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屈原代表的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创作

2023-12-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四章楚辞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之名，殆西汉初即有之。据《史记·酷吏列传》，朱买臣以善“楚辞”为汉武帝所宠信；不过，其本义当泛指楚地之诗歌。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又名“骚体”。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北方文化对楚辞的影响。后因楚国的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楚辞中亦有其他楚作家的作品。

第四章　楚　辞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之名，殆西汉初即有之。据《史记·酷吏列传》，朱买臣以善“楚辞”为汉武帝所宠信；不过，其本义当泛指楚地之诗歌。至汉成帝时，刘向编定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定名《楚辞》，以其“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校订楚词序》）也。后王逸增入自己的《九思》，成十七篇。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又名“骚体”。

荆楚的历史极为悠久，至战国时期，它已经从一个古老的氏族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楚文化具有与中原文化相区别的一些显著特点。楚地较多地保存了原始的宗教与艺术，巫风盛行，并由此派生出大量的巫舞与原始宗教诗歌；楚地没有中原地区那样严格的礼法束缚，楚人热烈、奔放，富于浪漫主义激情。这一切，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并使楚辞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北方文化对楚辞的影响。

屈原是楚辞体的代表诗人。屈原（约前340—约278），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他出身楚国贵族，博闻强识。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因遇贵族子兰（楚怀王幼弟）、郑袖（楚怀王宠姬）谗害去职，流放汉北。顷襄王时被放逐于江南。后因楚国的政治腐败，国都郢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死。在诗歌创作方面，屈原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久佚，后代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刘向所辑《楚辞》。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关于本篇命题之意，除王逸说外，还有十余种不同解说。班固《汉书·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今之学者多从之。此诗当作于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屈原遭谗被疏之后。这是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三百七十多句，记叙了屈原在楚怀王时期为革新政治所进行的斗争，以及遭谗被疏后的内心矛盾。《离骚》的前半部分侧重于现实的描述，抒情主人公自叙祖系、志向、从政经历，揭示出贵族制度崩溃前夕的腐败与无耻，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的后半部分侧重于想象的驰骋，抒情主人公上叩帝阍，广求神女，遨游神界，表现出在幻想世界中寻求解脱的企盼，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离骚》是屈原思想性格、情感志趣的生动展现，他既承袭着奇幻的远古神话传说，也积淀着雅诗政治怨刺的沉郁激愤，从而形成神性与人性的交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屈原作品与《诗经》合称“风骚”，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最高典范。同时，屈原作品又是战国时期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合流的产物，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九歌》原本是祭神的巫歌，渊源甚古。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意焉。”《九歌》十一章，凡祀十神，末章《礼魂》为全诗之“乱辞”。可知，“九”乃古人表示多之虚数，并非实指篇数。屈原在保留古老《九歌》因娱神而具有抒情性的同时，把自己的现实感受注入其中，从而将虚幻浪漫的意象与幽渺深情的抒怀融为一体，主题明确而凄迷，意蕴惊心而难穷。两千余年，新解不断，原因就在于此。

《九章》具有强烈的写实倾向。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然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以为，“屈原既放，思念君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今人多以为，《九章》有作于被疏之前者，有作于被疏之后者，亦有作于屈原既放江南之后者。《九章》（除《桔颂》外）反映了屈原流放生活的经历，是研究屈原生平活动的宝贵文献。这些作品在内容、情绪以及写法具有某种一致性，明显受到《诗经》中政治怨刺诗的影响。

《天问》是一首奇特的问题诗。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诗人在作品中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地万物、神人史话、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等，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探索精神，引而不发的抒情方式则促使读者进一步思考。《天问》在体制上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传统，但疑问代词的灵活运用则避免了四言诗的呆板；终篇的诘问则将作者的内心苦闷表达得十分充分。

《招魂》是《天问》之外的又一篇奇文。它的产生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密切关系。王逸《楚辞章句·招魂》：“《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鬼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然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有“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之语，故今人多以为《招魂》是屈原为招楚怀王之魂而作。作者在民间招魂辞的基础上自铸新篇，全诗铺陈夸张，文辞艳丽，对汉赋有很大的影响。

楚辞中亦有其他楚作家的作品。(www.chuimin.cn)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吟叹，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今人对其是否为屈原所作多有怀疑，以为其为深知屈原思想之楚人作品，此说较为允当。《方言》：“凡尊老，南楚谓之父。”渔父即捕鱼之老人，乃一隐者。战国时，楚国多有此类人物，这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有关。此篇句法参差错落，其用韵也较为随便，表现出向汉赋的过渡。

王逸《楚辞章句·九辩》：“《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然王逸之说为推测之辞，与作品内容不合，《九辩》主要抒写“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据屈原《离骚》与《天问》，《九辩》为夏代乐曲名。或以为“辩”通“变”，凡乐曲换章易调谓之“变”；九，言其多也。宋玉之《九辩》确立了古代文人悲秋的主题，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除《九辩》外，宋玉还以“赋”闻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颇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我们这里所介绍的宋玉作品，虽其究竟是否为宋玉所作尚值得讨论，但其文采及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风赋》是一篇有积极思想价值的作品。《文选》吕向题注：“《史记》云：宋玉，郢人也，为楚大夫。时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风赋》灵活自由，时韵时散，其雄辩恣肆与取譬讽喻有战国策士遗风，描写也相当精妙。《神女赋》以巫山神女的传说为素材，生动地描写了一位神女形象，其构思与文句对后代有较大影响，从枚乘《七发》、汉武帝《李夫人赋》、曹植《洛神赋》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篇赋的痕迹。《登徒子好色赋》有些游戏之作的味道，作品以宋玉面对美女窥墙三年而不为所动、章华大夫与美女相爱而始终守礼，讽劝楚王应专心国事而不为美色所乱。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对楚王问》写宋玉的孤傲之情，间接表现其政治上的不得志。《新序·杂事》也有关于宋玉答楚王问的记载，内容与此相同，唯“楚襄王”误作“楚威王”。本文写法与《登徒子好色赋》类似，也是采用问答体的形式，但《登徒子好色赋》韵散相间，是赋体，而本文则是散体。刘熙载《艺概·文概》：“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之《对楚王问》。”

参考书目：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楚辞-屈原代表的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创作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