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五年,对什保齐召进行扩建修葺,清廷赐名“慈寿寺”并敕给满、蒙、汉、藏四体文寺额。嘉庆二十三年九月,理藩院审理锡埒图召(延寿寺)和巧尔气召(延禧寺)归属纠纷案中,由于“唯独察罕迪彦齐呼图克图仍然争辩,拒不诚服”,偏袒巧尔气召,因而被革除札萨克达喇嘛职务。......
2023-12-06
五塔寺
五塔寺,蒙语称“塔本·索布日嘎”,即为“五塔”之意,汉名“慈灯寺”,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五塔寺街。
现在呼和浩特人所说的“五塔寺”,原是清代属于慈灯寺内的一座建筑。慈灯寺的其他建筑早已荡然无存,现仅留下一座拱门方台上挺立的五塔,其学名为“金刚座舍利宝塔”,所以此寺俗称为五塔寺。
一、历史沿革
雍正五年(1727年),呼和浩特小召寺喇嘛阳察尔济呼毕勒罕一世任呼和浩特副札萨克达喇嘛时,因年班而居住北京期间,呈请清廷建立了一座召庙。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赐名“慈灯寺”,并赐予三种文体寺额,并赏达喇嘛职务1名,度牒30道。[45]
五塔寺,原有庙宇分三层,每层都有三座佛殿。如今这些佛殿都不存在了,只剩殿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这是一座拱门方形的高台,台上立着方形的慈灯五塔。金刚座高台正中开拱门,门上嵌梵、藏、蒙、汉四种文字并用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匾额。金刚座上的中央一塔最高,下有以仰、覆莲瓣装饰的束腰须弥座,上有七层塔身和黄琉璃顶。每层挑出窄檐,装以绿琉璃瓦当和滴水。四隅之塔略低于中央塔,塔身为五层。南面两塔的第二层、北面两塔的第三层均为石檐,石上雕出瓦当和滴水,其余形制与中央之塔相同。
中央之塔的须弥座上装饰浮雕。南面正中雕佛足,两侧为象。北面正中雕法轮,两侧为羽人。四隅之塔须弥座为素面。各塔第一层浮雕一佛二菩萨,两侧为菩提树,绕以祥云。中塔及四隅各塔二至顶层,均雕佛像,互不相同,据说共有444龛。每龛两侧均有宝瓶柱,柱的两侧上角和佛像上边,均有用梵文刻的六字真言。
呼和浩特五塔寺,是高近8米的金刚宝座塔在中央及四隅分置鼎立。以佛家的说法,这是以五尊佛组成的一个曼荼罗。这个曼荼罗也就是习见的金刚界曼荼罗中的中央部位,所谓佛部。用五塔来表示五尊佛,这大概是着重表示五种佛智。又据佛家的说法,以像代表佛身、经代表佛语、塔代表佛心。
心即佛智。密宗用塔代表大日如来之法界体性智。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塔代表五智如来。五智如来在曼荼罗中的位置是:大日如来佛(释迦的法身)居中央,表示法界体性智,因此中央的高塔代表大日如来佛。东为不动佛,表示大圆镜智。南为宝生佛,表示平等性智。西为阿弥陀佛,表示妙观察智。北为不空成就佛,表示成所作智。五方佛在佛部表佛智如上述。五塔下面的金刚宝座上分别雕有五佛的坐骑狮子、大象、宝马、孔雀、金翅鸟等。“金刚座舍利宝塔”由五座塔构成,这五个塔代表着密宗金刚界的五尊佛。这五尊佛在一个曼荼罗中,各居于一定方位,故统称五方佛。
以上五方佛即五智如来,这是金刚界曼荼罗的核心,也是密宗教义的核心。
“金刚座舍利宝塔”是一种特殊的塔型。“金刚座舍利宝塔”亦称“金刚宝座塔”,它最早出现于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菩提伽耶城,菩提伽耶是印度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相传释迦离家出走,苦行六年无所得。后来到菩提伽耶的一棵菩提树下静坐,终于大彻大悟成佛。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围绕这棵菩提树建立一座精舍。后来历经改建,成为一座方形高基座上有五塔耸立的佛教纪念物,据说释迦在菩提树下成佛的这块地方与地极相连,为金刚所构成,能经受大震动而不毁,过去及未来诸佛皆于此成道,故称金刚座。在此地所建之塔,即称金刚宝座塔。它是属于密宗一派的佛塔。
我国现存的这类“金刚宝座塔”基本都是明清两代的遗物。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是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造的,是我国最早的五塔。其他还有北京西黄寺清静化域塔和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以及云南昆明官渡、五台山圆照寺。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座舍利宝塔”虽然比上述五塔建造年代晚一些,但其造型最优美,堪称一座造型精美的佛教密宗艺术建筑。
