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国家社会变迁的动力

2024-0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威权主义国家，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有多种解释。工业化和文化滞后对社会构成和文化导向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促进威权国家社会变迁的另一个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文化传播。在威权主义国家，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之间的这种冲突通常是很强烈的，它一般导致了传统规范的衰退，因此，它为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十分强烈的。[98]这种破碎过程在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对那些参与现代化过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威权主义国家，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变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工厂的建立、道路和新住宅的建设、国家采取的财政与经济政策、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促进威权主义国家社会变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从对民主转型具有促进意义的角度看，社会变迁涉及哪些内容呢？

社会变迁简单地讲，指的是“社会制度的变化”^[90]。特别地，社会变迁导致人们态度、观点和文化视野的变化。换句话说，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缺乏规范的持续性。^[91]但是，如果我们将社会变迁限定在文化和行为方面，那显然束缚了我们深刻理解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社会变迁还有一些重要的内容需要给予关注。例如，社会变迁包括旧的社会关系的解体、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社会变迁还指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像职业人群在传统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社会变迁还包括人们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走出来，建立新的共同体，扩大和延续人际交易的范围和活动。因此，社会变迁涉及人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形态的变化。有些学者将社会变迁等同于“西方化”，认为发展中国家放弃传统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就意味着被代替的正是西方国家所盛行的。^[92]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全部正确。威权主义国家正式组织的成长过程的确类似于西方社会，它们也是以正式关系代替非正式关系网络，完成组织目标。^[93]这样，组织从非正式向正式的变化就被等同于西方化。但是，西方社会对威权国家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的，这些影响有的是政治的、经济的，有的是军事的、文化的，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塑造着威权社会的结构和特征。

在威权主义国家，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有多种解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把社会制度的本土因素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但马克思重点探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而帕森斯则重点探讨社会次级体系的差异和变化。^[94]但不论是从什么角度解释，人们往往将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工业革命。拿农民向城市迁移来说。在大都市边缘地带建立新的工厂，它一定会导致资源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流动。结果是，农村的衰落和城市的兴起破坏了阶级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形成。农民发现从事农业活动越来越无利可图，相反，在城市的工业部门寻找工作更加吸引人。这样，农村迁移者就形成了，不久，就形成了具有它们自己追求和特点的阶级。^[95]

工业化对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它对其他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和经济精英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中产阶级和经济精英也发现，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在工业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而且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也被改变了。由于第三世界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压倒性的城市现象，它对社会变迁最显著的贡献是影响了那些与城市生活有关系的群体。另外，工业化通过影响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再组织而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农民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的一个成员，或者是城市务工者，或者是无产阶级，等等。当农村地区的价值被作为城市工业化结果而改变的时候，它们的结果在城市地区不是立即就能表现出来。

与工业化影响社会变迁十分相关的一个现象就是“文化滞后”（culturallag）问题。和工业化一样，社会变迁是由文化滞后带来的，因为社会某个方面的变化需要其他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指出，现代文化的各个部分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变化，有些部分变化得快一点，而有些部分则变化得慢一点。^[96]例如，作为文化一个方面的工业关系的变化，需要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教育）作出重新调整和变化。变迁的不同速度最终导致了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在纯粹理论层面上，我们很难辨别工业化与文化滞后以什么样的不同方式导致社会变迁。(www.chuimin.cn)

工业化和文化滞后对社会构成和文化导向变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促进威权国家社会变迁的另一个动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文化传播。在威权主义国家，文化传播是按照从西方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这样单一方向进行的，这种单向的文化传播强化了西方文化在威权国家的盛行。单向文化传播的根本原因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西方文化在威权国家的盛行，要么是由西方国家直接安排的，要么是通过本地精英宣传的。西方国家工业在威权国家的成长与扩张，进一步促进了西方文化在当地的影响。而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允许新的价值渗透到个人和社会阶级。因此，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学的宣传”（sociological propaganda）^[97]。文化上的宣传加强了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征服，但是，它也导致了当地的文化自觉，知识分子或其他社会精英经常会通过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来提醒本国公民抵制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不安全感会逐渐产生削弱西方文化的内生力量。文化的传播和抵制在许多威权国家特别是依靠意识形态统治的威权国家，既可以成为民主转型的推动力量，也可以成为威权者用来抵制民主文化的工具。在许多威权主义国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政府动员公民拒绝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希望以此振兴民族主义精神。

在威权主义国家，社会变迁尽管方式、程度有着明显不同，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大致相同的：一方面，它导致了这些国家文化和价值的明显改变，另一方面，它导致了过去不存在的阶级的出现。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极大地影响到威权主义国家社会和文化特征。就前者而言，文化和价值的改变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传统文化价值的衰落，另一个是新的文化价值的诞生。在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的文化价值都要面对来自新文化的冲击，这种文化价值在根本上是与传统文化价值相互矛盾的。由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造成的压力，决定了人们的总体态度和文化取向。在威权主义国家，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之间的这种冲突通常是很强烈的，它一般导致了传统规范的衰退，因此，它为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十分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在经历着态度破碎的过程。^[98]这种破碎过程在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特别对那些参与现代化过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描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这一点，广大的乡村地区，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而分裂；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知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口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兴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99]工业发展和现代化迫使这些群体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适应和使用某些价值，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更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仍然是十分传统的。因此，有人发现，在威权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像商人这样的事例，他们在管理和经营自己生意的时候使用现代价值，而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圈子中却十分的传统。^[100]不过，这种现象并不表明，传统与现代价值相安无事，事实上，两者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为政治转型打下了心理基础。

文化价值变化的另一个含义是在新阶级和群体出现的过程中，人们获得新的规范与价值。在最宽泛的层面上，威权主义国家的人可以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可以细分为部落、无地农民、小店主、有地农民和封建地主。而在城市地区，人口多数是从农村迁移而来，他们可以细分为工人、城市赤贫人口、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这些人口当中，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由于他们身处边远地带而最少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农村之外的那些现代价值和观念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最小；另外，贫穷状况也是决定农民受社会变迁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他们缺少现代传播工具，收音机、电视和互联网对他们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农民排除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之外。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些威权主义国家注意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投资，试图通过发展现代通讯和传播技术使农村保持与城市的联系，使农村从根本上不再成为“革命飞地”和“暴力之源”。同时，威权者在进行资本投资的同时，还向农民承诺现代化的美好远景，帮助农民提高识字率，引进现代化的医疗技术，改进农民的卫生条件和状况。威权者在农村地区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将农村和农民纳入到全国性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农民提供了学习现代化文化价值的机会。然而，这种努力却为独裁者埋下了革命的祸根，人们特别是农民对国家的现代化期待，因独裁者太多的“空头支票”而产生了心理挫折，怨恨导致革命和动乱。这是亨廷顿的重要发现。^[101]

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社会变迁的速度和强度都更加迅速和强烈，城市中的每个人都会被不同程度地卷入社会变迁的过程，对有些人来说，社会变迁的影响甚至是瞬间的，短短的时间社会变迁就能改变他的价值，并确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价值。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每个社会阶级都竭力通过采纳新价值来改变自己低劣的社会地位：上层和中产阶级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来模式化自己的生活；工人阶级试图通过采纳中产阶级的价值，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些受到城市价值影响的农民竭力通过迁移到城市而使自己永远地成为一个城里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每个群体都匆忙地放弃自己原来的价值和规范，与那些他们希望加入的群体建立价值上的联系。^[102]新价值的确立和传播为新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它最终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格局，形成了能够对抗国家的组织网络，作为新阶级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官僚阶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在后来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与社会变迁导致的文化价值变化是分不开的。

威权主义国家社会变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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