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4年的计划经济延续及农产品统购销分析

第1节　1978—1984年:计划经济的延续——高度集中的农产品统购统销阶段

一、政策出台背景

刚刚建国时,中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家维持了农产品的低价格。为了维持这种农产品的低价格,国家垄断农产品流通并实施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之后。⁽²⁾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承包经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同时国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些带动了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农户的生产有了剩余。例如,粮食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了1984年的4亿吨,同时农业总产值增加了68%。此时,微观经营机制开始与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模式产生矛盾,这样内生化地要求农产品流通制度得到相应的改革。因此,可以说,农产品流通制度改革是在农业和农村微观经营主体得到确立之后才全面展开的。

1984年之前,中国农产品流通政策主要还是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即1953开始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但是,这一阶段中,农业生产开始由国家计划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变,而农产品流通是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某个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³⁾这样,农业生产制度的变迁就内生出了对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需求。于是,农产品流通政策在这一阶段,是在传统计划经济背景下的逐步市场化,是在集中统购统销制度下的逐步搞活。⁽⁴⁾

二、相关政策及其主要内容

(一)逐步搞活粮食流通

1979年,国家制定的粮食统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30%~50%。⁽⁵⁾在较长的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的“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统购50亿斤。同时,国家采取增加粮食进口数量的措施,1979年粮食净进口量超过1 000万吨。⁽⁶⁾进口粮食的增加,使国家收购的粮食大大减少,增加了农民余粮。同年,国家规定:对于水稻地区口粮在400斤以下、杂粮地区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除征购任务。中央掌握的六种粮食(小麦、稻谷、谷子、玉米、高粱、大豆)加权平均统购价格提高20.86%。对于其他粮食品种的统购价格可参照主要粮种的提价幅度进行调整。短缺粮食品种的统购价可以适当多提些。粮食销售价格不动,但农村周转粮等都实行购销同价。国六种食用植物油(花生油、芝麻油、毛棉油、菜油、豆油、茶油)加权平均统购价格提高24.97%,超购部分加价50%,销售价格不动。1980年,国家小麦统购价格提高了4.6%。1981年,大豆价格又提高了50%,并取消大豆超购加价。1981年,国家首次对西藏地区取消了统购统销任务。从1982年粮食年度开始,中央对省、市、自治区实行了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办法。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对于农民完成征收、超购任务以后的余粮,允许国家、集体、个人多家经营。

农村改革后,集市贸易开始发展起来,部分产品被允许实行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但是,这一过程历经“活—乱”循环。1979年4月后,国家规定:除棉花外完成统购任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即粮、油、猪、蛋、麻、烟、丝、茶、羊毛、牛皮等,以及三类农副产品,均可实行议购议销和市场自由购销。1980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文,允许转手贩卖农产品。

随着部分农产品允许议购,市场上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情况严重。1980年12月,国务院发文对议购议销进行了整顿,对议价范围及最高价做了一些具体规定。1981年和1982年国务院、商业部、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又数次发文对议购议销做了新的规定。1982年,国务院提出从1982年粮食年度起,除了新疆、西藏外,中央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确定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包干数字确定后,从1982年到1984年一定三年不变;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农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的办法,即:国家储备,中央直接掌握的周转库存,省际调拨,军粮,棉糖奖售粮,进口和出口,归中央支配的议价转平价粮,由中央统一管理;粮食征购、销售、定额周转库存、议价粮库存、代队储备,由省统一管理。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发出之后,粮食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的范围才明显扩大。

由于农业生产连年丰收,许多农村出现了农产品“卖难”问题,而水产品等副产品则供不应求。为了进一步搞活流通,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题直指发展农业生产力、发育市场机制,提出疏通流通渠道,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继续进行农村商业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

这一时期关于粮食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如表9—1所示。

表9—1　1978—198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

续前表

(二)在统购统销下试探改革棉花流通

从1979年开始,国家将棉花收购价格提高了15.2%,对超购部分再加了30%,对华北棉区在收购价格基础上再补贴5%。⁽⁷⁾1979年,国家仍然实行对棉花的全额收购。从1980年开始,对棉花实行定基数收购,即根据其计划前若干年(一般为三年)的平均产量,按照一定的勾留比例超购部分予以奖励。同年,又对棉花、糖粮专项用粮进行了奖售粮的规定,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两度发文,引发了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决定絮棉由凭票供应改为敞开供应,允许等外棉上市交易,并开始改革棉花购销政策。1984年在棉花丰收的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棉花产量超过了当时市场的需要,国家储备棉花大幅度增加,国家财力难以承受,政策改革的压力加大,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这一时期棉花体制改革的政策如表9—2所示。

表9—2　1979—1983年棉花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

(三)稳步推进蔬菜流通政策市场化改革

从1978年中国蔬菜流通制度改革开始,蔬菜实行城郊生产并就地供应的原则,蔬菜产销仍以统购包销为主。1979年后作为逐步开放的补充措施,农村的农贸集市相继恢复,市场交易情况得到了空前的活跃。1981年国务院转发的农业部、商业部报告中提出,进一步改进蔬菜经营;并且重提陈云的设想,设立统购包销的国家市场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相结合的蔬菜市场;要求各地结合当时情况,对蔬菜的购销形式、淡旺调剂、价格政策、网点增设、贮存设施、经营环节等,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地提出改进方案,有计划地稳步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应蔬菜这种商品的特点。1983年,《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的发布对集市贸易市场中的个人经营活动的自由化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1984年,国务院在批转商业部《关于做好蔬菜供应工作保持菜价基本稳定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对郊区蔬菜基地生产的主要品种必须实行计划收购,对细小品种可实行合同议购。同时,对非蔬菜基地生产的菜,没有与国营蔬菜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可允许自行销售。(www.chuimin.cn)

