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攻占赤水县城

自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即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为了各个击破红军，他除以湘军、鄂军各一部围攻红二、红六军团，以川军、陕军各一部对付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大量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其部署是：以“中央军”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八个师，尾追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在控制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后，继续北上；黔军王家烈部二个师向刀靶水、懒板凳，一个师向湄潭进攻；以川军十多个旅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由潘文华任总指挥，分路布防，防止红军进入川南。敌军总兵力共约40万人，相当于中央红军实力（3．7万余人）的十倍多。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的计划，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上渡江。

1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开始北上。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¹⁾。同时，规定中央红军当前的任务是：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3．在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同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令其以主力向西线进攻；红二、红六军团积极活动，造成入川威胁长江交通的形势，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次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表示中央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请他们予以配合，牵制敌人。

为了迷惑敌人，中央红军一面放出“红军将攻綦江、重庆”的“谣言”，一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疾进。右纵队红一军团突破黔军侯之担部约三个团的拦阻，于24日攻占土城，前锋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25日，红五军团一部在梅溪击退川敌二个团；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古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

土城是赤水县的一个区所在地。当红一军团进入土城的时候，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为了夺取北上渡江的渡河点，必须攻占已被川军占领的赤水县城。1月26日，红一军团从旺隆场等地向赤水城进发。但当红一师前进到离赤水城15公里的黄陂洞时，与南下的川军遭遇，陷入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激战至下午，川军增援部队赶来，红军坚持战斗到黄昏，仍撤回旺隆场。同一天，红一军团第二师也在距赤水城十公里的复兴场，与川军展开激战。敌增援部队赶来后，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红二师只得撤出复兴场。当夜，林彪向中革军委报告了前进失利的消息。

与此同时，川军却紧紧迫来。郭勋祺部二个旅尾追红军不舍，其先头已到达土城以东地区；模范师第三旅随郭部跟进；另一部一个团占领习水。中革军委为击破川军的追堵，于1月27日决定乘薛岳兵团主力远在乌江南岸，黔军侯之担部又遭红军击败的有利时机，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川敌，集中主力围歼川军郭勋祺部先头四个团，以保障红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

28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之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各三个团发起进攻，经过激战，虽击溃川军一部，但其主力仍在顽抗。为加速战斗进程，红一军团一部也投入战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至黄昏，红军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仍未能全歼，形成对峙状态。此时，敌后续部队廖泽等部迅速增援上来；范子英亲率八个营，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迂回堵截；赤水的陈万仞两个旅及徐国暄支队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

对于这场战斗，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²⁾

为了扭转战斗的不利局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朱德传》说：

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³⁾

当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鉴于进占赤水城、北渡长江的计划未能实现，打掉尾追之敌的战斗亦未成功，而且敌人兵力正不断增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地改变了由赤水北上渡江的计划，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为了行动迅速，军委机关和部队要再次轻装；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笨重物资。29日3时，中革军委发出了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宣布“我野战军拟于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并规定了各军团的行动路线和渡河点。

赤水河是黔北的三大水系之一，河道曲折，土城一段河面宽约200米。要西渡赤水河，能否架好浮桥是一大关键。为了架桥，周恩来亲自带领参谋人员选定架桥地点，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一连三次到架桥地点督促指导。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于29日凌晨，在土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与此同时，陈云指挥把大部分笨重物资和山炮等沉入赤水河。

29日凌晨，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为掩护红一军团渡河，红二师第四团在青杠坡一带与尾追前来的川军展开激战，每一个连虽然都伤亡了一大半，损失惨重，但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令川军倾全力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并规定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达江津，沿江北岸均“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弋江面”，严防红军“偷渡”。并令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防止红军渡江，主力向川南追击。

2月2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其任务是：以一部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留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

2月5日，薛岳令孙渡纵队由毕节、昭通向盐津“追剿”；令周浑元纵队两个师由修文、扎佐向古蔺、叙永“追剿”，另一个师由龙里、贵定向川南开进；令王家烈纵队由遵义、桐梓向土城集结，然后向川南“追剿”；令吴奇伟纵队暂驻黔西、贵阳一线待命。与此同时，潘文华部三个旅正向高县前进，另三个旅正向珙县、高县前进；范子英率两个旅在随后跟进。

