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西进康北征程 红军长征史：英勇迈进西进康北

初春的川康边，天寒地冻，没有一丝春意。远远望去，一座座雪山，漫山皆白，呈现出一片银色的世界。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又踏上了西进的征程。这时，支撑他们的是一颗颗火热的心和钢铁般的意志，鼓舞他们的是中央的关怀和北上的希望。

1936年2月11日至23日，红四方面军按照《康道炉战役计划》及《补充计划》，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分为三个纵队向西康省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和李先念率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先行，为全军开路。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行动。

进军路上，首先要翻越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海拔3000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于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越此山是在夏、秋季，而这次却是在冬末春初时节。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这首歌谣，道出了在这一季节要翻越它，更是难上加难。然而，红军战士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借鉴前两次翻山的经验，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

从丹巴向道孚进军途中，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其主峰党岭山顶天矗立，直插云间，有“万年雪山”之称，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红军战士们并没有被它吓倒，他们脚踏草鞋，身着单衣，向着它挺进了。徐向前后来回忆了翻越这座雪山的情景：

山上积雪终年，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在附近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像一道噬人生命的鬼门关。好在刘伯承、李先念带领前锋部队开路，已经翻过这座雪山，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我们住在丹巴的一个村子里，又向藏民作了调查。他们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每天下午要起风暴，人到那里，就别想活命。我们令部队充分做好征服大雪山的准备工作。规定每人带足三天以上的干粮；备有两双草鞋和一副铁脚码子；尽量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干柴；每个班、排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各级政治机关大力进行思想动员，号召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万众一心，向雪山进军。

总指挥部和七十六团一起行动。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高原地带，爬山特别费劲。越往上走，越觉得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气都喘不过来，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夜间，寒风怒号，大雪弥漫，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冰霜。有些同志被冻僵在雪堆里，长眠在折多山上。牦牛是个宝，数量虽少，但出了大力气。这种动物，不仅肉可食，皮可衣，而且适应高原的恶劣自然条件，驮运物资，爬山履雪，比马匹还顶用。我们通过党岭山后，那些驮着辎重的牦牛，把四肢收起，扒〔趴〕在雪地上下滑，一气就能滑下山去。同志们都风趣地把它们称作“革命牛”、“救命牛”。⁽⁴⁴⁾

徐向前和战士们一样，拄着木棍，顶着风暴，终于和先头部队一起胜利地翻越党岭山。他下令把一面红旗插在顶峰，让鲜艳夺目的红旗在风雪中飘扬，为后续部队指引前进的目标。

50岁的朱德，迎着风雪，迈着稳健的步伐，同战士们一起跨过了党岭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⁴⁵⁾

征服险恶的党岭山，又夺去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时任兵站部部长的吴先恩，后来在《党岭山上》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们正研究明天爬山的事，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部长——政委——”我们回头一看，见一个身上缠满了绷带的伤员爬到我们身旁；他那露在帐篷外的半截身子仍被埋在雪里。他吃力地抬起头，仰面看着我们。借着篝火的光亮，我们认出他是张营长。

我们赶快把他搀了进来，用身子顶住他坐在篝火旁边。

“他带着这样重的伤，深夜从雪里爬来干什么呢？”我心里反复地这样想着。

“部长，政委！”他瞪着两只深陷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政委，“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眼前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我想过了，把我们扔掉吧！”他怕我们打断了他的话，赶忙抢了一句，“这是为了革命着想呀！”

“每个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种子，只要我们活着，决不能把你们丢掉！”政委刚刚把话说完，又不住声地咳嗽起来。

“首长！我想过了，为了好好保存革命的力量，我才……”他的话突然停住了。他咬着牙关，忍着伤口剧烈的疼痛，汗水从两颊流到腮旁。他用手狠狠地抹了抹汗水：“我什么都想过了，从四川把我们抬到这里，一路上，给同志增加了多少负担，累死了多少同志啊！……我不忍心眼看同志们为我倒下去！留着你们……留着同志们革命吧！”他慢慢闭上了眼睛。

