洮方面活动，并以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翼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由贺龙、萧克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8月12日先头由包座出动，20日以前到哈达铺附近集中待命，担任策应第一、第二纵队任务。《计划》还规定：第一、第二纵队归红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统一指挥，第三纵队归第二方面军首长贺龙、萧克、关向应指挥，军委纵队随第一纵队行进。

8月5日，徐向前、陈昌浩率第一纵队由包座出发，向甘南地区挺进。8月9日，红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10日，红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随即开始了攻打岷县的战斗。

岷县古称岷州，为陇南重镇，东临迭藏河，西接子城后所，北俯深不可渡的洮河，南仰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地形险要，城墙坚固。这里是敌鲁大昌的老巢，他多年来苦心经营，除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外，还将二郎山与城连在一起，筑成了山城互相依托的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经过一天的战斗，红三十军扫清了城外围的据点，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县城。当晚8时许，红三十军从东、西两面，同时架云梯猛烈攻城，一部分战士冲上城头，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殊死争夺，歼敌1400多名，但终因敌居高临下，城防工事坚固，红军猛攻数次未破该城。18日，红九军接替红三十军继续攻城，红八十九师离开岷县，于第二天攻克漳县，随后攻克渭源。23日，红五军亦赶来参加攻城战斗，但终未攻破。后来鲁大昌看到自己已伤亡了3000多人，不得不要求停战谈判，表示只要红军停止攻城，走哪条路他都不放一枪。于是，红九、红五军以部分兵力围困、监视敌人，大部兵力在城周围进行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

在第一纵队围攻岷县的同时，第二纵队从包座出发后，大举挥师北进，红四军第十师攻克临潭旧城，随后与前来进犯的马步芳骑兵第一旅苦战一周，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20日拂晓前逼近洮州旧城。这是座很古老的县城，城防坚固。在妇女独立团一部的配合下，红十师忘记了连日急行军的疲劳和饥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该城，全歼守敌一个营。9月7日，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攻占通渭。

8月中旬，第三纵队在贺龙、萧克、关向应的率领下，由包座出发北进，9月1日到达哈达铺，随后由红六军团攻打礼县，继而向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发展。

岷洮西战役从8月5日开始，至9月7日结束，历时34天，是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进入甘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红军先后进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歼敌7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止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的计划，为红军立足甘南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