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考古的重要突破就是发现了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址。若是某个遗址分布在古文献上记载的夏人和夏朝主要活动区域内,而且在风格或考古层位上接近二里头文化,就可以暂时假定为夏文明的留存,至少和夏文明有高度相似性。在这一点上,夏朝显然和商朝很不一样。如果夏人的组织方式、组织原则不同于后来的商人,那夏人又是凭借什么优势条件从诸多部落间壮大并脱颖而出,成为最早被铭记、被文献记录的王朝?......
2023-08-28
第一章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收诗三○五篇,还有六篇有目无辞。其中一部分作品为贵族文人所作,但作者绝大部分已不可考。《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一六○篇,是地方风土歌谣。《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是王畿之乐。《大雅》、《小雅》之分,殆与其音乐特征相关。《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是宗庙祭祀音乐。
《诗经》的成书应该与古代的采诗制度有关。《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巡守(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十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又,《食货制》:“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语:“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者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但是,亦有学者对采诗制提出质疑。崔述《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墉》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然而平心而论,《诗经》中的作品来自不同的地域,押韵大致整齐,应当是有人专门搜集整理的结果。
旧说孔子曾对《诗经》进行过删定。《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对于孔子删诗说,唐人孔颖达最先提出质疑,他在《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中说:“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其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诗论一》中说:“孔子‘删除’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再其后,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三《辩删〈诗〉之说》中说:“《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于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否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尝删也。……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故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厘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
这种质疑的基础是认定《诗经》一次成书。从现存文献看,《诗经》是陆续编成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段文字说明今本《诗经》在此时已基本定型。孔子自卫返鲁,教弟子以诗,必然面对不同时期的“诗经”选本,因此,司马迁称孔子“去其重”自有其道理。
汉初传授《诗经》者,有鲁国之申培、齐国之袁固生、燕国之韩婴、赵国之毛亨(大毛公)及毛苌(小毛公),凡四家,简称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前三家为今文经学,现皆亡佚,仅存《韩诗外传》。毛诗为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以后。今日之《诗经》即毛诗一派之传本。传统看法认为:汉代今古文的划分,一般说有三个标准:一是经书的来源;二是传授的方式;三是师承关系。今文原是孔子之后诸生言传口授,后渐渐著于竹帛,其字体多采用隶书,故称今文。今文传于官府,注重发挥,师承关系明确。古文为民间所藏,传于地方郡国,其字体皆为籀书,故称古文。在传授过程中,古文经师谨守经文,就经解经,师承关系不明。毛诗与三家诗的区别,不仅在文字、章节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主题方面。如,《毛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而《韩诗故》:“《关雎》,刺时也。”(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诗故》:“周之康王夫人晏(晚也)早出,《关雎》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再如,《毛序》:“《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而《文选·郭璞〈江赋〉》李善注引《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采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与三家诗相比,《毛诗》多依附《左传》史实,不免时有穿凿之处。如,《毛序》:“《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二子:伋、寿也。宣公为伋娶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泛泛然迅疾而不碍也。”再如,《毛序》:“《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www.chuimin.cn)
从内容上看,《诗经》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周民族史诗、农事诗、战争徭役诗、男女情爱诗、政治美刺诗、宴享诗等几大类,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个古老农业民族的乡土眷恋与宗族伦理情怀,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意味。《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句式整齐,表达含蓄,节奏感在迭章中得到加强,赋比兴手法得到完美的运用。
参考书目: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向熹.诗经词典[M].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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