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夹金山，征程再启

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说，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就是那次会议后，他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⁴⁸⁾。事实上，陈云去上海的任务，还有一项是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决定。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已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义会议决定撤换领袖，改变指导思想，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恰好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中共中央离开上海后留在上海的机关，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于1934年8月遭到破坏。因此，当中央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就决定派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去寻找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又决定派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前往上海。在地下党员的护送下，陈云经重庆到了上海。然后，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于8月5日离沪赴苏。当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他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苏联期间，陈云还以廉臣的笔名，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写成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并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记述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宣传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扩大了红军长征在国外的影响。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即沿河南下，然后分路向东北方向的天全、芦山进发。5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奉命攻打飞越关。这是位于泸定县东南、汉源县西北的飞越岭上的一个垭口，海拔2800多米，山路陡峭崎岖，犹如鸟道蛇盘，极难攀登，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要隘。红四团决定派第二营第六连连长黄霖，率140多名战士从侧翼选道而上，出奇制胜。他们从左翼迂回攀援而上，爬上了飞越关北侧高达3001米的桌子山，然后从云端里猛然跳下，占领了敌方侧翼的警戒阵地。敌人惊恐万状，立即疯狂反扑，战士们坚决把敌人顶住，最后各自手握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了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乘胜占领了敌军的主阵地。与此同时，从正面仰攻的红军部队也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直激战至深夜，将守敌全部歼灭，从而为全军打开了通向天全、芦山等地的通道。⁽⁴⁹⁾

6月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作出了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具体内容是：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归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胡庄街、牛屎坡、石坪、小河场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林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6月3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北上。

这时，敌杨森所部正在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堵红军北上。他看到中央红军势不可当，为了保存实力，便授意其第五旅旅长杨汉忠出面与朱德联系，由杨汉忠派人送来信函、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朱德总司令接信后，即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于是，他立即复信杨汉忠，并通过双方的接触，杨汉忠部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尽量避免同其接触，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荥经县。

然后，红军直趋天全、芦山。6月7日，红九军团先头二个营，在红三军团的策应下，占领天全；红一军团在始阳坝击溃川敌第六旅一个团，于8日乘胜进占芦山。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第一、第二纵队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冰部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杨森部第二十军集中于雅安地区，原驻天全的一个旅已调往荥经，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迅速完成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于6月8日致电各军团首长，提出了分路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中央红军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号召，纷纷展开了革命竞赛活动，决心以英勇战斗的实际行动，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实现同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部队还展开了热烈的捐献活动，募捐了许多慰问品，准备送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

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宝兴的盐井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

大硗碛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以南，地处偏僻，气候寒冷，贫困落后，是藏民聚居区。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三道欢迎的红额（当时居民叫“天花”），街头摆起了“吉露”，用红布围着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十样果品（谓之“十样锦”）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简直像过节一样。中午时分，红军先遣队来到寨外，顿时，喇嘛吹起莽筒唢呐，群众放起鞭炮，敲锣打鼓把红军迎进寨内。红军进寨后，十分注意宣传工作，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随先遣队来的杨参谋向额德姆等20多位喇嘛和群众当场宣布了红军纪律：一、不进老百姓的住房；二、保护寺院；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四、不拿走“夷家”一点财物，等等。还给红军战士定了一条纪律：不准任何人进入喇嘛寺的经堂。临走时，他还把寺后土司占据的一大片土地划给喇嘛寺经营，并写了一张字据，盖了红军的印章，作为土地归寺院的凭证。

在开始爬雪山前，中央红军在大硗碛附近头道桥的大空地上，召开了动员大会。然后，红军指战员经过简单的准备，如用柏树皮、干竹子扎起一个个“火照”，砍来竹竿、树条做成拐杖，把从天全、芦山一带买来的干海椒发给每个人御寒，便向夹金山前进。⁽⁵⁰⁾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雪山之巅，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红军是铁打的英雄汉。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于6月12日从大硗碛地区出发，在“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鼓舞下，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在快接近山顶时，忽然天空乌云滚滚，刹那间，狂风大作，大雪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向指战员们袭来。有的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在雪山之巅！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终于征服了“神山”，跨过了第一座大雪山，真是“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

对于爬雪山的艰难情景，谢良在回忆中说：

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有的同志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帮帮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渣划破，鲜血直流。……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昏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

……

快接近山顶时，山势更加险峻。风大，路滑，经常有人跌倒，甚至从雪坡上滚下去。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只想坐下歇一歇。……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

在路的两旁，可以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使我们感到沉痛，同时又使我们警惕起来，仿佛那些牺牲的战友对我们说：可不能松劲呀，一定要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

中午，部队终于登上了山顶，高高的大雪山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战士们欢呼起来。欢呼声响彻冰山雪岭，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着。……⁽⁵¹⁾

爬雪山，最困难的还是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妇女、伤病员，以及肩负比较重的物资的战士。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