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右纵队攻叙永不克，后卫部队接连遭敌袭击，左纵队亦在天堂坝同川军二个团发生战斗。2月3日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等地集结。

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云南威信县水田寨附近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⁴⁾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当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⁵⁾。博古仍留任中央常委。从此，就开始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时期。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留在赣南闽西坚持斗争的项英并转中央分局，传达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决定，指示他们“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为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⁶⁾

2月6日，军委纵队到达石坎子附近，7日到达大河滩。在这里，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北渡长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⁷⁾。是日，中革军委按照中央的决定，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滇境镇雄（后改到扎西，即今威信）集中。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个2000多字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于这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然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就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

2月9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至扎西镇。10日上午9时，冒着蒙蒙细雨，军委纵队在操场上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这是第一次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传达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罗迈（李维汉）第一个跳上台发言，表示拥护会议决议，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的错误态度。凯丰也在会上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对于当时的情景，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⁸⁾

在这以后不久，陈云在传达时也写出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为了加强战斗部队，中革军委于同一天颁布整编命令。随后，各部队陆续进行了整编，除干部团外，全军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部队整编后，连队得到进一步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3000余人。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急命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迅速向扎西以南的大湾推进，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正由黔西、大定（今大方）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扎西地区。

根据上述敌情，毛泽东等认为自中央红军从遵义地区北上以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比较薄弱，遂于2月10日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河，再次向黔北进军，以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至2月15日，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地区。

这时，中央红军许多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改向黔北进军不理解，在思想上产生许多疑虑。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表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详细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计划的原因。其中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军北进，更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力量，所以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进行机动作战的基本原则。“告指战员书”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指战员“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⁹⁾(www.chuimin.cn)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接着，以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疾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24日，红一军团第一团突然进攻桐梓县城，黔军弃城而逃，援军退守娄山关。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川军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地区向东追击，但是，已落在红军后面三至四天的路程；黔军王家烈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亦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上官云相部由重庆进至綦江、松坎一线，阻止红军北上。鉴于这一情况，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月25日，中央红军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当时，娄山关由黔军杜肇华旅和第十五团防守。

当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余敌惧歼，仓皇夺路南逃。中央红军占领娄山关后，毛泽东即兴填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中央红军在占领娄山关后，红一、红三军团即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月26日，红三军团在董公寺、高坪、大桥等地击溃黔军第六、第十五、第九团的拦阻。接着，于27日在遵义城西北的石子铺（今十字铺）等地，又将黔敌第一、第五、第八团击溃，进到遵义城下。黔军残部退人遵义城固守待援。是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不顾连日作战疲劳，奋力发起攻城战斗，一举突入遵义新城，王家烈慌忙率黔军第一、第六团弃城向南溃逃。28日晨，红军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这时，正向遵义增援的敌军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一部前出到遵义城南2．5公里的洛江（枫落）桥；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企图向遵义进行反攻。2月28日14时许，吴奇伟以一个团攻击红军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向老鸦山，经过激战，攻占了该山制高点，但黔军因屡遭红军的打击，畏缩不前。

