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上)：史传文的重要性

2023-12-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史传文中国古代特别重史，故史文化特别发达。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六经皆史也。”如此一来，说中华文化的基础是扎根于浓厚的史文化氛围中的，当不为过。《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司马迁创造的上述体例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看看《史记》的传主们，他们之中有帝王、妃子、王侯、将相，有经师、文士，有游侠、刺客，有工商、医卜，有外戚、宦官，有戏子、男宠，多彩多层的社会人群结构，记叙无遗。

第四章　史传文

中国古代特别重史，故史文化特别发达。《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古代较早的几部典籍，《易》、《诗》、《书》、《礼》、《乐》、《春秋》，即后来被称为六经者，几乎都被认为是历史著作。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六经皆史也。”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亦言：“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如此一来，说中华文化的基础是扎根于浓厚的史文化氛围中的，当不为过。先秦很多的历史、故事乃至观念、著作，在上一单元已有介绍，这里说一下历史在两汉时期所显现出来的独有特性和阶段意义。

汉代是一个破天荒的时代，它的萌生和创建，是一群身份、观念、作为都和先秦统治者大不相同的人士来完成的。如果说先秦诸子授徒办学意味着王官学下移，即上层贵族把持的文化向社会中下层扩散，但这一变化还更多地集中于文化的层面，至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大社会行为，还是集中由上层贵族集团来主导完成的，社会基本的人群体系框架，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动，而汉王朝的建立，恰是通过颠覆上述社会政治人群结构的方式来完成的。

翻看秦末动乱中出现的英雄谱，很容易看到这一批人：“尝与人佣耕”的陈涉、贫寒的吴广、备受人欺凌的韩信、曾任狱吏的萧何、沦落下层的张良，至于刘邦的卑贱身份就更为人熟知，大致可说，刘邦的成功，是布衣集团的胜利。这凝聚了特定的时代昭示：天意何曾私授将相，权势并不专属达官，功业可以拼取获得（这真是令人错愕的变化），陈涉吴广所疾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风云突变的突破口。

感受并记录这一时代脉动的，就是名垂千古的《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上至传说中的轩辕，下至汉武帝时期，纵贯三千年历史。“本纪”，乃编年记本之意，是按时间顺序记述历代帝王活动的简史，记录了当时最重大的事件，如《秦本纪》、《项羽本纪》。“表”，即谱系，是用表格的形式较清晰地罗列历史事件与现象的一种题材，其有纵有横，纵按时间为序，横则以地域划分，将历代帝王、诸侯之间的大事简明扼要地排记下来，以作为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等。“书”，是对专门问题进行分类记载论述的体裁，如对有史以来的典章制度、音乐文化、天文历法、农田水利、财政经济等发展情况作系统的阐述，如《礼书》、《乐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世家”，是记载世代承续的显贵家族历史的体裁，主要记载诸侯贵戚及有重大贡献的将相名臣的身世历史，如《晋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等。“列传”，即序列行状，传写事迹，是各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还包括一些国内外其他民族君长统治者的历史，如《老子韩非列传》、《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创造的上述体例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宋郑樵称：“（《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王鸣盛：“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第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十七史商榷》卷一）

《史记》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通史，记录了中华民族先民三千年发展的历史，这有别于此前的某一时期史如《春秋》、《战国策》，也不同于国别史如《国语》，它探究的是汉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独特的生存密码，是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的，在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这一长段历程中，司马迁感悟最深的就是人的坎坷生存和辉煌创造，历史就是在两者的交互中形成的，所以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这一独特的史学记述体系，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记录先民英雄般的个性履迹。看看《史记》的传主们，他们之中有帝王、妃子、王侯、将相，有经师、文士，有游侠、刺客，有工商、医卜，有外戚、宦官，有戏子、男宠，多彩多层的社会人群结构，记叙无遗。这一关注视角是以前所没有的：此前的历史著作也记录社会人群的活动，但那不是叙述的主线，它们淹没于以时间或事件为逻辑的安排之中，著述者对准的，基本局限于政治上层。而司马迁将目光洒向了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那些小人物，绝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影响，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依然在拼搏努力地生存和生活着，历史和生活的意义与内涵，并不总是蕴含在大人物大变化之中，当关注的视角也开始注意小人物的运命和生活时，一定预示着时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司马迁把他感受到的用“纪传体”的形式来体现。所以梁启超这样评价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焉。”（《饮冰室文集·历史·中国史界革命案》）

