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十四年全景纪实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 1934年 11月 7日 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她一路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

赵一曼的一首《滨江述怀》，写尽了这位中国女子的豪迈志向：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英魂激励着第三军的斗志。1936年3月，赵尚志率领第五团、第六团、少年连和保安营共三百多人，开始了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不断有捷报传来。

4月初，他们攻占了松花江北岸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虏日伪军一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此后不久，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把一个伪军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缴了枪。夏初，他们顺利到达木兰县境，开展游击活动，收编了四十多支抗日武装，第五团和第六团的实力迅速发展，扩编为第五师和第六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之处，日伪胆寒。日军迅速调集重兵到滨北线一带，企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赵尚志避免正面作战，改变原定的西征计划，率队迅速返回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同时，第三军的另外四个团在松花江南岸打游击，实力增加，扩编为四个师。这样，第三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原来的六个团变成了六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二十多个县。 8月 1日 ，他们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很快新建了四个师，总兵力达到六千多人。

“九一八”五周年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要求抗联部队突破日伪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游击区。赵尚志率领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九师会合，于12月间到达铁力，与第六师会合。日伪出动大量兵力“围剿”赵尚志的部队，想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把他们冻死饿死。

赵尚志的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日伪军坐马拉雪橇追赶，很快就接近了第三军后卫部队。第六师第七十三团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战士们在副团长杨宏杰指挥下，将日伪军打了下去。

赵尚志知道日伪军还会追上来，传下令去：火速前进，甩掉敌人！战士们立刻加快脚步。但是，不多一会，赵尚志下令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开会。一走一停，战士们摸不着头脑。

赵尚志一直在想，他的部队靠两条腿走路，日伪军坐马雪橇追赶，迟早会追上来。三十六计，走不是上计，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才是上策。他一刻不停地留心周围的地形。当他看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足可以容纳几百人。

赵尚志指着冰趟子对干部们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四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伏；那边的沟口很窄，可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敌人，好好揍他一顿！”

抗联停止行军，日军和伪军分两路追了上来。伪军进了沟，走到一半，发现有埋伏，仓皇撤退。部队打死了一名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忙逃跑。这边刚打完，对付日军的第六师那边响了几枪，赵尚志带领部队去增援。到那里一看，日军已经跑了。两名哨兵报告：他们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雪橇拉着一百多名日军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几枪，日军吓了一跳，征来拉雪橇的马没受过训练，受了惊，掉头就跑，日军丢下了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日军果然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人，老远就跳下雪橇，跑步向马架子冲来。赵尚志把六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射。日军倒下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还击，还不时发起冲击，都被打退。看来，日军要和抗联决一死战。

天渐渐黑了，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战士们隔一阵子就得到马架子里取暖，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日军趴在冰上，不断得到增援，一雪橇一雪橇的日军从远处奔来。抗联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日军怎么也冲不过来。日军指挥官很恼火，几次挥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持不撤退，老是想冲过来和抗联拼刺刀。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决不能让日军冲上来。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急剧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吹得积雪直冒白烟。渐渐地，有些枪冻得打不响了，战士们跑回马架子烤烤火，出来再打。后半夜，日军枪打得少了，可还撑着不撤，抗联组织几个小分队轮流出击，从侧翼打日军，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一个小分队再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日军死伤不少。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日军纠缠。部队撤到山上，天已大亮，往下一看，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武器和装备。日军遭到重创，眼睁睁在山下看着抗联撤退，不来追击。

冰趟子战斗，抗联伤亡七八个人，日军死伤四百多。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 10日 ，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住宿，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www.chuimin.cn)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 孟尝 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

老钱柜在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畔，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日军占领汤原以后，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还给于四炮配了七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抗日队伍，严重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赵尚志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可是，老钱柜不好打，于四炮难对付。张寿篯只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武器差，战斗经验不足，和于四炮手下一百多名装备精良的伪警察比起来，相差悬殊。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八百多里，这仗怎么打呢？光凭第六军这点人手不够，就把汤原县洼区八十多人的游击连也拉上，人数与伪警察差不多了。但是，于四炮以逸待劳，装备占优势，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张寿篯找到了敌人的弱点。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给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的伪警察群龙无首。还有，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队伍互相照应不上。再者，这支新建的汉奸队伍还没吃过大亏，官兵傲慢，警惕性不高。

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张寿篯带着队伍出发。他算好了，部队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于四炮的第一道哨卡查巴溪。

游击连长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警察大队的房子里，正在喝酒的两个家伙吓呆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回答问题。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四十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李风林和战士们押着两个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风大夜黑，岗哨被李风林紧紧勒住脖子，来不及叫喊就倒下了。