……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冷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地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有青年将军之名的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身体衰弱，山上气压太低，几次晕倒，以后是在同志们的极力协助之下，才渡过了夹金山的难关。⁽⁵²⁾

当时，林彪等都不到30岁，爬雪山已这样困难，那些年过50或将近50岁的人，如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朱德等年纪大的人，就更加艰难了。特别是朱德，他虽然有一匹马，却让给了伤病员，自己背着粮食和战士一样爬山。除此之外，他还要指挥军队，在爬山前他检查每一支部队，过雪山后又到各部队巡查。徐特立当时已年近60岁，头发斑白，牙齿都脱落了，但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很少骑马。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也都已经50岁左右，仍和战士们一样爬雪山。董必武后来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爬雪山时的艰难情景说：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简直没有路，……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

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我们大家都筋疲力竭地躺下休息，朱将军却照往常一样，到四处巡查。他一路上和部队一同跋涉，疲劳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却是无论如何中断不了的。……

为了避开敌人的轰炸机，我们在半夜就起来了，开始爬第二个山头。天下着大雨，后来又变成大雪，冷风像刀子一样吹打我们的身体，又有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之中死去。

提起这座山的最末一个山头，真令人胆寒。我们估计，从山脚到山顶共长八十里地。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沿路，我们不停地弯下腰去，想拉他们站起来，可是发现已经咽了气。……⁽⁵³⁾

爬雪山时最困难的还是妇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有30人，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到达扎西后，甘棠和李桂英被留下参加川滇黔边的游击战争；到达北盘江地区时，谢小梅又被决定随丈夫罗明去贵阳开展工作。所以，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干部共27人。除此之外，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还有女战士蔡云香、刘钊等人。

女同志的身体本来一般不如男同志，加上她们有的已经体弱多病，有的刚生过小孩或正在怀孕，因此爬起雪山来特别困难。当时女战士王泉媛正赶上来例假，在风雪严寒的侵袭下，腹部痛得像刀绞似的难忍。战友们见她脸色苍白，忍痛咬牙，都关切地询问，她说：“没事，能走！”她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终于翻过了这座大雪山。⁽⁵⁴⁾李坚真看到有的马夫、运输员都晕倒了，便和战友们鼓着余劲，咬紧牙关，跪着爬行，不但自己过了雪山，还把伤病员及担架、药箱等全部拉过了这座大山。⁽⁵⁵⁾

大雪山虽然难以逾越，但是，红军指战员们靠着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互相之间的团结互助，终于把这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踩在了脚下。聂荣臻在回忆中即说：“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挥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⁵⁶⁾萧锋在日记中也记述道：“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⁵⁷⁾

在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主力也于6月17日翻越夹金山，另一支小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在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率领下，也沿着宝岭西河经五龙、陇东、中岗、土巴沟等地，于18日翻越了夹金山。中共中央关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就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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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军长征·文献》，第240—241页。

(2)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1页。

(3) 《朱德传》，第337—338页。

(4)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

(5)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0年第40—43期。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7) 《红军长征·文献》，第253页。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3页。

(9) 《红军长征·文献》，第262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1)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337页。

(12)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350页。

(13) 《红军长征·文献》，第283页。(www.chuimin.cn)

(14) 《红军长征·文献》，第283页。

(15)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

(16) 《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17)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376页。

(18)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360页。

(19) 《红军长征·文献》，第289页。

(20) 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1935年3月20日7时）。

(21) 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2) 晏道刚：《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6页。

(23) 袭之倬：《光荣而坎坷的一生》，《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5页。

(24)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439页。

(25) 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1985年第1期。

(26) 转引自《伟大的长征》编委会编：《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27) 《红军长征·文献》，第321页。

(28) 《红军长征·文献》，第322页。

(29) 《关于红军长征过云南时的一些情况——访问黄鹄显同志的谈话摘录》，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30) 《杨成武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37页。

(31) 宋任穷：《回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32) 张朝满：《红军渡江前后》，《红军长征过云南》，第125—126页。

(33) 刘伯承：《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34) 李德：《中国纪事》，第161页。

(35)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2页。

(36) 《红军在黔北》，第415页。

(37)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38) 《彭德怀传》，第135页。

(39) 《红军长征·文献》，第347—348页。

(40) 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编写组：《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2页。

(41) 艾平：《倮倮投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76页。

(42) 《红军长征·文献》，第346页。

(43) 萧华：《通过大凉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125页。

(44)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518页。

(45) 杨得志：《强渡在渡河》，《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132—133页。

(46)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84页。

(47) 杨成武：《飞夺泸守桥》，《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142—143页。

(48)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陈云同志谈泸定桥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49) 《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15—118页。

(50) 《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23—126页。

(51) 《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一），第449—450页。

(52)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288页。

(53)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2—373页。

(54) 李安葆、刘录开：《女红军长征记》，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55) 郭晨：《“蛮”大姐李坚真》，曾志主编：《长征女战士》（一），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56)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6—277页。

(57) 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