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汉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核心代表

汉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核心代表

【摘要】:第二章汉赋赋是传统韵文学核心的代表样式,通常诗赋并称。关于汉赋的来历,主要有三种流行说法。其中,班固的说法存在许多汉赋生成所包含的复杂因素。二是汉代颇为流行的楚辞,在规模结构和风格用语方面对汉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宾客,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诸宾客有赋四十四篇。

第二章 汉 赋

赋是传统韵文学核心的代表样式,通常诗赋并称。

赋在汉代形成一代巨制。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言:“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可谓盛况空前,人们也习惯以汉赋来作为汉代的代表文学样式,与唐诗、宋词并举。

汉赋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汉赋的来历,主要有三种流行说法。

一是班固《两都赋序》所表述的:“赋者,古诗之流也。”二是《文心雕龙·诠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三是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指出的:“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答,《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大概说法越是后出,就越容易照顾全面,但也越容易脱离实际的发生背景而存在有失偏颇的地方。其中,班固的说法存在许多汉赋生成所包含的复杂因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由“不歌而诵谓之赋”可以确定,“赋”只是诵诗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熟悉的《诗》的“赋、比、兴”三种表达方式之一,从这点上来说,赋也确实和《诗》发生了关联。但毕竟表现手法和作为文体还是两回事,所以说班固其实还是没有具体解释汉赋到底是怎样来的。当然,这也不是班固表达的重点,班固重点要说的在后者,就是“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以佐命君王。为什么要努力争得这一名分呢,因为赋者当时的文化地位是“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同时,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两都赋序》,类似观点的表达,都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和宣传:规范汉赋的功能,使其向经艺要求的倾向靠拢。所以,班固的话也不能不加变通地予以尽信,尤其是从中寻找汉赋的发生原因,里面还存在着一些转换环节,而不能直接进行认定。

不过,班固的说法里也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赋”作为表达方式的表述。“不歌而诵谓之赋”,其实透露了“赋”最初是一种音声的表达方式,而并不同于后世“赋者,铺也”(《文心雕龙·诠赋》)的书写表达手法。也就是说汉赋早期更多是以音声被听的,而不是写在文本上阅读的。所以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概不是捧着竹简阅读,而是作为脚本读来听的。汉赋是用来听的,在汉代有具体的例子,如《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喜(王)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至于班固和刘勰都认为的汉赋从楚辞发展而来,有这样两个主要依据:一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旧传为宋玉的作品如《风赋》、《神女赋》、《高唐赋》等都为赋体作品。二是汉代颇为流行的楚辞,在规模结构和风格用语方面对汉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形式关联,那就是楚辞在汉代也主要是以音声来流传的。《汉书·王褒传》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据《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也是因能“言《楚辞》”而被汉武帝召见的。也正是以音声的娱乐表演,使规模宏大、用语诘屈的汉赋才得以广泛地传播风行。如楚地流行楚辞,蜀地产生司马相如乃至后来的扬雄和王褒,都不是因外在风气的影响,而是受本地特定的文化风格和习尚的熏染,这些都是构成汉赋形成一代文学的地域文化要素。

据现有材料,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十篇,现存《礼》、《知》、《云》、《蚕》、《箴》,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表现手法完全采用“隐语”,类似后世民间流行的猜谜语的方式。如果这也是赋发生的源头之一的话,倒进一步佐证了汉赋来源处的民间属性。

现在通常认为,汉赋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从汉初到武帝即位初年的七十余年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个时期承战国余绪,纵横之风尚存,尤其是刘姓诸侯王的存在,士人与文化的生存空间相对广大,活动和择取也相对自由,作品多体现楚辞的影响,侧重表达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慷慨。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骚体赋,指的是模仿楚辞而写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抒情,形式上与楚辞没多大差别,也用带“兮”的语句。代表作家贾谊。其代表作品是《吊屈原赋》、《鵩鸟赋》。文景时期的枚乘,是汉初一位重要的赋家,他的《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不以“赋”名,但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直接开启了后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典型的汉大赋体式。汉初赋坛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庄忌及淮南王刘安宾客淮南小山。庄忌,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而今只在《楚辞》中收有《哀时命》一篇。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宾客,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诸宾客有赋四十四篇。但今天流传的只有收在《楚辞》中的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了。(www.chuimin.cn)

从武帝到东汉中叶的二百多年间,是汉赋的兴盛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新体大赋,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等。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代表新体大赋的最高成就。现在通常认为《子虚赋》、《上林赋》本是一篇文章的两个部分,整体名称为《天子狩猎赋》。《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先生,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云梦泽之大和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同时也把齐国的土地之广、物类之丰夸耀了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谈话后,一方面批评他们“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丽”的名义下,把汉天子上林苑的富贵壮丽及天子射猎时的盛况大加铺陈夸说,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则以汉天子幡然悔悟,觉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罢猎”作结。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汉武帝正在运作他的国家政治权力统一、地域版图的扩张以及以董仲舒“独尊儒术”为代表的国家文化体系整合,从《天子狩猎赋》反映的情形看,这是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文人对国家发展大势的文学式呼应。这是司马相如赋产生重大时代影响的内因。当然,此赋同时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体式,大肆铺陈山川之壮美、物产之丰饶、宫苑之雄丽、帝王生活之豪奢,规模恢弘、气魄张扬、语言非凡,更是在表现形式上对汉武帝时期的非凡国势进行了渲染和鼓吹。其在充分表现汉大赋典型特征的同时,更是一举奠定了汉大赋的地位。《天子狩猎赋》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绩,直接开启了后来赋家关于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等的描写,但后来者的格局都难与相如比肩。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并序》在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序》描写了赋在汉代成为一代文学的盛况,并对赋之功能进行阐述,对后世汉赋的认识影响深远。而《两都赋》则是针对国初是定都洛阳还是长安的争议进行的辩证和鼓吹,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模仿司马相如,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另外张衡的《二京赋》,也是东汉新体大赋的力作。

从东汉中叶到汉末的一百多年间,是汉赋的转变期,汉大赋的体式逐渐发生变化,转变为抒情小赋,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上层政治斗争加剧,外戚争权,宦官乱政,政局日趋动荡,文人们忧国叹世的情绪成为其思想基调,汉赋的表达内转,开始注重内在情感的梳理和抚慰。代表作品为张衡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后世的赋体发展,除着意对汉大赋体制进行模仿以逞才达意,另独僻抒情言理一路,即在《归田赋》一脉。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标志着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其后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殊途。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上述作品集体代表着汉赋由汉大赋集体关注描写外在世界向作者专注体己、表达一己之体会认识的情感本体回归,意味着赋史历程的改变。

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型文体,并构成了一代之文学。汉赋对后世文学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因其兴盛而掀起了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文学语言的大规模演练。汉大赋好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了那么多近乎专业的文学之士,以文学家的身份、以进行文学创作的态度来对文学语言进行实践和演练,在文学史上也是破天荒的。正是以汉赋的实践演练为基础,传统文学开始讲求并专注关于文学语言乃至形式乃至风格等文学的本体要素,并取得成就进而渐渐受到重视,以至文学批评在随后的建安时期开始兴起。

参考书目:

费振刚,等.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曹明纲.赋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