李风林带着三十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二十多人进了东院，封锁所有门窗。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张寿篯破门而入，他们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

“不许动！缴枪不杀！”

见过阵仗的黄毛偏要动，伸手抓起身边的烟灯，“呼”的一下扔过来，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张寿篯甩手一枪打落烟灯，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马上动手，迅速缴了伪军的枪。

说难也不难，很快就结束了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仗。但是部队已经比较疲劳。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奔袭南岔。他亲自说服黄毛等人，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配合行动。戴鸿滨叫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李风林深入套户，动员大家赶着自家大马拉的雪橇，支援部队行动。

张寿篯冲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那些爱说话的老乡忙回答：“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不爱说话的人则憨憨地说：“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张寿篯的队伍乘着大雪橇，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突然，前面雪橇上的小战士，发现河床里有一团黑影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

“是一张马爬犁！”

“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示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吩咐道，叫赶雪橇的迎上去。

两头的雪橇很快迎头相遇。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雪橇，走到对面的雪橇面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那人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认出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他早就听说戴鸿滨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鸿滨看出了他的心事，“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他说的五炮，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在于四炮手下算是得力的干将，总负责查巴溪和南岔一带的哨卡，也就是伪森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张寿篯他们一碰头，定下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全队不再隐蔽行动，让赶雪橇的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名战士押着黄毛和丁山，坐在第一张雪橇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说：“呆会儿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撑腰”，黄毛岂能办不到。

工夫不大，五炮迎面而来。相距二百多米时，五炮就叫雪橇停下，喊道：“什么人？”随后，便是一阵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啥的？”

“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说着，收起枪，赶着雪橇过来了。等他来到跟前，几支枪已经瞄准了他。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糊涂了，既没动也没举手。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了，你也服了吧！”五炮这时明白过来，向四周看了一眼，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了枪，不见有人搜腰包，也没有受责骂，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顿时大为感动。游击队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伪警察营地的枪，他满口应承。有头头领队，那里的伪军在天亮时就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明天凌晨3点出发，直扑老钱柜。

凌晨3点一到，队伍准时出发，晚上8点多到了老钱柜。有五炮带路，于四炮苦心经营的营垒，一个接一个被端掉。最后，只剩下日本指导官森山还在他的屋子里抽大烟。

李风林绕过屋子外面的哨兵，突然出现在森山面前。他一眼看见墙上挂着手枪，飞步上炕去夺。森山蹿起来，将他拦腰抱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森山便从炕上落到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不少。游击队缴获长短枪械一百多支，子弹三十多万发，大烟土一百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一百多名伪警察和七个日本人。

赵尚志听说第六军打下了老钱柜，这位黄埔出身的总司令，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学校办了没多久，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学员从这里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或团长。

1936年8月，第六军由原来的四个团扩编为七个团，同年9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

秋天，抗联第六军开辟了依兰和桦川游击区。他们返回汤原根据地，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准备再次远征佛山，却在汤原西部的丁大干屯遭到日伪军伏击，夏云杰身受重伤。

那一天，太阳落山了，部队策马沿山间大道急驰。前头是尖兵少年连的李连长和两名战士，中间是夏云杰、刘铁石和吴副官，后面是少年连一百多人。尖兵过去时，埋伏在道路两侧的敌人没有开枪。等到三名领导人上山时，敌人枪响了，夏云杰从马上跌下，额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脸色灰白，对刘铁石说：“老刘，赶快叫队伍往上冲，打退敌人，把我的尸首带回去，不能让敌人得去。”

战斗结束后，部队做了一副马抬担架，把夏云杰一气抬到古场沟山里的一间破房子里。夏云杰疼得冷汗直流，还对大家说：“你们先不要出山，明天一早回去把战场打扫了，把牺牲的同志弄回来埋上。”

大家把夏云杰抬到密营，准备送他去苏联治疗。夏云杰说：“路途太远，又难走，我们又没那个本钱，还是先在山里治治吧。”

部队无医无药，夏云杰疼得难熬时，刘铁石就用大烟给他止痛。一个夜晚，夏云杰睡醒一小觉，高兴地对刘铁石说：“老刘，我梦见日本人被赶跑了，我俩骑着马，走在人山人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说着说着，泪水流满两颊，又说：“老刘哇，快把参谋长冯治纲找回来吧，研究研究这个队怎么办，我恐怕是不行了。”

11月 26日 ，夏云杰永远离开了他亲手创立起来的队伍。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六军军长。随后，将原来的七个团扩编为四个师。经过整顿后的第六军各师，战斗在松花江下游地区。