“张营长，张营长！”我俩齐声惊叫起来。

……

雪还在成团地落着，篝火只剩下几颗火星在闪烁。

度过了漫长的黑夜，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我们又踏上了征途。久病缠身的张政委仍是打起精神走在前面，每到坡滑路陡的地方，他就挥着双手喊：“同志们，走稳点！不要慌！”可是每次都被剧烈的咳嗽打断了。

走到昨天前卫营宿营的山崖下，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我们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他的拳头紧握着。跑上去掰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

“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

我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张政委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检查由面前走过的每一副担架，伤员们看到虚弱的张政委，站在这样危险的地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有的感激得流出泪来，担架员们也都说：“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队伍不停地前进，张政委依旧顶着寒风站在高地上。他一边咳嗽，一边喊话，每吐一个字都要用尽全身气力，“同志们！努力！前进，前……进……”

忽然他的沙哑的声音中断了，身子一歪倒在雪地上，警卫员吃惊地叫着：“政委，政委，醒一醒！”张政委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人们，又看看行进的队伍，吃力地站了起来，勉强笑了笑说：“你们走吧！我……我不行了！同志们！……全国人民在盼望我们……”他转身把脸紧紧贴在警卫员的脸上，而后又扑在我的身上，紧紧地和我握了一下手，无力地倒了下去。……

我们扒开积雪，含着泪掩埋了张政委，把他留下的那只怀表上紧了发条，迎着北风，踏着战友们没走完的路，继续向山上走去。⁽⁴⁶⁾

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征服了这座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翻越党岭山后，红军先头部队红三十军于3月1日一举攻占道孚，继于3月15日占领炉霍，随后乘胜前进，占领西康省东北部重镇甘孜。红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今新龙），俘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以下100余人，缴枪100余支，电台一部。红三十一军及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今乾宁），守敌李抱冰第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红三十二军及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进到道孚、炉霍。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在宝兴南关、大垭口多次与追敌激战，击溃敌二个团，完成后卫任务后，也向炉霍地区转移。

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于3月15日抵达道孚，随后进驻炉霍。在到达道孚的当天晚上，张国焘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面对南下碰壁的事实和红四方面军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他在报告中一面继续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吹嘘南下是“胜利”的，百般为其南下错误方针辩解；一面对部队中的不满言论和批评横加压制，说：“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同时，他在南下碰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公开提出向西北转进，“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进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⁴⁷⁾

到4月上旬，西进红军在康北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康北原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藏族的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上的统治者。这里喇嘛庙林立，尤其是县城的庙宇更是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象征着佛教的显赫地位。这里是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虽地域辽阔，但物产贫瘠，人烟稀少，再加上气候寒冷，对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都很不利。红四方面军原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筹集到必要的粮食、物资后，即刻北上。然而，就在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策应他们北进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根据朱德的提议，红四方面军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现地休整补充，接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

朱德、张国焘要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是各有各的考虑的。朱德后来在同原红二方面军的同志谈起这次决策经过时，说：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而“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⁴⁸⁾

在朱德、张国焘一再电示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几乎改变了这一决定。4月1日，林育英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指出：“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指出：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的机会。⁽⁴⁹⁾林育英的这一电报，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不知所措。只是由于朱德坚定不移的态度，才使红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摇。徐向前回忆说：“形势错综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⁵⁰⁾

就在决定红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等待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后，张国焘于4月1日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继续鼓吹“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继续攻击“毛、周、张、博的错误”是“退却逃跑”和“分裂红军”，但是，他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要用主力红军来准备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少数民族，争取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胜利，争取相机消灭李抱冰，拿下康定任务的完成，与二、六军的行动互相呼应”，“艰苦卓绝地为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而斗争。”⁽⁵¹⁾

