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上)：魏晋南北朝诗风演变

2023-12-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章魏晋南北朝诗魏晋诗风上承古诗十九首时代的传统，但在诗歌的表现领域、精神风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降及南北朝，新变之风遂大行于世。由于南朝文学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多因袭南朝，因而南朝诗风也波及北朝，汉魏“风骨”至此消亡殆尽。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谢灵运之后，山水诗成为一种独立诗歌题材，并日益兴盛。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诗

魏晋诗风上承古诗十九首时代的传统，但在诗歌的表现领域、精神风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早在“三曹”时代，既已出现“汉音魏响”之异趋。曹魏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文人受到压制，慷慨悲歌、梗概多气的建安诗风转向狷急幽邃、隐晦曲折的正始诗风。然而，正始诗歌师心使气的个性特征则与建安一脉相承。魏晋易代之后，曹魏时期出现的追求篇章华丽的创作倾向进一步发展，汉魏古朴之风式微，新变之风日趋流行。降及南北朝，新变之风遂大行于世。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新的题材、新的形式和新的风格不断出现，诗歌创作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个时期，虽然篡乱相寻，但是文人地位相对稳定。富庶的江南经济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与文化享受，贵族文人普遍满足现状，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内心也缺乏激情和强烈的冲动，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难以形成雄健有力的美学风格。由于南朝文学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北朝文人的诗歌创作多因袭南朝，因而南朝诗风也波及北朝，汉魏“风骨”至此消亡殆尽。南朝帝王大多喜好文学。在王室的倡导下，宫廷文学逐渐成为主流，诗歌创作愈来愈远离现实，艺术精美、思想贫乏的流弊日益显著。

汉末建安时代，中国陷入极度动荡混乱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个时期，诗歌创作中心在北方。以“三曹”父子为核心，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除“三曹”父子之外，其中最著名的有“建安七子”和“蔡琰”等人。建安诗人大都受到汉乐府影响，其中尤以曹操为甚。曹操喜爱音乐，善于用乐府旧题抒写政治怀抱，作品悲凉古直，雄浑沉郁，气魄很大。曹植是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也是最早大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之一。他的诗词采华茂，韵律和谐，甚有新鲜绮丽之感。曹丕的诗以文辞清绮见长，与其父古朴之风已有不同。“七子”诗歌的风格大多与丕、植兄弟同调，其中以王粲的成就为最高。蔡琰的诗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写出了时代的动荡，民众的悲惨遭遇和个人的不幸命运，令人读之不能不为之动容。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形势极其残酷。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陷入极端的精神痛苦之中。这个时期，佛、老思想开始在士大夫中流行，汉末人物品藻之风演为清谈，随之玄学大兴。在这种背景之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安文学的昂扬基调逐渐改变，积极入世、慷慨刚健的建安诗风逐渐代之以隐晦曲折、师心使气的正始诗风，出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集团，其中以阮籍、嵇康的文名最胜。生于乱世，阮籍一生明哲自保，口不臧否人物，其诗作以八十二首《咏怀诗》成就最高。这些诗用笔曲折，含蓄隐约，用隐讳象征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和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集中表现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嵇康为人高傲刚直，不拘礼法。其诗歌成就略逊于散文，但四言诗创作冠绝当世。

魏晋易代以后，随着政治秩序重新稳定，士大夫内心的痛苦和压抑逐渐消弭。到太康时期，诗坛呈现出空前繁荣。其时诗歌创作倾向是模拟古人，追求词藻华丽和对仗工整，代表作家有陆机、张华、潘岳、左思、刘琨等人。陆机的诗最能代表西晋一代之文学风气。陆机出自东吴名门世家，其作品多、影响大，在当时享有盛名，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他的诗作内容多模拟，文辞繁缛，语言华美典雅，好用排偶，有雕琢过重、繁冗乏力之弊。张华的学问广博，好为奇谈怪说，有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传世。他的诗多写男女之情，语言华丽，格调柔弱，钟嵘《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潘岳与陆机齐名，他的诗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方面与陆机较为一致。

追求词采富丽是太康诗歌的重要特征，然而过分注重修辞之美往往会削弱诗歌的“风骨”。这个时期，惟左思和刘琨的作品能力矫时弊，颇具风力，直攀建安。左思出身寒素，虽有仕进之志，却为门阀制度所遏，一生郁郁不得志，遂将满腔不平之气发为歌咏。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藉古讽今，以古人之酒浇自家之块垒，语言简劲，不重词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创力，显得与时代流风格格不入。两晋之际最重要的诗人要数刘琨和郭璞。刘琨是西晋末年著名将领，五胡之乱时，他率部转战北方。中原板荡、社稷崩摧的惨痛现实令他忧愤填膺。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悲凉。郭璞喜阴阳卜筮之术，以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他的诗作以《游仙诗》最为出名。郭璞的《游仙诗》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乱的情绪和苦闷的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东晋之后，正始玄风进一步影响到文学创作，玄言诗盛行一时，诗歌变得“淡乎寡味”，直到陶渊明的出现才给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格和内容。

晋宋之际是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山水诗的兴起。山水诗的兴起直接导源于玄言诗。魏晋时期，玄学大行。受玄学影响，诗歌也成为阐发玄理的工具，从而产生了玄言诗。东晋时期，玄言诗盛极一时。由于当时士人好山林之游，山水也被引入玄言诗创作之中。然而，玄言诗的创作宗旨是阐发玄理，所以山水仅仅是诗人藉以阐发玄学奥义的媒介，毫无美学意蕴可言。晋宋之际，随着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作为喻道媒体的山水冲破玄学雾霾，彰显出其美学价值，促成山水诗的兴起，已成为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一改魏晋诗歌的古朴风格，善于用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写山水自然。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只占从属地位。谢灵运的山水诗却极尽模山范水之能事。他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体验细致入微，描写精妙。谢灵运之后，山水诗成为一种独立诗歌题材，并日益兴盛。谢灵运的从弟谢惠连，同时代的颜延之、鲍照，以及稍后的谢朓、王融、沈约、何逊、阴铿等人，都不乏山水诗佳作。