1937年5月，第六军主力部队远征海伦。汤原境内，只有参谋长冯志刚带着一百多人的留守团看家。就在这时，汤原中心县委接到一份情报：日寇要血洗汤原县，派来了十七名高级参事官。

冯治纲从县委回到留守团，告诉干部们：“县委决定，去打汤原县城！”

“打县城？就我们这一百多人，行吗？”干部们问道。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治纲说，“趁敌人刚到，我们突然袭击，捣乱马蜂窝。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一个顶一百个，何况我们的人数还不止几百！”

干部们糊涂了：“哪有那么多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开始给大家分派任务。天黑以后，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和农民自卫队都来了，大家才明白冯治纲的意思。各乡来的人，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还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汤原城外。内线把城门打开了，闪了几下红灯。队伍悄悄开进城，控制了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更夫们还在一声接一声吆喝“平安无事”。部队来到伪县府大院，分成两路，一路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另一路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县城里响起密集的枪声。当然，这枪声有多少是从铁桶里发出的鞭炮声，谁也说不清楚。

枪声响起，农民自卫队员和群众武装把日伪军牢牢地困在院子里，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他们不敢走出一步。

伪县府大院旁边住着三百多名伪军，抗联的内线让他们停止抵抗交了枪。东厢房里的四十二名日军还要顽抗，都被击毙。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打死了新派来的七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签什么字？”冯治纲不知道他说什么。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时，冯治纲的部队带着缴来的三门迫击炮、三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城。

饶河反日游击队在1935年5月编为第四军的第四团，只有二百五十人，远离其他抗日武装，不免势单力孤。虽是孤军，也要作战。他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

这年冬天，日伪对饶河一带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第四团灵活机动，与他们周旋，两个月下来，日伪没见到游击队的影子，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

第四团渐渐壮大起来，发展成了几个团，队伍扩编为第四军的第二师,兵力五百人。第二师领导头脑冷静，打仗不去硬碰硬。1936年春天，日伪集中三千多兵力向他们进攻，第二师采取的办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地区牵着日伪军到处跑，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和宝清一带，不断从外线打袭扰仗。

崔石泉是个有勇有谋的朝鲜族军人。早在1932年，他就带着金文享等六名好汉，仅凭一把手枪，成立了特务队，打得汉奸心惊胆颤。后来，他又组织了特务营和饶河反日游击队。

崔石泉深谙“攻心为上”的中国古代兵法，特别注意从心理上瓦解敌军。他一到同江，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伪军宣传抗日救国。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八名士兵，主动找到崔石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派了十二名战士过去，打死了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领着二十多名伪警察带着武器过来投诚。

有一天，崔石泉带着一百五十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两倍的日伪军遭遇。力量对比悬殊，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和敌军动手，肯定要吃大亏。他传下令去，叫大家动手的同时还要动嘴。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简简单单两句话，作用可是不小。伪军听到了，慢慢就动摇，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干脆溜过来送子弹，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和日军指挥官的位置告诉了崔石泉。这场仗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6点，抗日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阵亡十六对五十的比分取胜。

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干得有声有色，把附近的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部分骨干，派到这三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和日伪军进行了十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四军第二师的积极活动，虎饶地区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抗日。到1936年秋天，建立第七军的条件已经成熟。 10月 26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成立，陈荣久任军长。

陈荣久上任不久，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部队的敌特和奸细，巩固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十分不幸的是，在1937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崔石泉继任军长。

李延禄一直想把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编进抗联的队伍，在1936年夏天找谢文东商量，要他扩编抗联第八军。谢文东说：“部队要扩大，我还能不乐意吗？可是没可靠的人，我的保卫连可不能交出去。”

李延禄早就想到了谢文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知道，在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里，既有管谢文东叫“姑父”的副官，也有管他叫“老叔”的参谋，好多人都是他的亲戚。李延禄掌握了谢文东的用人之道，便说：“团长还是你自己的人，我们不动。”

谢文东说：“我哪有自己人呀！”

李延禄说：“包副官不行吗？”

谢文东一听包副官可以当团长，很是高兴，便顺水推舟地说：“你说行就行！”

李延禄说：“你的妹夫李初坚也可以当团长。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进行扩编。枪的问题，我们来帮你想办法。”

这次谈判过后，改编工作全面展开。不久，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接手帮助谢文东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在这一年9月18日成立。

1937年1月，李华堂支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

抗联第十军的来历，和身材高大、智勇双全的汪雅臣密切相关。1932年冬天，他在五常县南山里一带建立了双龙队，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陷阵，部队战斗力很强。