《史记》是一部充满批判锋芒的著作，即使那些在历史上取得巨大功勋的帝王，也常常被两面地恢复于历史面前，并不因贵而隐，甚至对当时统治者，也敢于据实揭露。如肯定刘邦功业的同时，对其自私、无赖的嘴脸也予以揭示；如颂扬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时，对其任人唯亲、穷兵黩武、蛮横霸道等也进行揭露。在司马迁的笔下，最栩栩如生、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些充满悲情的人物。历史的真实进程往往就是这样的，高贵的品行、执著的信守和诚实的努力，并不一定获得接受和取得成功。一部历史，更多表现的是人类的坎坷史，悲剧的揭示必定是其中的主基调，所以司马迁的批评和悲情，是懂得和尊重历史的必然结果。连批评司马迁的班固也不得不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录”是自古史家最高的荣誉标准，其中的历史使命，不是轻易能够承担得下来的。自《汉书》及以后，历代的正史，除个别外，多数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史”，体现的是君主的修撰意志或是正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独立和敢于自主，都大大地缺失了，而这，恰恰是《史记》的秉性。

汉代继《史记》之后的另一部伟大历史著作是《汉书》。

司马迁之后，很多人都续补过《史记》，比如东汉初班彪就曾“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班固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其私作国史，明帝下诏捕班固下狱，尽收书稿进京。班固弟班超赴京上书辩白，书稿也得到明帝赏识，令班固继续撰修《汉书》，至章帝时，除八篇表及《天文志》之外，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后班固因事死于狱，和帝命其妹班昭参考东观皇家藏书，补足八表；又命马续协助修成《天文志》。至此《汉书》成为完璧。《汉书》所记起自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前后共二百三十年。全书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www.chuimin.cn)

《汉书》开中国历代王朝沿续不断修前代正史的先河。其体例上基本继承《史记》的传统，而又有重要发展。改《史记》八表为十志，合《史记》之《律书》、《历书》为《律历志》，合《礼书》、《乐书》为《礼乐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详细记载诸如司法制度、自然变迁、地理沿革、文化典籍等状况。后世历代所修正史，大体上都是依据此十志而稍加增减，从而使我国封建王朝从汉代起，两千多年来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史料，多借志书得以完整保存，其中班固的开创功不可没。

《汉书》继承“纪传体”的写法，对《史记》所载而不详或所未突出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补充。班固为东汉著名的辞赋家，传记中熔铸了诗赋的语言，不仅富赡雅丽，而且严整凝练，讲究韵味，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叙述和描绘，细致生动，多有成功，使其继《史记》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又一光辉典范。

《汉书》与《史记》比，正统观念较为浓厚，他曾指斥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而认为：“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汉书·游侠传》）

和司马迁的出发点不同，认识的效果也就各异。但这也是班固所处的环境有关，是时代规定了班固的视野和认识。二者各有擅长，历史上以“班马”或“史汉”并称，是对这两部伟大作品的褒奖。

这里还要提及在以后的文学史中占有重要部分的“小说”一体。在汉代，“小说”一词指的是与论大道相对的街谈巷语，是“刍荛狂夫之议”。不过，据现有数据显示，先秦汉代的“小说”一类，显然是很兴盛的，竟入了《汉书·艺文志》所列诸子“十家”中的一家，不过是小说不入流，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就是后世“十家九流”说法的来由。这一体类的归属颇有点曲折，它虽然也有后世小说体的娱乐功能，但在当时又常常不同于后世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偏近于史的面貌出现的。所以，汉之后传统小说的发展兴盛，与历史有难以明断的纠缠，无论如何看待与处理，史观、史法乃至作史的命意，都是传统小说避不开的。

参考书目：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三联书社，1984．

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中国古代文学(上)：史传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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