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及其后果

2024-0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广大的威权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排斥和集权使得它们对经济活动实行极端的干预，以政治手段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干预为资本利益服务，而反对工人阶级。在威权主义国家，经济、国家与集体行动之间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或不增长，经济增长或不增长导致不平等，不平等导致集体行动。但是，不幸的是，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势延长甚至恶化了经济危机。

在广大的威权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排斥和集权使得它们对经济活动实行极端的干预，以政治手段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干预将每个政府都变成了关键的经济行动者、资本分配或积累的中心。这些政府控制着主要的银行、企业和税收资源。它们通过控制银行，积极地影响资本分配。这些国家也扩张了经济规制的范围，因此影响到市场的许多方面。由于威权主义国家都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它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私营经济活动表现出强大的活力。这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但却不是避免得了的结果。

尽管多数威权国家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它们实施的发展战略也为矛盾和冲突打下了基础。虽然这些国家摆脱了特权阶级的控制，获得了高水平的自治权，但是国家干预主要是为特殊社会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利益服务。首先，它使国家统治者、他们的联盟和随从人员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政府发展战略是为那些现代经济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服务的，它们忽略甚至牺牲了中小企业利益和传统产业的发展。另外，国家分配与积累政策经常支持大资本家，保护他们抵制竞争，为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与资源。同时，这些政策排斥中小企业，将它们置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国家干预为资本利益服务，而反对工人阶级。最后，国家干预和国家发展战略增加了社会不平等，掏空了国家支持的社会基础。

威权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也提高了融入国际经济市场的程度，使得这些国家更加依赖于国际经济。这种融合一方面可以为经济提供积极的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依赖也使得这些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时候，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来。另外，外部经济变化和国内经济衰退一起为社会和政治冲突创造了条件。由于日益增长的国家干预削弱了市场的机制，并将资本分配和积累的过程政治化了，因此，国家而不是市场力量被看作应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经济衰退和危机负责任。这样，国家干预增加了每个威权国家在危机期间受到挑战的可能性。社会与政治冲突恶化了经济条件，反过来，它们又使得这些政权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

在威权主义国家，经济、国家与集体行动之间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或不增长，经济增长或不增长导致不平等，不平等导致集体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因果链条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国家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或不增长。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甚至停滞，因为通过国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最终会破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在哈耶克看来，国家干预还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而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权力集中，因为“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82]。对经济活动来说，国家干预能够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另一个是经济衰退。国家干预之所以能够与经济增长相容，是因为“独裁是实现所有理想的最佳手段”^[83]，它可以利用政治手段在短期内集中所有的资本和技术，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正是由于国家干预，经济增长存在大量自我排斥和自我削弱的因素，腐败、垄断、浪费等现象大面积爆发，这些因素最终使经济活动失去增长的动力，它们将经济带入衰退甚至停滞的境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威权政权比民主更有优势的论点，因为印度的实例而不攻自破。^[84]在威权主义国家，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制度和完善的司法制度来规范国家干预的范围，因此，国家在影响经济活动方面总是走过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有效到制约国家的经济行为，结果，经济活动在国家不可避免的过度干预下无法逃脱走下坡路的命运。(www.chuimin.cn)

与经济不增长相比，经济增长更能够导致社会不平等。亨廷顿在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从近期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贫困的人口便会增加。经济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85]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威权主义政权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带来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不平等，与权力有着极大的关系。尽管经济增长能够比经济不增长带来更多地可供分配的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定会有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它们生产的财富也十分充分，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必然带来普遍的分配不平等，因此，这种观点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相反，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平等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中才有可能被严重化了。威权主义政权自20世纪50和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的确让大量国家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部分分析的那样，这种经济现代化是在权力的强制推行下展开的，经济过程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国家机构及其官员是经济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掌管着经济发展的规划、投资、规制和分配大权，当权力制约的各种制度空缺或无效的时候，权力能够在经济活动的所有环节实施腐败。结果，经济现代化在使国家机构富裕起来的同时，它也令掌权者大发横财。财富在权力的操控下，越来越多地流入权贵之手。因此，权力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威权主义政权从事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附带结果是经济危机，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大量威权主义国家中，从南美到南欧再到亚洲和非洲，经济活动的主要支柱是国外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以及大量的国外投资，同时，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是外向型的，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严重地依附于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如果国际社会的贷款政策发生不利于威权国家经济的变化，或者世界经济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严重下滑和倒退。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出现。但是，不幸的是，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势延长甚至恶化了经济危机。20世纪70到80年代，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菲律宾和乌拉圭先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外国的融资遭到冻结，这些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紧张。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秘鲁的瓦雷斯科政府及其后来的伯姆戴斯政府确实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遭到军方内部以及高度动员后的大众集团的严重抵制，因此，他们从未被完全付诸实施。在玻利维亚，1978年后军队内政变和反政变的循环妨碍任何具有连贯性的政策的实施。在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严重不确定性明显是经济危机延长和加深的促进因素。^[86]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通常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为什么呢？一方面，威权者会将危机的成本转嫁到社会成员中政治上更易受到伤害的人群身上，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上升导致真实工资水平的下降，并且对穷人的打击更大，因为在穷人所持有的全部资产中，现金占有过大的比例。^[87]经济危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群体由于无法影响到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总是经济活动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不平等对威权主义政权意味着什么呢？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对民主转型而言，社会不平等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数量。亨廷顿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发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的基本结论是：经济上越是贫穷的阶级，越容易采取暴力行动；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政治动乱越严重。^[88]社会不平等与集体暴力之间为什么会存在着这种关联性呢？爱德华·穆勒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格尔的学术传统，用定量化的方法，分析了跨国社会不平等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会导致政治暴力的发生。在他看来，社会不平等产生了格尔所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这种心理感受越强烈，这些群体越容易采取政治暴力。为什么具有“相对剥夺感”的人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呢？因为“相对剥夺感”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格尔不同的是，穆勒认为，仅仅从“相对剥夺感”来直接解释集体行动的发生是行不通的，这些不满的情绪必须能够被动员起来，只有这样，集体行动才能够发生。^[89]收入不平等或社会不平等并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但是，它们为集体行动打下了心理基础，来自底层的社会抗争要么是为了利益而行动，要么是为了价值而行动。总之，威权主义发展经济和现代化的模式带来了大量的社会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因此，独裁制度为自身种下了政权终结者的种子。

威权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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