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甘计划：策应中央红军的红军长征史

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时，遥距数千里之外的另一支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刚刚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1932年6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起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终因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人，特别是身为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估计错误，并接连在战略方针上失误，而屡遭挫折，陷入险境，失去打破“围剿”的希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撤离了鄂豫皖苏区。

红四方面军西移的最初目的是“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¹⁾，但是由于敌优势兵力围追堵截，原定的意图无法实现，因而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全军官兵一路征战，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于1932年12月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斗争。

通、南、巴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势力范围，他在此已盘踞多年。在其残酷统治下，川北民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四川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为争夺地盘，各派军阀时常混战。1932年12月，刘湘与刘文辉为争夺成都展开大战，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西出成都参战，川北一带敌人兵力空虚。这里的地形条件、供应条件、敌情条件，都有利于红军在此落脚，建立革命根据地。

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建立的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扩大为东起城口近郊，西临嘉陵江沿岸，南迄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羌（今宁强县）的广大地域，纵200余公里，横250余公里，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四方面军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四个师发展到五个军15个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红军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八座县城，建立了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曾经在鄂豫皖苏区出现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场景，在川陕苏区得以再现。

川陕苏区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一连串作战的胜利，威震全川，并引起国民党南京政府震惊。1933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战以刘文辉败北而暂告结束，四川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的局面。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结川军各路势力，向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从1933年10月底至1934年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十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先后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役。

虽然反六路围攻以胜利而告终，但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局面很严峻。一方面，因为整个战役旷日持久，战争程度异常惨烈，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红四方面军伤亡了2万余人，部队减员严重。由于战争，本应是收获的季节，却农田荒弃，废墟一片，疾病蔓延，一派萧条衰破的景象。根据地急需的粮食、食盐、衣被、药品严重匮乏，物资短缺，补给困难。

另一方面，落得失败下场的敌人并不甘心。10月，蒋介石令因围攻红军失败而辞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令陕西杨虎城部进袭红军后背，以呼应川军。不久，蒋介石又令其嫡系胡宗南部派兵由甘肃入四川，进驻川北的咽喉要地广元、昭化。对四川各路军阀，蒋介石拨款240万元，以补充兵力和装备。在川陕苏区周围，敌人部署的总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战术，最终消灭红四方面军。

11月初，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裕镇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来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之目的。但会议对如何冲破“川陕会剿”，没有进行细致的讨论。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向，仍不明确。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主要是讨论新的行动方针，制定下一步战略计划。这一计划是由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以胡宗南部为主要打击目标，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由于这一计划，是将川陕根据地扩展为川陕甘根据地，所以被称为“川陕甘计划”。它不是游离老区，而是在依托原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新区。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都认为徐向前的分析正确，“川陕甘计划”切实可行，表示赞同。

清江渡会议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开展大规模整训，进行冲破“川陕会剿”、执行“川陕甘计划”的准备。鉴于反六路围攻后兵力剩下6万余人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将原五个军的15个师缩编为11个师。编制如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第四军辖第十、第十二师，第九军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军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第三十一军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三师，第三十三军辖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方面军的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彭杨干部学校改为红军大学，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全军各部队根据清江渡会议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掀起了练兵热潮。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制定自身行动计划、展开整编练兵的同时，一直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他们一面通过电台不断向党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一面多方搜集有关中央红军的消息，就连敌方的报纸也成为了解动向的一个渠道。1935年1月1日，张国焘在《中央红军西征》的文章里写道：“据反动报纸传出消息，中央红军的一部分主力是在大举西征。……不管反动报纸如何造谣，可是于他们造谣之中，已经泄露出一些真实消息来了。”⁽²⁾文章还说中央红军正在向贵州进发，这可以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同中央红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

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在积极寻求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就在张国焘《中央红军西征》文章发表的当天，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开会，作出创建川黔新苏区的决定，特别“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³⁾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红四方面军发电，将会议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不久，党中央又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徐向前回忆说：

我们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派部队出去多了，等于大搬家，放弃川陕根据地。少了，去一个师，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四川那种地形，敌人把山险隘路截断，你无处可走哇！还有，从敌人报纸上得悉，徐海东已率红二十五军抵豫南一带，也需要我们接应。有的说先派一个团去吧，有的说我们又不是三头六臂，一个团哪能行呵！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决定仍按清江渡会议制定的方针向川陕甘发展，先把广元、昭化拿下来，消灭胡宗南刚刚伸进四川的一部分力量。那里是嘉陵江上游，江面不宽，冬季水稳，容易渡过。如果拿下广元、昭化，我们就控制了嘉陵江两岸川陕交界的咽喉要地，进而可以图川西平原、甘南、陕南，伺机接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⁴⁾(www.chuimin.cn)