中革军委决定抓住吴奇伟部孤军冒进，黔军观望不前，以及尾追之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歼灭吴奇伟部于忠庄铺地区。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后，直插忠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使王家烈狼狈不堪地逃往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懒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当即派红二师，不顾疲劳，奋力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懒板凳，主力插至乌江北岸，切断敌人的退路。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立即砍断浮桥，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均被红军俘获。滞留在老鸦山地区的敌第五十九师被迫转入防御。是日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至此，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在遵义战斗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邓萍，四川富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参加领导平江起义，1930年后历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校长，红五军军长，红一方面军西路军参谋长，东方军参谋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教育长等职。他工作热情，英勇善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是红军特别是红三军团的一大损失。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月2日，他飞抵四川重庆，3日颁布手令，向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¹⁰⁾同时，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地区。后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又认为中央红军目的有二：“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¹¹⁾为此，他命令川军三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上官云相部二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作战；第二纵队周浑元部主力三个师进到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西北地区取守势；第三纵队孙渡部到大定、黔西地区，第四纵队王家烈部一部集结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吴奇伟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已受重创）位于乌江沿岸待机，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5日，又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区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及干部团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趁吴奇伟纵队新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个胜仗。据此，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向长干山、白腊坎以西开进，准备突击周纵队。但是，由于周浑元部畏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击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但均未达到目的。至此，红军在遵义西南地区活动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¹²⁾。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¹³⁾。据此，中革军委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¹⁴⁾。是日晚，红三军团于平桥、泮水地区，击溃黔军第三旅犹禹九部，残敌向打鼓新场溃退。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得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带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以期坚决干脆消灭该敌。由于周纵队三个师猬集一团，红军攻击一天，未能奏效，且援敌第十三师由北正向鲁班场开进，吴纵队已进到枫得坝，川军郭勋祺部正由东南的两河口向坛厂、鲁班场转进，企图夹击红军。

这时，就是否攻打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简称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一个师问题，中央负责人在狗坝（今苟坝）进行讨论，与会多数人主张打，而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上述敌情后，坚决主张不能打，并提出今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指挥，否则会贻误战机。经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特在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¹⁵⁾

1943年，毛泽东在谈到这件事时也说：

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¹⁶⁾

3月15日，中央红军为了避免被动，再寻战机，于黄昏主动放弃进攻鲁班场，转兵西进。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

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于16日至17日，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8日，红军警卫营防空排击落敌机一架。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击溃川军一个团的拦阻，进到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摆脱了敌人。

中央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二个师向古蔺追击；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余部在金沙以北截击；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并加强泸州上下游一带长江防线。同时，蒋介石还严令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¹⁷⁾，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¹⁸⁾。

正当各路敌军向川南疾进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夺取战略主动权。据此，中革军委于3月20日发布四渡赤水河的命令，指出：“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镇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因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¹⁹⁾。

同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电令各军团首长：“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严重紧急关头”，要求各军团首长坚决而迅速地组织部队东渡，并指出：“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的危险”⁽²⁰⁾。

遵照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地区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西进，掩护红军主力东渡赤水；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接着，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疾进，寻求新的机动。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判断红军又要进攻遵义，于是，急令上官云相所部在桐梓、松坎等地严阵固守；第五十三师陆续赶到遵义，协助第四十七师防堵；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厂一带，并着周纵队先头第二团或第三团，兼程分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固守。同时，令何键加强乌江守备，阻止红军东进，再次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就近督战。

3月26日，中央红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次日，为了隐蔽向南发展的意图，以红九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人北向，主力则继续向南疾进。28日，红军主力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31日，分路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至此，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在此期间，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被阻于乌江北岸，开始独立活动。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他的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后来，刘伯承回忆起四渡赤水时，深刻地指出：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²¹⁾

中央红军离开川黔滇边和黔北地区后，留在这里的红军游击队仍在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扎西地区后，中共中央在扎西会议上决定派红五师政委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抽调几百名红军在石坎子成立了红军川南游击队。2月20日，军委纵队回师黔北路经习水县东皇殿时，又从总后勤部各单位抽调了80多名干部和战士，组成了红军黔北游击队，由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参谋主任陈宏任队长，红军总部第四局干部张凤光任政委。红军二占遵义后，军委又决定抽调红三军团1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红军赤水河游击队，由军委第二梯队司令员罗彬任队长。3月初，军委在撤离遵义前，又决定以红九军团留下的部分指战员为骨干，吸收原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等，组成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不久，川南游击队与叙永地区游击队会合，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与赤水河游击队亦合编为黔北游击队。7月中旬，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会合，组成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后陈宏、徐策、余泽鸿等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游击队一直坚持到1937年1月。而遵湄绥游击队一直坚持到1938年1月，才在敌人的重兵围追下失败。他们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至今仍在这些地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