同一天，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接连发布了《关于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战斗准备时期政治保证计划》等文件，并于4月制定了《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4月12日，朱德、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告诉他“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要求红四方面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这样“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和实现北上的胜利”。⁽⁵²⁾随后，红四方面军在“迎接二、六军团”、“北上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开展了整编、训练、筹集粮食和衣物等项工作。

红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多次往返雪山草地，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部队减员很大，从原来的8万多人减至4万多人。为充实连队，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新的任务的要求，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和独立师。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和教导师。第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第九十师暂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三师，第九十二师暂缺。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第十三、第十五师。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辖第九十四、第九十六师。另有直辖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全师200余人；直辖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琴秋；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路；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兼，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第一、第二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共产主义学校，校长刘希平。全军共有六个军19个师。

部队整编之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为准备北上，各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训练。刘伯承主持红军大学的教学工作，亲自给干部讲授打骑兵的战术问题，还编写了深入浅出的专门教材。徐向前亲自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并到红军大学听刘伯承讲课。在军事训练的同时，各部队还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红四方面军还成立了专门领导体育、文化娱乐活动的“红场委员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卅运动纪念日，红军总部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干牛粪比赛，这是为北上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红军战士们在娱乐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积累了经验。

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展了地方群众工作。红军刚来到这一地区时，藏民们由于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煽动和欺骗，大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一面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一面找随红军行动的通司谈话，请他带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朱德见一片片土地急需春耕，就发动并带领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民把地种上。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了，疑雾也逐渐消除了。随后，各部队派出一批党政干部协助地方工作人员建党建政。5月1日，甘孜、道孚、丹巴等县藏族人民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在一些地方，红军还帮助建立藏民地方武装，建立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并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部队还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清洁卫生工作，向藏民传授卫生知识，帮助群众治疗各种疾病。红军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红军对大部分的土司、喇嘛，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并用借贷方式，取得急需的物资。只是对顽固抵抗者，才以武力解决之。雄踞甘孜西部的大土司德格，就于4月22日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还捐献了一批粮食和牛羊，慰问红军。红军则派人送去一些武器、弹药，作为谢礼。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这次会面后，格达活佛更加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还保护了大批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红军在康北地区传播了革命影响，与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

筹集粮食和衣物，是北上准备工作的又一项重要任务。3月初，红三十军刚占道孚，红军总部即指定由何长工、李先念、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并将牛羊肉制成肉干。但由于这一带物产不丰，能筹集到的食物仍很有限。因此，部队严格控制在康北期间的粮食消耗，每人每天只分配几两粮食，不足的部分以野菜等来代替。朱德亲自领导了一个由当地老农和医生组成的野菜委员会，并带队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20多种可食的野菜，然后编写出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也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等，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各部队为解决御寒衣物问题，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编织毛衣、毛裤、手套、袜子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而且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编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在做好北上准备工作的同时，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部还开展了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徐向前在一次动员会上深情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⁵³⁾4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派红三十二军和红四军一部，由道孚南下。16日占领东俄洛，19日逼近雅江，守敌二个团逃窜。红三十二军占领雅江后，在追击中歼敌一部，继占西俄洛，将康定之敌李抱冰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保证了红二、红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20日，张国焘、朱德致电徐向前和王树声，对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作了进一步部署，指出：“会合二、六军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⁵⁴⁾21日，徐向前复电张国焘、朱德，提出：“与二、六军会合后主要目的是北上。”⁽⁵⁵⁾同一天，张国焘又致电徐向前：“北上当以快为好，主要计算粮食状况。”会合后，“因粮关系，或须在稻城、雅、理间休息一时”⁽⁵⁶⁾。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指出：“二、六军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⁵⁷⁾

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已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进入康南地区。奉命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红三十二军也向西发展，攻占了理化（今理塘）。两军会合指日可待，朱德立即召集会议，布置迎接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会师后，互相学习，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

在两军即将会师的形势下，促使张国焘取消其“中央”，实现党的统一，也成为当务之急的工作。

5月间，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甘根据地，开始西征。这时，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已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赞同。红一方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秘密的团结抗日协定，与西北军也建立了联系。国内的政治形势正急剧地发展变化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将对形势的分析电告红四方面军，指示行动方针，一面继续做团结、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通报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等情况。对于张国焘，电报指出：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⁵⁸⁾

