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散文：起源与发展

2023-12-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章先秦历史散文中国历史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出现的。经研究后，人们认定其为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称之为甲骨卜辞。从逻辑上讲，这是“记叙文”的起步，当然也就是历史散文的起步。与中国历史散文同步发展的是史官制度。《尚书》为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第二章　先秦历史散文

中国历史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出现的。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县的小屯发现了大量的龟甲和兽骨碎片，上面多刻有古代文字。经研究后，人们认定其为三千多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称之为甲骨卜辞。虽然由于文字之难识和甲骨的破碎与散乱，其中许多记录无法读懂，但还是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片断。这些片断虽然十分朴素，但它有叙辞，有命辞，有占辞，有验辞，叙事完整。从逻辑上讲，这是“记叙文”的起步，当然也就是历史散文的起步。

除甲骨卜辞外，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殷商“记叙文”还有铜器铭文（或称“金文”）。目前所出土的殷商青铜器约有酒器、食器、兵器、工具、装饰品等五类，在某些酒器、食器和兵器上，往往铸有文字或图徽，用以表明所有者的名字或其祖先的名字、官名以及部族徽号。在少数酒器或食器上，铸有较长的文辞。与甲骨卜辞相比，铜器铭文的记事色彩显然更为浓郁。

但是，铸有较长铭文的青铜器都是宗庙中的祭器，因此，青铜铭文与甲骨卜辞一样，都是被特定的宗教目的所决定的特定文体，它们并不能真切地反映殷商时期的文字表达水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殷商时期的文字表达能力要高于甲骨卜辞与铜器铭文所表现出来的水平。今本《尚书》中某些殷商时代的作品，虽为后代史官所写定，但聱牙晦涩之特色，正是其虽经历长期流传而原貌依然或存的明证。《盘庚》篇中的种种比喻手法，说明当时的记事散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学色彩。

与中国历史散文同步发展的是史官制度。由于史官源于巫官，因此，殷商时期的史官是一种纯粹的神职人员，这正反映了殷商文化尊神重巫的特征。而周人入主中原以后，华夏文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用武力征服殷商的同时，周人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了对殷商的文化征服，进行了文化模式的转换。《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此番话可视为殷周之际文化模式转变的概括。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等，凡此种种或许是继承殷商旧制而略有损益，但史与巫在角色方面已不再完全迭合了。史偏重于人事，故《汉书·艺文志》称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尚书》为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亦称《书》、《书经》。“尚”即“上”，上古以来之书，故名。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事实上，许多篇章长期口耳相传，写定时间较晚。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所献伪《古文尚书》两种。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中保存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主要是述功、筹谋、告诫、誓师、封命之辞，其语言表达远远超出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水平，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为后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全书约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计二百四十二年。而《左传》中的《春秋》经文下迄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学者们多依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作《春秋》“下讫哀公十四年”获麟，把哀公十五、十六两年的经文视为“续经”，以为出于孔子弟子所补。《春秋》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顺序，分年记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春秋》是后代编年史的滥觞。旧说，《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编撰而成的。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尊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陆德明的说法有其根据。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然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惑经》中指出，《春秋》有“未谕者”十二、“虚美者”五，这实际上是对孔子著作权的最早怀疑。大多数学者赞同这样的看法：《春秋》不是孔子编撰的，但经过孔子的修订。尽管《春秋》记事过于简略，但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周平王东迁以后，时至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遽变动，各诸侯国以及各社会阶层都更为注意汲取历史经验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各国史官更为自觉地积累大量的历史档案，以备编纂之用。同时，从前专门记载王朝、诸侯诰命和大事记如《尚书》、《春秋》之类，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之需要。在经过了漫长的准备之后，中国历史散文在种种新观念的刺激下大放光彩，《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一批新型历史散文著作应运而生。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旧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学界有人以为，《左传》原本为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后人将其与《春秋》配合后，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处理，使其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春秋》不同。今天看来，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确实不尽相同。《公羊传》与《谷梁传》都是依经立传的，是阐释《春秋》义理的，它们对《春秋》的文义常常进行一字一句的解说，它们的文字紧紧依附于《春秋》经文而存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左传》虽然基本上是一部可以相对独立的史书，但是，它在写作过程中，最初也应当是依据《春秋》经文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六说：“《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经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经。……则《左传》又自有经。”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乃刘歆改编；近现代学者多以为《左传》为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并非成于一人一时。《左传》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行人辞令的记叙也相当生动，实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对后世史学及文学有深远影响。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1000—前440），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主要在记言，亦有一些记事成分。除《周语》较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记载了个别事件。司马迁《报任安书》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因此后人以为其为左丘明所著，又因以为《左传》为传《春秋》之书，故又称其为《春秋外传》。对此，汉代以后的学者多不认同。如，《左传·哀公十三年》孔颖达《正义》引傅玄语：“《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引赵匡语：“《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剌，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尔。”依据赵匡的看法，《国语》当成书于众手，出现在《左传》之后，这是有道理的。例如，《齐语》一卷几乎全同与《管子·小匡篇》，当是出自稷下学派之手；《鲁语下》专记琐事，与《鲁语上》风格迥然不同；《越语下》专记范蠡，语言讲究对仗韵律，成书当为最晚。另外，《国语·晋语二》记重耳对秦使者之语，《国语·晋语八》记赵文子称贤随武子之语，《鲁语下》记孔子论公父文伯之母朝暮之哭语，均同于《礼记·檀弓下》之相关记载。我们虽不能断定二书谁抄袭了谁，但二者当同依据战国晚期之传说敷衍而成。

