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决定信用卡成功

2023-12-0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手中都有一张“信用卡”——诚信。青年人要以诚信的态度为人处世，养成诚信的为人与习惯，处世以“信”为原则，讲信义、重信义，这样的人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也才会在危难之时获得别人的帮助，从而走向成功。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诚信”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诚信是如此重要，青年人一定要做诚信之人，但做到诚实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义”。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

对于成大事的人而言，手中都有一张“信用卡”——诚信。诚信不仅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处世的原则和方法。

青年人要以诚信的态度为人处世，养成诚信的为人与习惯，处世以“信”为原则，讲信义、重信义，这样的人才会被世人所接受，也才会在危难之时获得别人的帮助，从而走向成功。

“一诺千金”说明了人要看重诚信，假如你答应了别人的诺言就不能随意更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周文王演《周易》，其中有“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由此可知，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诚信”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

孔子把信的位置看得很高，学生子贡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讲了“足食、足兵、民信”三条。子贡问如果这三条只能做到两条，您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想了想说：

“去兵。”又问再去一个是什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百姓已经不再对自己的国家存有信任时，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西周末的周幽王为“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终至丧国，可说是最惨痛的事例了；商鞅变法，立木为信，以兴秦国的故事，也说明做事情必须先把信义摆在首要位置；项羽的大将季布是一个重友情、守信义的男子汉，楚人有句谚语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诺。诺，就是古人应答的声音，类似于现今的“可以”、“好的”。

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曾多年流亡国外，在他路过曹国时，曹共公对他很不礼貌。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丈夫说：“妾看重耳的随从都是可任相国的人才，这位公子将来一定要回国称霸，对他无礼，我们会遭殃的。”于是僖负羁派人送了一餐精美的饭食，并在饭食里暗藏一块玉璧，意思不仅是修好，而且暗指重耳是玉一样贵重的人物。重耳很感激，接受饭食而退还了玉璧，这件事被人称之为“受飧而返璧”。

后来，重耳到达楚国，楚王隆重地接待了他，但同时询问他会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玉帛珍宝，楚国都有。倘若托您的福，将来回到晋国，万一楚晋发生战争，相遇中原，我一定避君三舍(古一舍为30里)，以示感谢。

如果您仍不肯罢休，我只好拿起弓箭，与君周旋。”过了两年，重耳做了晋国国君。隔了三年，晋楚果然交战城濮，重耳遵守前诺，主动后撤90里。但楚王却不肯罢休，致使大败。

东汉人朱晖，乡党张堪非常器重他的为人，有次说起闲话，张堪说万一我有什么不幸，我的妻子可托的人只有朱晖了。朱晖当时并没有答应什么。虽然后来两人长时间不往来，但是当朱晖知道张堪果然病死，且其遗孀非常贫困时，特地前往慰问照顾。朱晖的孩子很奇怪，说父亲和张堪并无深交，也没答应他什么，现在怎么要去照顾他的家小了。朱晖说：“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也就是说，张堪已经把他视为知己了，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在内心已经不能辜负人家对自己的信任和付托了。

这种“信于心”也和田光、荆轲这样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诚信是如此重要，青年人一定要做诚信之人，但做到诚实的同时，还必须做到“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晋国的大臣赵盾是位贤相，因为多次劝谏晋灵公，灵公厌烦他了，便派力士锄鹿前去刺杀他。当锄鹿潜入赵盾住所时，赵家不但敞开着大门，连内室的门也是开着的，并无严密警卫，室内外陈设也很俭朴。当时天还未亮，赵盾却已经把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上朝议事。看到这种情景，锄鹿大为感动，叹息道：“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取义而弃信(信在此处是为信于君命)，说明了义之重要。

还有民间流传陈世美负心的故事。当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被派去刺杀秦香莲母子的韩琦宁可取义而失信，也不杀无辜的母子，最后自刎而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古人在取信时，常常把“信义”连在一起考虑，并非把它们割裂开来。(www.chuimin.cn)

任何社会中，一个人在思想上、品质及至能力等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便是他是否信守诺言，是否轻易许诺。因此，“诺必诚”就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说到做到，二是许诺前要三思而行。

古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青年人从中应该学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在今后的事业发展中重“信”讲“义”，做一个值得他人信任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无论行商还是为学都要做到重“信”讲“义”。行商就讲商业信义，做学问就讲做学问的原则。

商业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中虽然并不十分发达，但是却伴随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在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际，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经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范强植农经商，很有办法，他主张“十分利只取一分”，被后人尊为文财神。由于行业的不同，财神也有不同的形象，如茶叶店挂陆羽像；绸布店挂嫘祖像；而一些大商店、大银号则高悬武财神关羽的像，这其中的含义除了桃园三结义般的精诚团结外，更重要的在于关羽是个忠诚侠义的汉子，为人做事诚信是排在第一的。

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郑金、吕荣年，顺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藩贩为生，所至，人推其诚。年三十，合资仅百金，偶被盗去，郑曰：“此金置吾舍，知者为盗，不知者谓吾匿。”遂称贷偿之。是岁获利大，人咸曰：“天报善人如此。”一日，郑往水口贩盐，计所得，倍其值，今番清损。商人不信，郑无如之何。与吕公之初，不以吕之不知而私，凡所贮，一钥二匙，他人各不相问。

张萱讲的这些，说明了那时经商的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毕竟当时重农轻商的传统意识认为“无商不奸”的观念只是社会的负面。

唐代商业一般都成立行会。行会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在行会中由大家推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行头”、“行首”，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并规定行德。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绢行、丝绵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当更大规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现之时，商行也就制订了类似于划出会员营业范围，规定会员义务、货物价格，经商的商业道德和信义的规约。为了使人容易辨认，各行的衣服装束也不同，很有类似今天的场服、工作服。

宋代的商行对外来散商管制很严，不经投行，不准上市，因此在排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保护本地经商者的信誉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因素。到了明代中叶，商人的行会组织向会馆发展。

这是一种团结同乡人，经商时相互帮助的乡土性行会组织，台湾学者李亦园在分析晋商(乔家大院)的理财文化时这样说：乔家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以依其任职的年份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力去做，不仅结账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

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顾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

乔家的人除了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相交往的行为，对破产者有时不要其索赔且还要给予资助，最终得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赞誉。

诚与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用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到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青年人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做一个讲诚信守信义之人，才能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诚实守信：决定信用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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