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从审蒋变为放蒋，血肉长城见证中国抗战全景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 12月 7日 ，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

过了一会儿，张学良擦一擦脸颊上的泪水，用眼光把游行队伍扫视一遍，恳切而坚决地说：“同胞们！同学们！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内，我用事实做答复。如果逾期欺骗了大家，我张学良甘愿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请同学们先回城去吧！”

请愿指挥小组和代表团见张学良的表示如此诚恳，便决定整队回城。这时已是下午7点钟，天色已黑，西北风越刮越猛。

张学良冒着寒风赶到华清池，满怀热忱地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他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大发雷霆：“学生要来找我，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已经没有办法跟蒋介石沟通了，只能实行“兵谏”的计划。12日凌晨5点钟，东北军第一○五师一个团在 唐 君尧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卫队营也乘汽车赶到华清池门外。

这两支部队准备驱车冲进院子，蒋介石的门卫岗哨开枪拦阻。卫队营官兵马上跳下汽车，击毙哨兵，冲开大门，涌进外院。孙鸣九命令王协一带一部分人去包围禹王庙，解除中央宪兵的武装，自己率领一部分人冲进二道门，猛扑飞虹桥，打算一鼓作气直捣五间厅。可是，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已被枪声惊起，从贵妃池一带的房间里，用手提机关枪拼命扫射，封锁了飞虹桥。

孙鸣九改变路线，顺着鱼池边去假山的小道，向东摸索前进，终于冲进了五间厅。孙鸣九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人影，只见衣架上挂着他的衣帽，桌上放着公文包和一副假牙。他摸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知道蒋介石逃得不远，便命令士兵搜索。

这时，王协一所带的卫队已经缴了中央宪兵的枪，赶来向孙鸣九报告：“贵妃池那边抵抗很激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边。”

他们率领卫队营一齐向贵妃池发起猛攻，孙鸣九高声喊话：“赶快缴枪，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把你们炸死！”经过一阵激战，蒋介石的亲信侍卫死的死，伤的伤，缴枪的缴枪，全部解决了。孙鸣九跑进去搜查，还是找不到蒋介石。他正在疑惑，白凤翔和刘多荃来了。

刘多荃对孙鸣九说：“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被我们抓获并枪毙了。钱大钧在一个窑洞里，被士兵打伤，也抓住了。”问到蒋介石的情况，孙鸣九迷惑地说：“四处找不到，是不是跑了？”

刘多荃立即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已经占领华清池，但是蒋介石不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听，大吃一惊，下令检查蒋介石的座车。刘多荃带人到车库一看，汽车一辆不少，蒋介石的座车也在。有人提出，蒋介石会不会跳进鱼池自杀？大家对蒋介石很了解，一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孙鸣九找到了被捕的钱大钧，问道：“委员长在哪里？快说！”

这位侍从室主任胸部受了枪伤，吓得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回答：“不知道，孙营长，确实不知道。”

这时，一名卫士前来报告：“营长，我在后墙下面发现一只拖鞋。”

孙鸣九和刘多荃一商量，估计是蒋介石听到枪响，爬过围墙，逃到骊山去了。他们决定立即搜山，并再次向张学良报告。

天色将明，孙鸣九率领卫队营，穿过五间厅后山墙的小门，迅速向山上奔去。爬到半山腰，截获了蒋介石的侄儿、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鸣九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喝问：“委员长在哪里？不说实话，我马上毙了你！”

蒋孝镇吓得面如死灰，哆嗦着回头朝山上看。孙鸣九断定蒋介石就在山上，命令卫士们火速上山搜索。

原来，蒋介石被枪响惊醒的时候，以为是红军打来了，急忙下床，只穿着睡衣和拖鞋就往外跑。他知道院内不能藏身，就向山墙跑去。门锁着，打不开，他让蒋孝镇帮扶着，爬上后山墙，从墙上跌到外面，摔伤了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两名侍卫把他背到山腰间一块叫做卧鳖石的大石头后面。蒋介石一头钻进石头穴的乱草中。