《战国策》，简称《国策》，其初又有《国事》、《事语》等名称。其书杂记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主要收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间的陈谋献策或相互辩论的言辞，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战国策》的作者已不可考，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经刘向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关于《战国策》的成书背景以及思想倾向，刘向《〈战国策〉书录》有很恰当的概括：“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愍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正因为如此，清人于鬯《战国策注·序》：“《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战国策》重点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策士们的言论和活动，赞扬备至，过分强调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乏夸张与虚构之处，虽不尽与史实相符，但却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哉！”(www.chuimin.cn)

《战国策》可以视为“士的颂歌”。以《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为代表的篇章描写的是辩士，他们逞才奋发，攫取功名富贵，体现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以《齐宣王见颜斶（齐策四）》为代表的篇章写隐逸之士，他们“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表现出一种可贵的道德坚持。以《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策三）》为代表的篇章描写的侠义之士，作品描写荆轲为解救燕国危急而谋刺秦王的全过程，赞扬荆轲、田光等为扶助弱小、反抗强权、不惜自我牺牲的侠义精神。作品情节紧张，生动感人，为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本。在史传文学向传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战国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逸周书》与《穆天子传》也值得注意。

《逸周书》旧题《汲冢周书》。此书初名《周书》，其主体部分当成书于春秋末年，《汉书·艺文志》有“《周书》七十一篇”注曰：“周史记。”汉代有人为之作解，篇名中的“解”字，盖当时所附，但已不全；晋五经博士孔晁为之作注。西晋太康二年（280），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盗发战国魏襄王冢，得竹书《周书》残本，经秘书监荀勖校定，著录于《中经新簿》。东晋朝著作郎李充校书，将世传孔晁注本与汲冢本合并为一，而系于“汲冢书”下。《逸周书》所涉及的史实，上启文王，下至景王，内容驳杂，文风不一，其中有些记叙近似小说。

《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周王传》，书成于战国时期。西晋太康二年（280），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盗发战国魏襄王冢，得此书，秘书监荀勖校定为五卷，东晋郭璞作注，增《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编为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西行之事，涉及西方民族、殊方玉山、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等。《穆天子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小说意味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开创志怪和神魔小说的先河；《穆天子传》最早按时间先后记叙某一人物的特定经历，这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书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徐元培．国语集解［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缪文远．战国策考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张清常，等．战国策笺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先秦历史散文：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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