呼和浩特五塔寺现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五塔虽系出现较晚的佛塔,但这种形式的塔,在我国仅存六座。呼和浩特的五塔,其凌云挺秀的风格,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北岸的真觉寺五塔相比毫不逊色。呼和浩特五塔,造型精美,线条和谐,比例适当,庄严优美,在建筑艺术上有其独特的造诣。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金刚舍利宝塔后的照壁上镶嵌着一块举世闻名的蒙古文天文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第一块蒙古文天文图。
塔后的巨型照壁上有三块大小相等的石刻画,正中为须弥山图,西边为六道轮回图。东边的那块便是稀世珍宝蒙古文天文图,此石刻天文图直径144.5厘米。其上天球圆面以北天极为圆心,刻画出28宿赤径位置的经线,还有五个同心圆,由里向外为天北极圈、夏至圈、天赤道圈、冬至圈、天南极圈。与天赤道相交的另一个双线圈,表示黄道。其精确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据学者们研究,此图系清雍正、乾隆年间,我国著名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1692—1765)所绘制。明安图,字静庵,驻京蒙古八旗正白旗人,是清代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测绘学家。公元1744年至1752年间,明安图领导钦天监测量了将近3000颗恒星的位置,并整理成《仪象考成》32卷。这是一部著名的科学巨作。乾隆初年,钦天监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照壁上,绘制石刻天文图一幅。用蒙古文标注黄道十二宫、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八宿名称,周天度数和纬度则用藏码标记。均由明安图参与编写,并为此进行恒星观测,“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并著之于图”。
全图刻出的恒星约270座,星数1550余颗。如此庞大繁杂的星系,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高超水平。天球外面有四层用蒙文注明的同心圆:最外层刻十二宫和十二生肖名称;第二层刻二十四节气名称;第三层外侧为黄道周天度数,内侧为赤道周天度数;最里层刻二十八宿名称。乾隆三十年(1765年)冬,明安图因病辞去钦天监正职务,不久去世,享年73岁。
二、历辈活佛
第一世为创建“慈灯寺”的呼和浩特小召喇嘛阳察尔济呼毕勒罕,雍正五年(1727年)任呼和浩特副札萨克达喇嘛,因年班而居住北京期间,呈请清廷建立了一座召庙。雍正十年(1732年)清廷赐名“慈灯寺”,并赐予三种文体寺额。阳察尔济于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圆寂。
第二世转世于科尔沁部达尔罕旗亲王喇里勒坦之子。他坐床以后,在乾嘉年间,几次进京入洞礼诵经年班,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圆寂。
第三世转世于喀尔喀部达尔罕贝勒旗章京甘珠尔札布之子,道光年间进京入洞礼诵经年班,于咸丰元年(1851年)圆寂。
第四世转世于四子王旗巴图敖其尔之子,同治年间几次进京入洞礼诵经年班,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圆寂。
此后,五塔寺再没有寻认转世灵童。从此五塔寺就没有活佛了。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曾到过呼和浩特的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记载,“现在这个召已经完全荒废了,庙里一个喇嘛也没有,佛殿也都倾圮”。
【注释】
[1]乔吉:《锡埒图·绰尔济生平叙补》,载《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3]АДЦендина,ИсторияЭрдэни-дзу《Bосточ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PAH,Mockba,1999.c.44—46,теkст,12v.