孙鸣九率领卫队营上山搜了很久，天色已经大亮，刮起了风，满山树枝乱摇，尘土飞扬。士兵们接近卧鳖石，蒋介石的一名侍卫听见了人声，探头观察，刚一露头，就被一枪打死。蒋介石举起两手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卫队营陈思孝班长随即向后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鸣九应声跑上去，只见蒋介石低着头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卫队营官兵围了一大圈，蒋介石还以为是红军，浑身哆嗦，一会说：“打死我吧！打死我吧！”一会又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鸣九叫蒋介石跟着他走，蒋介石看看他们，觉得不像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

孙鸣九回答：“是东北军。”

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骤然神气起来：“你们想来干什么？”

孙鸣九答道：“我们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又问：“你们副司令在哪里？”

孙鸣九说：“在西安等候。”

蒋介石发怒了：“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接着又说：“我脊背疼、腰疼，不能走下去。”

孙鸣九说：“山下有车。”

蒋介石说：“我要马。”

孙鸣九说：“这阵哪来的马？”

唐 君尧和白凤翔闻讯上山。白凤翔贴着孙鸣九耳边说：“咱们为了抗战，对他还得有礼貌。”他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来，给蒋介石披上。但是，蒋介石死活不肯下山。孙鸣九向左右几个士兵示意，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

蒋介石下了山就要回卧室，东北军官兵哪里会答应。有人高喊一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随着呼喊起来。孙鸣九等人硬把蒋介石拖到汽车边，塞进车里， 唐 君尧和孙鸣九同车押送。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到达新城大楼。

当东北军搜捕蒋介石的时候，西安城内，赵寿山和孔从周等人指挥西北军警备第二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银行和邮局，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西北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十多名蒋系军政要员，包括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和卫士，总共几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里。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士兵开枪把他射成重伤，送到医院，不治而死。

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陈诚。士兵们开始搜查。陈诚听到枪响时，想到自己随身带着处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绝密文件，被搜出来非同小可，便将文件撕毁，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下。然后，他躲进地下室里，士兵们在一个垃圾箱下面把他抓了出来。

张学良给兰州的解方发去密电，解方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蒋介石扣留，逼迫他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并请中共中央迅速告知意见。

古老的保安城，坐落在陕北高原一条狭长的山谷里。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这里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毛泽东在保安的一个窑洞里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

陕北高原的冬夜冷气彻骨，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光，透过重重夜幕，划破长空。毛泽东身穿红军制服，由于过度操劳和生活艰苦，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削，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他周身充满一种异乎常人的力量，两眼炯炯发光，手里拿着几份电报，一直沉思着。(www.chuimin.cn)

值班的警卫员进来送开水，毛泽东转过身，对他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接着，他又加重语气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贺清华扭身就往外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毛泽东把他叫住，说：“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他们到这里来开会。”

毛泽东话音刚落，贺清华早已跨出窑洞门。毛泽东又在后面叫他：“贺清华，外边很冷，把我的大衣穿去吧。”贺清华转身拐回窑洞，从毛泽东手里接过大衣披上。他跑回住处就喊起来：“喂！快醒醒，把蒋介石捉住了！”

西安事变的消息，像一阵雷鸣，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惊醒了熟睡的人们。一排接一排的窑洞里亮起了灯火，人们唱歌跳舞，或是一起议论，精神高度兴奋。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集合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任弼时、关向应和张国焘等政治局成员。

毛泽东办公室的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分析了张学良和刘鼎从西安发来的电报，一致肯定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给予全力支持。他们给张学良回电，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和平凉一带，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和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告周恩来会到张学良那里协商大计，请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迎接。

同一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何应钦掌管军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仗着军权在手，乘机导演“戏中戏”。他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戴季陶、居正和叶楚伧等人在会上主张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和李烈军等人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避免引起内战。

13日清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址选在抗日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人们猜想，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送到保安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拿着锄头和铁锹，在场子上平地、砍树、抬石头。忽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上，盘旋几圈，又飞走了。

