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散文及政论文

2023-12-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章秦汉文这里的文，是指与较为严格的韵文相对而言的散文，是一个较为泛意的概念指称。汉代最先崭露头角、取得较大成绩的是汉初的政论文。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无疑是汉初政论文中最有名的，也是产生于汉初这一政治文化氛围当中的。汉代散文在武宣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司马相如的这三篇作品，大抵是颂扬汉帝国国势及对汉天子的颂扬之文。

第三章　秦汉文

这里的文，是指与较为严格的韵文相对而言的散文，是一个较为泛意的概念指称。其实史传文也应隶属于此，不过，汉代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文，因为巨大的实绩和影响，加之传统特定的史传文化，它们一向被划分为独立的单元，所以这里的选文实仅指秦汉的论议文章。

短暂的秦王朝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较少，故有“秦世不文”之议。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仅仅是李斯的《谏逐客书》和少量的颂扬石刻文字。

汉代最先崭露头角、取得较大成绩的是汉初的政论文。代表作品如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汉初的政论文发生有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刚刚经历动乱取得政权的统治者意识到探究兴亡更替的原因对维护和稳定统治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君王面对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驳斥而能接纳，并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这就产生了后来的《新语》。贾山的《至言》也深入地分析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的若干原因。

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无疑是汉初政论文中最有名的，也是产生于汉初这一政治文化氛围当中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扣准秦之过失的本题，分别论述始皇不明攻守之势，二世不知取守不同，子婴不能救败，连环相属，剖析精微，得出：“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的结论，最后归于为引以为戒的主旨：“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文联三篇而相表里，章法灵活严谨；在语言表达上更是吸收战国论辩的长处，极富文采藻饰，铺张扬厉，纵横驰骋，气势雄健，神完意足。《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涉及了王朝内部诸侯割据势力日益壮大危及中央集权的矛盾，对外纳币匈奴行臣下之礼愈使边境不安的祸患，以及富者侈靡、贫民卖身、官吏塞责的社会弊端，进而主张削诸侯、强国威、重农耕、易风俗、健全礼制、提倡道德、推行文教，等。其文慷慨陈词，感情浓烈，议论说理，指陈时弊，毫无顾忌；而时用比喻，更增加了生动性。

晁错的《论贵粟疏》围绕“贵粟”，援古况今，层层剖析，分析时局，提出解决办法，鞭辟入里，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贾谊相比较，晁错的文章同样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铺排渲染，言词激切，富于鼓动性，但同时又显出更加分析透彻、妥贴平实的特性。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价贾谊、晁错：“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惟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藩国侍从文人的论议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上书谏吴王》、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散文带有辞赋的特点，铺张扬厉，富于辞采，多用形象的比喻来增强直观性和感染力，说理透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汉代散文在武宣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因以儒取士及“独尊儒术”的提出和推行，一些学者因经立意，为文多引经据典，文风趋于典雅和缓。这一脉以董仲舒为代表，著名的作品如董仲舒参加策试的《天人三策》。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称：“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变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他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天人三策》是典型的范例，其文沉稳醇厚，器局宏大，温文尔雅，援引经艺以说理。因经艺独尊的社会文化现实，此后汉代这一类文章基本上就是对董仲舒文风的效仿和发展。一方面，或对汉武帝雄武扩边等政治举动进行鼓吹，或常常被汉武帝用来对外廷大臣进行问难议论，或对时政得失进行褒贬评议；一些近侍文人，如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东方朔等，或陈穷兵黩武之祸，或论土崩之害，或言拒谏之非，或议侈靡纵欲之患。代表性的作品如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东方朔的《谏猎疏》、《谏除上林苑》及《化民有道对》、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等。司马相如的这三篇作品，大抵是颂扬汉帝国国势及对汉天子的颂扬之文。司马相如的文章长于铺陈夸饰，气势雄壮，颇有汉赋之风。东方朔之文，切言直谏，笔法铺张扬厉，有战国纵横捭阖之气。主父偃之文，长于考虑世情，分析利害，行文具有不可遏抑之势。除了上述与朝廷政治文化行为有关的文章，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类作品，和作者个人的感触和际遇有关系，代表性的作品如东方朔的《答客难》、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

西汉末，因今古经文学之争，刘歆写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应和王莽的托古改制，扬雄写了非常有影响的《剧秦美新》。(www.chuimin.cn)

东汉时期，光武帝开国之初，受天下形势、政治时事、军旅征伐等事态影响，这一时期的散文多为檄文、说辞、书牍等与时事相关的作品，代表作品如窦融《与隗嚣书》、班彪的《王命论》等。

明章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人不乏时代颂德之音，如《论衡》中的《宣汉》、《齐世》、《恢国》、《须颂》诸篇；同时，由西汉末就开始大兴的谶纬神学以及由此带动的世俗迷信，至此时也有了高涨的趋势。针对这一社会文化氛围，《论衡》高扬“疾虚妄”的大旗，对其进行了极有针对性的批判，如《实知》、《奇怪》、《问孔》、《论死》诸篇，思想大胆，针砭有力，语言浅白直接。对于王充的成就，刘熙载《艺概·文概》道：“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东汉中后期，因帝治昏庸，外戚宦官乱政，内外廷斗争激烈，一些痛心时政、遭受迫害打击的士人，对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概况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如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等。《潜夫论》为指斥时弊、发奋议政之作，文章通俗生动，情感色彩强烈。《政论》为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后汉书》本传载：“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

汉代散文多为应用文，我们现在认定的所谓纯文学的散文，大概在汉代还不具备形成的条件，汉代散文，言即为用，或剖析，或针砭，或说理，或劝告，或颂扬，或鼓吹，体现了较强的功能意味。功能性一直是传统上层文化要求文学具备的一种秉性，在汉代尤其如此。这些作品针对社会与国家大事，表达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伦理道德等思想观念、意见主张，以及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诸如赞誉、劝诫、思念、哀悼等情感的交流。同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很多散文作品讲究布局谋篇、遣词造句，极力追求形式上的效应和完美，综合运用比兴、铺排、取象等手法，在叙事、说理或抒情中，追求直观的感性。再有，题材涉及广泛，大到宇宙、社会、人生，小到具体的生活现象、自然景致，无不展开思考，投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寄托理想、表达爱憎、激情洋溢、充满哲思。炼语成绮，文白叠用，将现实的实用与艺术的审美创造结合，构建了传统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品类繁多，诸体皆备，成果斐然。

汉代成为古代散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刘师培曾概括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确实如此，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中所涉及的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种散文文体都已独立出现。后世所谓的“文必秦汉”（《明史·李东阳传》），自有它内在的道理。

限于篇幅，这里所介绍的汉代散文，仅仅是一般较为熟知或谓之名篇的，其实背后很多的作品，很多汉代文人在散文方面的尝试和拓展，都有待于进一步关注。

参考书目：

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秦汉文：散文及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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