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在转斗铺、羊模坝两次战斗中，红军歼敌800余人，缴枪千余支。但广元、昭化两城守敌凭坚固守，红军未能攻破，加上敌人援军进逼，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撤出战斗，结束广昭之役。

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进行广昭战役时，中央红军正准备由贵州北部经四川南部渡过长江，转入四川。1935年1月22日，广昭战役打响的当天，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电。指示电说：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⁵⁾

红四方面军是在广昭战役打响以后，才收到这个电报的。这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策应其渡江北进的行动刻不容缓。川陕苏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来电。

按照中央来电，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这是一个关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全局的战略性问题。会议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此，红四方面军头等紧要的任务，是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会上曾议论是否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直接接应中央红军的问题，但是对走哪条道路、需要多少兵力、能不能打到长江边等问题，方面军的领导人没有把握，所以放弃了这种设想。

会议最后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由于昭化以南的嘉陵江水深江阔，沿岸又有敌军重兵防守，若没有充分准备，难以实施渡江作战；而昭化以北渡江虽较易，但渡江之后有剑门关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较大困难。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一方面实施陕南战役，集中第四军六个团、第三十军四个团、第九军二个团共12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北上，创造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并监视昭化、广元敌军动向。同时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布于转斗铺地区，保障进攻陕南的部队左翼侧后的安全。

旺苍坝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首先发起陕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红四方面军在陕南作战十多天，先后攻占宁羌、沔县（今勉县）、阳平关重镇，歼敌四个多团和一些地方民团，缴机枪50余挺、步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

陕南战役果然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和川军的注意力。2月7日，蒋介石的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电告孙蔚如：“匪陷宁羌，由陕窜甘已无疑意，汉江上游顿形严重，似宜侧重陕甘边区，兴安一带部队应移置汉中，以便较易策应等因。除已电调西乡、镇巴、石泉、汉阴一带部队留必要之少数守城外，汉江以南各部队亦令即日向南郑集中，加厚防务，并限各担任守备部队迅速完成一切准备。”⁽⁶⁾显然，敌人以为红军出击陕南之后将直接进兵陕甘一带。蒋介石急忙调集兵力向川陕边境增援，胡宗南将伸入四川的兵力调回甘南，以防红军进攻其后方天水；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元、昭化防务，并北出与胡宗南部策应，将河溪关以南江防交田颂尧部。敌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向陕甘南部移动。敌人调整兵力部署，增兵川陕边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嘉陵江沿岸江防力量。红四方面军实现了陕南作战的目的，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于是停止进攻，撤出褒城之围，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

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以后，准备西渡嘉陵江，但这时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月下旬，中央红军按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从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准备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28日在土城镇同尾追之敌川军刘湘部激战，中央红军此役失利，加之敌军已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地区布重兵防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实施北渡长江计划，中央红军改向四川、云南交界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创建新的根据地。

2月16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告知中央改变原定计划的决定。电报说：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⁷⁾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中央红军作战的实际情况，适时改变了原定计划，但红四方面军因为受此前1月22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战方针的牵动，“已若箭在弦上”⁽⁸⁾，非进不可。因为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陕南作战时，其他各线敌军乘隙向川陕苏区进攻。东线之敌刘湘部主力第二十军于2月2日占领万源，8日占领巴中，9日占领通江。西线之敌罗泽州部暂编第二十三师于2月5日占领仪陇，田颂尧部罗迪琼第三师于21日占领苍溪。川陕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仍按原定目标，强渡嘉陵江，实现川陕甘计划，同时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转战动向，伺机进行策应。

为制止敌人向川陕苏区进一步进攻，扫清红军渡江作战的障碍，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仪陇、苍溪战斗，歼灭了田颂尧、罗泽州两部敌军四个团的全部或大部、另四个团的各一部，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各种枪支5000余支。仪陇、苍溪战斗之后，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城的嘉陵江东岸，除阆中城外，均为红军控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积极进行各项准备，组织渡江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