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估计张国焘有改变错误之可能。为了团结他，争取他，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顺利北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⁵⁹⁾。

就这样，在5月下旬，中共中央通过电报往来对张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并对他作了一定的让步。迫于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中央同他“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一再敦促、劝告，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再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尽管如此，5月30日，张国焘仍致电林育英，称中共中央为“北方局”，不承认陕北党中央。他提出：

（一）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二）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⁶⁰⁾

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甲洼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师。消息传来，张国焘迫于形势，不得不取消他的“中央”了。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报告中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成立西北局，在组织上“归于统一”，并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但在同时，他擅自宣称党中央也“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陕北方面设“北方局”，中央的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他在报告中还宣布军事上依旧按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朱德，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红二、红六军团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四、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仍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兼。⁽⁶¹⁾至此，张国焘进行了九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终告失败。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共中央维护党的团结的诚意和所采取的正确措施，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支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中共中央在解决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的同时，依据对形势发展的分析，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迅速北进的战略方针。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并告知：红一方面军西征，“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对于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电报提出：“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⁶²⁾

接电后，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一致决定，全军于6月底北出夏、洮地区。6月10日，张国焘、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等复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表示“一致同意”来电，并“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二方面军大约六月二十号前后集甘孜休息十天跟进”。⁽⁶³⁾

就在此时，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有利时机。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宣布要北上抗日，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调胡宗南等部南下，向两广军队施加压力，造成甘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的形势。根据新的情况，6月19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提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⁶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电告。”同时指出：“胡宗南业已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⁶⁵⁾

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过讨论后，改变了北出方向。6月25日，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的部署。⁽⁶⁶⁾26日，红四方面军令李先念率领第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的先遣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为后续部队筹集粮食、牛、羊，做过草地的准备。27日，左纵队一部攻占崇化。28日，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用电报向徐向前、周纯全及各军首长发布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⁶⁷⁾

红四方面军南下九个多月后，终于再次决定北上了。

————————————————————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8—460页。

(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0页。

(3) 朱德与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的谈话，转引自《徐向前传》，第232—233页。

(4)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77—378页。

(5) 伍云甫：《战士的伟大榜样》，《红旗飘飘》第17辑。

(6) 谢良：《骡子的故事》，《红旗飘飘》第21辑。

(7)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72—377页。(www.chuimin.cn)

(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60页。

(9) 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10) 朱德自传，转引自《朱德传》，第353页。

(1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23页。

(1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7页。

(1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61—462页。

(1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63—464页。

(1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55页。

(1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0页。

(1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1页。

(1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7页。

(1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70—471页。

(2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71—472页。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7页。

(2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6页。

(2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74—476页。

(2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86页。

(25) 《红军长征·文献》，第845—846页。

(26) 《红军长征·文献》，第848—849页。

(2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11页。

(28)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81页。

(2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1页。

(30) 《红军长征·文献》，第852页。

(3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

(32)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出：“党内急谋统一”，“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3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

(3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9页。

(3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0页。

(3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1—332页。

(37) 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3页。

(3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页。

(39) 《红军长征·文献》，第859页。

(40) 张继争：《在跟随徐总北上的日子里》，《艰苦的历程》（下），第144页。

(4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372页。

(4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6页。

(4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89页。

(4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0—481页。

(45) 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46) 载《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88—390页。

(4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93—400页。

(48) 《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转引自《朱德传》，第371页。

(49) 转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2—483页。

(5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3页。

(5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14—426页。

(5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27页。

(5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6页。

(5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3页。

(5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5页。

(5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6页。

(5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42页。

(5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0页。

(59) 转引自《张闻天传》，第311页。

(6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6页。

(6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33—540页。

(6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4页。

(6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0页。

(6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3页。

(6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4页。

(6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4—545页。

(6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