下午，又接到通知：机场不修了。贺清华心里纳闷，找到机会就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毛泽东笑了，向贺清华解释道：“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但红大附近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明天周副主席骑马去延安，再由延安坐飞机去西安，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同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明逮捕蒋介石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政府应该发动全国的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所以要对他进行“最后之诤谏”，保证他的安全，促使他反省。

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他们把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一○五师调到渭南一带，部署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和大荔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同一天早晨，周恩来离开保安。毛泽东冒着大雪给他送行。和周恩来一同起程的有博古、叶剑英、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二十多人。一支红军骑兵部队担任护送任务。毛泽东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归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三十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外都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的“叛变”。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九师和教导总队沿陇海路西进，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在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第二天，他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替代蒋介石。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反对马上“讨伐”，却苦于手中没有军权。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寄予厚望，把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共产党肩上。形势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13日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有人主张“审蒋”。15日，红军十五位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中也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认为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

短短几天中，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制定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表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襟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17日黄昏，张学良派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的波音飞机，披着绚丽的晚霞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飞机何时到达，未在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张文彬陪同下，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向西安古城驶去。

周恩来等人进城后，刘鼎把他们安排在金家巷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湖木匠的家里。周恩来在这里刮了一次胡须。

此时，抓住了蒋介石的张学良，如同抓了一只刺猬在手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它跑了。听说周恩来等人已经到达，心中顿感宽慰。

周恩来到达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彼此问候过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说：“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挥挥手说：“剪去了！”

张学良有些惋惜地说：“那么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身旁的人看到宾主如此亲热，惊讶地说：“少帅 和周 先生很熟悉呀！”

周恩来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张学良当晚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一行，安排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住在自己公馆里，既僻静，又安全。

张学良和周恩来当晚交谈，直到深夜。张学良首先谈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以及南京方面的动态。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他说，他的看法是，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他说：“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尼古拉二世是在群众革命暴动、推翻了他的政权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以后被流放的。但蒋介石虽然被捉住了，他的实力还原封未动，这与以上两例不能相比。目前，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他手下的广大官兵已有所觉悟，抗日思想逐渐增长。从大局着想，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都应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

接着，他指出，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

周恩来提出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许多具体的情况和复杂的问题，都有待周恩来在西安相机处理。

接着，周恩来又和杨虎城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20日上午，宋子文乘飞机来到西安，蒋介石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陪同他前来。宋子文不敢单独同周恩来会面，顾虑何应钦抓住他的把柄。他让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郭增恺，中共没有参与这次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宋子文得知周恩来的意见，对中共的态度十分欣赏。

当时，何应钦的“讨逆军”已经有五个师开到潼关和华县，从东面直逼西安，顾祝同指挥的十个师，准备从西面进攻西安。中共中央主张周恩来争取和蒋介石、陈诚等人开诚谈判，又在军事上做了周密部署，派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和西北军迎击“讨逆军”。

22日，宋美龄到达西安。飞机在洛阳机场停留时，宋美龄对洛阳的国民党空军下令：无论如何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宋美龄带来了大量食物和用具，还为蒋介石带了一副假牙。

在金家巷高公馆，蒋介石见到宋美龄到来，惊呼道：“亲爱的，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来啦！你入了虎穴了。”

宋美龄说：“你受了伤，我来看你啊。”言谈间，两人唏嘘不已。

23日，双方谈判正式开始。蒋介石方面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出席。谈判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和红军就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将向蒋介石转达。

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介石方面多了一个宋美龄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和宋子文对谈到的一些问题做了明确的承诺。双方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

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对他说：“ 蒋 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只要 蒋 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 蒋 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 蒋 先生的指挥。”

周恩来又说：“你违背 孙中山 先生的遗嘱，十年来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我的头也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一起抗日吧。”

蒋介石想了想，叹口气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赶紧打圆场：“算了吧，以前的事别说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第一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第二是由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全权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谈判。

历时十四天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承诺了“我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后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去南京，给他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如美国记者斯诺所说，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它结束了中国的十年内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奠定了政治基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