在批发市场的建设方面,1983年2月,中央相关部委在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批发市场。198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所有城市以及农副产品集散地,都应当逐步建立各种类型的贸易中心和批发市场。”继而在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大中城市以及山东、河南等蔬菜主产地开设了批发市场,允许长途贩运蔬菜,农贸市场内出现了运销商人。这一阶段市场的主要特点在于集贸市场的恢复和设立,促进了农村的经济繁荣,改变了国营蔬菜公司垄断蔬菜市场流通的局面。

这一时期蔬菜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如表9—3所示。

表9—3　1980—1984年蔬菜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汇总

(四)肉、禽蛋、水产类产品流通政策变迁

1979年,生猪统购价格提高24.6%⁽⁸⁾,销售价格提高29.77%;牛羊肉销售价格与猪肉同金额提高;鲜蛋在县城旺季提高12%~15%,淡季提高15%~20%,中等城市、工矿区再高出5%,省会城市高出10%。1979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恢复了畜产品议购议销经营和城乡集贸市场交易。1980年农业部报告指出,开放牲畜市场,活跃牲畜交流。取消禁宰牛的政策,坚持收购肥猪奖售粮和其他畜产品奖励政策,贯彻执行畜产品收购价格,不允许压级压价。对生猪生产情况做出紧急报告,要求千方百计做好购销工作,不能压级压价,也不能提级提价;积极扩大销售,鼓励生熟兼营,对生猪就地收购、就地宰杀、就地销售。对鲜蛋虽然仍实行派购和计划收购,但允许完成任务后的鸡蛋自由流通,经营主体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1979年4月至1984年底,对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的购销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针对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情况,1979年4月,国务院119号文件规定:国家对集体渔业的水产品试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的政策。派购比例一般为60%左右,其余部分实行议价收购或社队自行处理。对于特供和出口的水产品,一般应实行全额收购,国家给予专项加价和物资奖售等优待。1979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对水产品“认真贯彻按质论价和资源保护政策。优质鱼多提,一般鱼少提;鲜度好的多提,鲜度差的少提;大鱼多提,小鱼少提,幼鱼不提”。另外,水产品价格要体现不同品质、不同规格、销售季节等。中央1983年和1984年两个一号文件均指出:要搞活商品流通,调整购销政策,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鲜活产品要尽量放活,减少环节,组织产区、销区直接流通。

这一时期关于肉、禽蛋、水产类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如表9—4所示。

表9—4　1978—1984年肉、禽蛋、水产类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汇总

(五)调整农资流通

关于这一时期农资流通,在农业与农村政策文件中,有零星的调整或强调。例如,1979年的一号文件指出,农机、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降低出厂价和销售价,在1979—1980年间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让给农民。1980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国家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不允许议价。在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商业部《关于加强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蔬菜生产及经营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对蔬菜所需生产资料要统筹安排,及时供应。1984年,商业部颁布了《化肥调拨合同办法》,要求供需双方根据国家下达的化肥分配调拨计划,分季签订供需合同,并对供需合同进行了法律上的规定。关于其他产品,收购价格也有相应的提高,统购统销政策也有所松动。

三、政策效果评价

(一)流通制度逐渐松动,为展开下一阶段的改革提高了平台

这一阶段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基本上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延续,但却是农产品流通松动的重要阶段。农产品统派购的比例逐步缩小,直到1983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精神,议购议销和有限度自由购销的农副产品均可到集市上自由购销,并且开展了农副产品多渠道经营,从而打破了农副产品由主管部门及所属企业独家经营的格局。

(二)农产品市场化率大大提高,市场交易活跃

农产品的商品化发生了飞跃,农产品收购数量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农村集市贸易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83年,农业商品率提高到59.9%,产值达到了2 753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1 299亿元,增幅近90%。⁽⁹⁾1984年农副产品收购额达到1 440亿元,比1978年增长158.1%。其中,粮食收购量增长到了10 248.5万吨,比1979年增长了70.5%。棉花收购量1979—1984年间年均增长30%以上。城乡农村集贸市场达到56 500个,比1978年增长近70%,交易额比1978年增长2.8倍。⁽¹⁰⁾农产品批发市场迅速发展,1983年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为200个,1984年一年就跃升为1 000个。⁽¹¹⁾然而,这一阶段尽管零星放开了部分农副产品集市贸易,引入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但总体上仍未触动统购统销制度。

(三)农产品流通渠道多样化,国合商业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鼓励和扶持农民直接参与流通成为国家搞活农产品流通的一项基本政策。1983年的一号文件允许发展农民合作商业、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之后又规定,个体商业可以对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从事远途贩运和批量销售。农民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程度得到加深,方式得到了初步拓展。1984年,农民对非农村居民零售商品总额达到151.9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4.4倍。⁽¹²⁾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四川省试办了第一家产供销一体化的牧工商企业,之后贸工农产销一体化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国合商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硬化预算约束,有了一定的现代企业的雏形。

(四)产生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然而,1984年粮食价格走低,农民自留和存储基本饱和,各地“卖粮难”问题进一步加重。政府为农产品提价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额的财政补贴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在1984年粮食丰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甚至出现购粮“打白条”和拒购的现象。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产品的增产,产生了对农产品流通制度的需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