第二年7月，汪雅臣投奔宋德林的反日山林队。大胡子头宋德林在五常一带名声很好，专抢有钱的富家大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九一八”事变后，他打出抗日的旗帜，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

宋德林把双龙队编为第四支队。8月份，第四支队跟着宋德林一起攻打沙河子，打死打伤伪军四五十人，还活捉并枪毙了两名团长。

这一年，汪雅臣听说赵尚志在珠河成立了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便把附近反日山林队的首领们找到一起，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要想抗日救国，咱们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人家赵尚志已经在珠河干起来了，咱们也得跟人家学，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

汪雅臣得到了拥护。这些山林队共同组成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一致推举汪雅臣为首领。汪雅臣身负重任，更加留意时局的发展。他发现，各种抗日队伍中，惟有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越打越强，其中的赵尚志是他素来仰慕的，于是他赶紧派人去联系。

1935年春天，宋德林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他竟按绿林的规矩，和日军订下战表，在拉林仓摆开阵势，要一决雌雄。结果，日军用强大的火力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汪雅臣的第四支队。宋德林自己跑进山里，不敢出来。

汪雅臣收拢宋德林的残部，带队来到珠河，找到冯仲云等人。汪雅臣说：“我坚决接受中共的领导，你快把我的部队收编了吧，我跟你们一起抗日到底。”

冯仲云等人答复他说：“把你的部队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你看怎么样？”

汪雅臣说：“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我相信共产党。”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在1936年初成立，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纪律严明，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援，与日伪军作战捷报频传，部队不断发展。当年9月，已经拥有一千多人。也是在 9月 18日 ，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美丽富饶的东北，不但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出产令人垂涎的金子。在桦川县南部，有一个腰驼子金矿。日本人在这里设立了金矿局，建立起一支八百多人的警备队，大肆掠夺黄金。

金矿局疯狂地开采金矿。1933年3月，不顾金矿坑顶出现裂缝，强迫工人下坑，造成事故，两名矿工被砸死，三名矿工受重伤。

在受伤的三名矿工里，有个叫祁宝堂的山东人。他年岁不大，在矿工中却颇有威信。6月份，祁宝堂的伤好了，和六名工人结为把兄弟，把平时收藏的金沫子凑在一起换回钞票，托人买了一支狗牌撸子和一支“七星子”手枪，又买了七套衣服，偷偷带进矿里。

6月下旬一个中午，矿工们正吃午饭，矿警队的日军班也把枪架起来休息。孙继武凑到日军班长三郎跟前，三郎以为又是给他上烟来了，却不想孙继武从腰里掏出来的是枪。三郎来不及反应，就被一枪打死了。与此同时，祁宝堂开枪打死了日军机枪射手，其他几个人一听枪响，赶紧动手夺枪，杀掉了日本兵。他们打死七名日军，夺得六支步枪、两支手枪和七百多发子弹。

暴动成功，祁宝堂召集矿工们讲话：“我们暴动，是为了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和压迫，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干。”二十多名矿工起来响应。祁宝堂带着他们，奔向四十里外的丈梨树沟，宣布成立“东北山林义勇军”，并按流行的办法，自己报号为“明山”。

明山队的人多数没文化，提出的口号简单明了：赶走日寇，推翻大同年，为国为民，宁死不投降。祁宝堂治军甚严，有一次手下两个兄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他当即将这两人枪毙。

明山队与日军战斗，队伍不断扩大。日伪对他们进攻越来越紧，他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祁宝堂决定去找共产党的队伍。和汪雅臣一样，他也想到了珠河的赵尚志。

祁宝堂带队进入方正县，与第三军相遇。祁宝堂立即发现，共产党的队伍，和别的队伍就是不一样，他是衷心感佩。赵尚志和冯仲云接见了他，冯仲云说：“你和你的部队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队的绰号就不要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为‘致中’吧！”

祁宝堂一听连声说好，马上回到明山队宣布：“我今后不再叫明山了！我叫祁致中了！”

祁致中从第三军学了经验，初步整顿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抗日义勇军中最好的一支。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祁致中的部队改称独立师。不久，他们和几股抗日山林队一起，正式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下辖三个旅。

祁致中创立了著名的七星砬子兵工厂。这家工厂有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有机床，更有一帮从原奉天兵工厂里出来的专家。他们不但研制出了匣撸子、手提式自动冲锋枪、直把机关枪等轻武器，还试制出了一批迫击炮装备部队。第一批匣撸子生产出来以后，祁致中操枪射击，枪枪命中靶心。

独立师到1937年9月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各级干部基本配齐，10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唱道：

“十大联军”十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