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是刘宋诗坛最重要的作家，并称“元嘉三大家”。颜延之在当时诗坛享有盛名，与谢灵运合称“颜谢”。颜诗喜铺陈，重藻饰，好用典故和对偶，语言艰深，风格华丽典雅，是陆机、潘岳以来诗歌修辞化倾向的极端发展。与出生于高门贵胄之家的颜、谢不同，鲍照出身寒微，一生命运多舛。在门阀制度之下，有志难伸的鲍照内心饱受煎熬，充满愤世嫉俗的孤愤之情。悲苦怨愤之情发而为诗，就使鲍照的诗歌带有一种强烈的慷慨不平之气，与那些片面追求富丽精工的贵族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在典雅雍穆的贵族风尚占主导的南朝诗坛，鲍照的诗可以算是一个异数，对当时诗坛有别开生面之功。

中国诗歌向来讲究声律之美。齐代之前，诗人创作中对声律的运用还处于自发状态。齐武帝永明年间，随着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出现了讲究声韵格律的新体诗——永明体。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开始从古体向近体转变。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他是最早把声律引入诗歌创作中的诗人之一，在当时享有甚高名望。沈约的诗歌“长于清怨”，写景清新自然，抒情缠绵悱恻，堪称一代名家。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是谢朓。谢朓与谢灵运出自同一家族，且与谢灵运齐名，合称“大小谢”。谢朓为山水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山水诗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又避免了大谢诗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的弊端，同时摆脱了玄言的成分，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从而形成了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谢朓在新体诗的探索中也取得了很高成就，他能够把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娴熟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因而他的诗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悦耳。在南朝诗人中，除沈约、谢朓之外，王融、范云、江淹、何逊、阴铿等人也深受永明体影响，并且取得了较高成就。

齐梁时代，以王室成员为中心出现了众多宫廷诗人集团，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以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为中心形成的几个文学集团在当时最具影响力。宫廷诗人集团的出现一方面繁荣了诗歌创作，提升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应制奉和之作的泛滥，使文学创作愈来愈远离现实。(www.chuimin.cn)

齐梁以降，随着宫廷诗人集团的形成，宫廷逐渐成为诗歌创作活动的中心。由于受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的局限，宫廷诗人大多视野狭窄，诗歌题材单调，内容脱离社会生活。宫廷创作常常要迎合帝王的口味，因此很难产生真正的吟咏性情之作。然而，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乏新变之处。在当时出现了一种把文学标准和伦理标准区分开来的倾向。此外，梁代文人的创作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反对诗歌创作过分典雅深奥的语言风格，提倡雅俗结合，追求诗歌语言浅显流畅并具有音乐性的效果。

晋室南渡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由于文化精英大多南迁，北方文星寥落，文学发展陷入极度衰落状态，直至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朝文学才渐有转机。随着南朝文学的蓬勃发展，南朝文学在当时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北朝诗歌创作长期笼罩在南朝的影响之下。北朝诗人大多倾慕南朝诗风，模仿南朝的创作风格。北朝诗人中的佼佼者当数史称“北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温子升的诗流传不多，其中多有模仿南朝诗歌的痕迹。邢邵的诗现在仅存八首，其中一些作品的风格明显近于齐梁。魏收颇有文才，在史学上较有造诣，有《魏书》传世，其诗歌创作也好模仿南朝风格，他的诗节奏轻快，色泽明丽，与齐梁诗相比，亦不逊色。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土不同，地域文化差异较大。虽然北朝诗人倾慕南朝诗风，自觉追随南朝的诗歌创作潮流，然而，迥异于南方的生存环境和地域文化背景也使北朝诗歌带有较强的自身特点。《隋书·文学传》总结南北文风差别时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可见刚健质朴正是北朝文学的长处。北朝文学“重乎气质”的特点恰好可以纠正南朝文学轻艳柔靡的弊端。庾信等南朝文人北上，则使以北朝之长弥补南朝之不足，并进一步融合南北文学成为可能。

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清人倪璠盛赞他的作品“穷南北之胜”。庾信的一生以侯景之乱后出使西魏为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诗歌多奉和应制之作，思想内容浅俗单调，风格轻艳流荡。庾信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在后期取得的。侯景之乱时，庾信逃亡江陵辅佐梁元帝萧绎，后来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江陵为西魏所破，庾信从此被迫羁留北方。羁留北方期间，他虽然受到北朝统治者礼遇，但是身仕敌国的愧怍、不得南返的怨愤，以及深切的家国之思常常困扰着他。由于长期生活在北方，北方文化刚健沉郁的风尚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这个时期，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根本改变，作品中大量出现了亡国之哀、羁旅之愁、乡关之思、身世之感等内容，风格也由过去的轻艳流荡转为苍劲悲凉。

除庾信之外，在由南入北的文人中，王褒也是较为知名的一位。王褒的经历和庾信相似，也是在西魏破梁后被迫羁留北朝，历仕西魏、北周两朝，与庾信同被奉为北方文坛宗匠。入北后王褒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诗歌多家国之思、身世之叹，风格萧瑟苍凉。在南北朝诗风的演变中，他和庾信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参考书目：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

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中国古代文学(上)：魏晋南北朝诗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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