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2024-01-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利玛窦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他的手段是借助上层社会。显然，一般的世俗知识，只有在至少符合他的目的与手段中的一个方面时，才可能引起他的兴趣。由此看到，利用窦的传教方式是目的与手段的分层递进。传教是根本的目的，而进入士林是手段；进入士林的手段则是科学与道德，而道德是其中的重点。利玛窦这一从“西学”而“西教”的方式，虽然对他来说，完全是为了适应与立足于中国社会，甚至可能是

当利玛窦意识到耶稣会士们作为“番僧”的形象出现时，他们所面临的不便——从居住、活动到身份、教义——是如此之多以后，加之对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了解，留须留发、改穿儒服便成为必然之举了。只是，天主教虽然在外表上力求与佛教加以区别，但是在传教的根本策略上，却仍是与晚明佛教界的普遍情况一样，依赖于上流社会，“仰一、二宰官售知人世”（智旭《灵峰宗论》卷七之二《题乐愚尊宿付嘱朱本莲十八高贤卷》）。显然，利玛窦的这种传教方式的选择，绝不是出于主观上的喜好，而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的适应。

在初到中国广东的日子里，“为了不使一个新的宗教在中华民族中引起嫌疑，耶稣会的神父们，在公开的场合里，从来不谈宗教”（《利玛窦全集》第一册第135页）。但是，随着由南往北向中国腹心地区的深入，利玛窦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宗教观是非常开放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南昌著名的铁柱宫，身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愿向神像礼拜，引起了信徒们的批评，这种批评基本上是出于善意的，认为利玛窦这样会遭到不幸，但是当人们知道这位外国游客不信这些时，很快便安静了下来。由此，利玛窦深信，

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从来不用武力，尤其是对外来人。在这方面，自由范围很宽，又可以说，中国的宗教自由是因为中国宗教太多的原故，这种现象为我们在中国传教亦有相当大的帮助。（同上第241页）

然而尽管如此，利玛窦在离开广东以后，仍没有将天主教的宣讲正式公开化，对于传教这一真正的使命，“他不敢给不熟悉的人透露真相”（同上第244页）。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教堂的选址没有落实，思想交流时还不能畅所欲言，等等。但最关键的原因，是在于利玛窦还没有在晚明的士林中真正建立起良好的形象。

万历二十三年的南昌定居，使利玛窦得以成名。在这里，他除了拜会显宦、皇亲以外，“也与当地文人绅士交游，他常参加文人举办的学术研究会议”（同上第256页）。因着这些活动，利玛窦开始成了士林中的一分子，在上层社会，他基本站稳了脚跟。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因晋京无门而南归，他的活动区域主要移到了南京以及镇江、苏州地区。这个区域在晚明，可以说是全国的重心所在，南京在明帝国的地位，也当然远过于南昌。利玛窦交往的人物已不是明帝国中的一般性人物，而是尚书、国公、握有重要权力的太监，以及名重士林的大学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一个地区或某个方面，如李贽，他在焦竑家中与利玛窦相识，建立了友谊，“他得到了利玛窦的《交友论》之后，便抄写了几份，分送给湖广的弟子们。因了这位大文人对《交友论》的推重，神父们的名声便也在湖广一带传开了”（同上第二册第307页）。至此，利玛窦实已是声驰千里。

在这种声誉的营造过程中，利玛窦仍没有将传播天主教的宗旨着意表现出来，而只是利用便利的机会来宣传天主教。譬如，他曾趁谈到说谎话的机会，“把天主教会对说谎的态度详加解释”（同上第一册第256页），进而宣传天主教的功德。无论是在南昌，还是在南京，利玛窦在参加士林中的学术讨论会中，都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来陈述自己对于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而没有特别地标举出天主教的教义，尽管在南昌时，利玛窦关于天主教教义的最重要中文著作《天主实义》初稿本已经杀青。

当然，利玛窦的名望，绝非徒恃周旋所致，而实是凭着他的品学赢得的。在广东肇庆的最初日子里，利玛窦等人，

除了应酬来往客人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研究中国的语文、写作及风俗习惯上。不过他们勉励以身作则，用善表及实际圣德的生活去教导附近的教外民众。（同上第135页）

这种道德自律的生活，利玛窦是始终注意的。不仅于此，关于道德与伦理的思想，更成为利玛窦讲道与交往中所谈论的核心内容。而后来在南京，

利玛窦最使中国学者和大人物们敬佩的事情之一，是他的科学知识，那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同上第二册第297页）(www.chuimin.cn)

总之，道德与科学，是利玛窦立身的资本。而由前章我们知道，利玛窦的资本，正为晚明社会所急需。

平实而论，利玛窦带来的地图、三棱镜、日晷仪等新玩意，固然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而争相观看，但真正的科学问题，却决非无学术根柢的人所能讨论。因此，真正对利玛窦所介绍的科学产生兴趣的，实只有诸如张养默等少数几人。然而对于像张养默这样有探讨科学问题兴趣与能力的人，利玛窦却似乎缺乏传授知识的热情。

张养默自己看通了瞿太素翻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第一卷，此后他只接受欧几里德式的证明方式；但是利神父没有时间给他多讲；后来其余各卷也译成了中文，他感到非常高兴。在这期间，他只能听多少，学多少。（同上第301页）

事实上，张养默与利玛窦相处稍深，便“知道了神父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为推翻偶像邪教，传播基督真道”（同上第300页）。如果我们联系到利玛窦与后来徐光启等人在介绍西方科学上的合作情况，那么显然不能断言利玛窦只有传播天主教的热情，而无传播西方科学的兴趣。利玛窦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他的手段是借助上层社会。显然，一般的世俗知识，只有在至少符合他的目的与手段中的一个方面时，才可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徐光启的地位，是他与张养默在利玛窦处讨论科学问题时待遇不同的原因。

道德问题便完全不同了，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谈论的问题。而在晚明，道德问题对于士林来说，与其说是有谈论的兴趣与可能，毋宁说是存在着迫切的必要。对此，利玛窦看得非常清楚，他描述道，

在那时代，南京的学者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道德问题，及修身养性的事情，大官显贵也常参加这类聚会。（同上第312页）

利玛窦自觉地适应于这种氛围，他穿着象征传授处世为人之道者的儒家服装，四处走动，应酬论学。这既使他出入于上层社会，又能轻松便利地藉道德问题而自然地转到宣教工作上来。

无论在南京，或后来在北京，为使人相信我们的宗教，利神父用的最容易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与重要人物闲谈时，讲述我们天主教地区的善良风俗。（同上第326页）

由此看到，利用窦的传教方式是目的与手段的分层递进。传教是根本的目的，而进入士林是手段；进入士林的手段则是科学与道德，而道德是其中的重点。利玛窦这一从“西学”而“西教”的方式，虽然对他来说，完全是为了适应与立足于中国社会，甚至可能是某种迫不得已，但确实是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至于晚明的士林，则无疑是领教到了来自遥远地方的文化与思想。在利玛窦所介绍给晚明士林的西学中，使他饮誉士林、同时也成为他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便是刊于万历二十三年的《交友论》。

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及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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