[4]赛赤,藏语为gser-khri,意为“金座”,赛赤活佛是清乾隆年间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他的根本寺是今青海省尖扎县能科乡的拉毛德千寺,故又称拉毛德千赛赤活佛。第一世赛赤活佛嘉纳巴·阿旺洛哲嘉措(1635—1688),48岁时曾任第四十四任甘丹寺赤巴,任甘丹寺法台者,历来被认为是宗喀巴法位的继承人,为格鲁派教主。因甘丹赤巴有“金座”(藏语称赛赤),因此其转世称为赛赤活佛。
[5]《三世达赖喇嘛传》,汉文版,第200页。
[6]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传》(下称《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北京,汉文版,第222页。
[7]蒙古人,尤其在土默特地区蒙古人中有“楚库尔”名号者较多,后来喀尔喀部人也取此名。这是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之际开始有的名字。蒙文文献中的写法,是鄂尔多斯方言长元音的书面形式的反映。清代汉籍作“楚琥尔”、“曲库尔”,意思相同。此词源于藏语,意为法轮。
[8]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1972年,第168页。
[9]乔吉:《黄金史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9页。
[10]《四世达赖喇嘛传》,汉文版,第238页;蒙文抄本,《toduragulugci jula》,第三册,第144v。
[11]《北虏风俗·北虏世系》,国学文库本第二十九册。(www.chuimin.cn)
[12]据《万历武功录》卷九相关记载。
[13]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译本《安多政教史》,将此段文字误译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生于俺答汗之弟苏密台吉家中。”(第37页)根据该出版社藏文本(第29页)原文是al than gyi sku mched su mi thavi ji,应译为“阿勒坦汗家族后裔松木儿台吉”,据历史记载,松木儿台吉是阿勒坦汗的孙子而不是其弟。
[14]《安多政教史》,藏文版第29~30页;汉文版第37页。
[15]《四世达赖喇嘛传》藏文版,第20~21页;汉文版,第252页。
[16]《安多政教史》,藏文版,183~184页;汉文版,第178~179页。
[17]《安多政教史》,藏文版,第55页;汉文版,第60页。
[18]蒙文《内齐托因一世传记》,第46r-54r,乾隆四年(1739)北京木刻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
[19]蒙文《内齐托因一世传记》,第61v-62r,乾隆四年(1739)北京木刻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
[20]蒙文《内齐托因一世传记》,北京木刻版75v。
[21]关于五世达赖喇嘛对内齐托因一世的评论及其他对此一案件的处理经过在《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一函)中有所记载,见陈庆英、马连龙、马林汉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333~334页。
[22]蒙文《内齐托因二世传》,乾隆二十一年,抄本,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23]内齐托因三世至九世简传仅参考金峰先生个人珍藏并发表的1901年抄本影印件。
[24]察哈尔迪彦齐呼图克图一世至八世资料见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9~351页。
[25]A.M.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9、170页;圣彼得堡俄文版,1898年,142页。
[26]据德力格编著:《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27]W. Heissig:Erdeni-yin erike.Mongolische chronik der Lamaistischen klosterbauten der Mongolei von Isibaldan(1835),Ubersicht lamaischer temple, Koke khota, 13~14r, kopenhagen, 1961.[宝鬘,蒙古喇嘛寺院及蒙古编年史,伊西班丹著,1835年,哥本哈根,1961年,呼和浩特喇嘛寺院概况(蒙文原件的名称译汉文为《无量寺等所有寺庙始建核查档册》第83~112页)(简称《核查档册》),第9r~9v]
[28]若松宽:《博格达察罕喇嘛与呼和浩特的喇嘛教》,见《鹰陵史学》第1号,佛学大学历史研究所,1975年3月。
[29]原文见《至尊大德土观·罗藏曲吉尼玛文集kha字函目录》,文章藏文目录为《grub-pavi dbang-phyug bkra-shis rgya-mtsho slob-brgyud dang bcas-bavi rnam-thar》见《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藏文),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42页(15)。
[30]译文见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00~301页。
[31]《土默特志》,清光绪间刊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05~106页。
[32]译文见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00~301页。
[33]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303页;藏文《传承史》第543页。
[34]A.M.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页;圣彼得堡俄文版,1898年,143页;另参见《归绥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309页。
[35]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305页;藏文《传承史》第544页。
[36]W.Heissig:蒙文《核查档册》,3r,《土默特志》卷六,第106页;另参见《古丰史略》卷十三;《归绥县志》,第309页。
[37]《土默特志》卷六,106页。
[38]W.Heissig:蒙文《核查档册》,3v。
[39]《土默特志》卷六,第107页。
[40]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呼图克图之一。其官邸在拉萨北郊,庙名丹吉林,故亦称丹吉林呼图克图。此处所言,乃第五世第穆(de-mo-lho-thu-thog-thu)。关于他赴北京一事,在《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庚辰条中记载,康熙命告第巴“务使谛穆胡土克图(第穆呼图克图)与我等同赴京,上将使之诵经”。(卷181,20v)
[41]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314~315页。
[42]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第一世拉果呼图克图,原为西宁塔尔寺大堪布,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改管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上海佛教书局,民国二十四年)。
[43]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第314~315页。
[44]w.Heissig《核查档册》第9r~9v。
[45]w.Heissig:《核查档册》,第8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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