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布迪厄自己考证，涂尔干与莫斯都使用过习性的概念。由此可见，习性既塑造了个体行为，又离不开集体基础。个体习性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35]由此可见，习性概念对于解释《圣经》汉译，特别是译者的翻译策略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层面而言，汉语世界固有的习性也必然参与了《圣经》汉译。存在于个体性情中的群体或者阶级的习性，在个体身上具体化为社会客观规则，对基督宗教而言，则具体化为基督宗教的规则。......
2023-12-06
1807年清朝嘉庆皇帝第12年，新教圣经汉译的重要意义
【摘要】：1807年，正是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在位第12年，也是在鸦片战争前33年，罗伯特马礼逊从英国出发奔赴美国，再由美国来到了中国澳门。基督宗教第三次大规模来华传布由此启端。而这又不得不归功于新教在《圣经》汉译上所取得的成就。其他的还有浅文理、白话文、方言等译本出现。[69]因此就要求出版一部用中国普通语言译成的、能适合不同教会使用的、标准的汉语《圣经》。
通过以上的历时性描述可以见出，基督宗教自唐朝景教传入中国至19世纪初叶之前的1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没有汉译出完整的《圣经》汉译本。基督宗教在明末清初的几近200年传教历史中，为将基督宗教的教义嵌入中国文化做了许多的努力，并且在使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为汉语世界所了解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考察，也是取得空前的成就，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虽然翻译过《圣经》的部分篇章，可看作是大规模汉译《圣经》的前奏，但是，没有翻译出一本完整的《圣经》汉译，不能不说是该一时期的憾事。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我们必须洞悉到，一种语言符号写就的《圣经》承载了一种语言体系所宣讲的教义，语言符号体系的不同，其象征含义也不同，表达“神圣”的方式也不同。缺乏在汉语世界中整体地再现《圣经》全文，没有完整地将基督宗教的符号体系在汉语世界中嵌入，依附符号而生成的权威性、合法性将存在严重的缺憾，这也就必然使得基督宗教的完整教义始终不能被汉语世界里的人所透彻地了解，从而使汉语世界的人无法真正地认同基督宗教。
的确，翻译《圣经》不容易，尤其是将《圣经》译成汉语。基督宗教虽然从唐朝就开始了《圣经》汉译的努力，但是从前面的探讨可以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圣经》汉译并没有出现，因为并没有完整地汉译出一部汉语《圣经》。但这种缺憾在清末民初得到了彻底的改观。1807年，正是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在位第12年，也是在鸦片战争前33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英国出发奔赴美国，再由美国来到了中国澳门。基督宗教第三次大规模来华传布由此启端。这次在华大规模传布的基督宗教是以新教[65]为主。现代中国人谈论起基督宗教往往简单地用基督教来概论，这也看出新教在中国的影响之巨大。而这又不得不归功于新教在《圣经》汉译上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与天主教不同，新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传教，就非常注重翻译《圣经》，不论是在其他地方，或是在中国的情况，新教的传教工作都是与圣经的翻译关系密切的。而且，“基督教中文圣经的翻译历史，通常是从1807年，即马礼逊入华的那一年写起”[66]。因为马礼逊是第一位把新、旧约圣经全部译成中文的基督宗教传教士[67]。直到今天，他依然被尊崇为新教在华传教事业之父。继此之后到1919年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的出版，不同教会组织机构的传教士，根据各自的翻译原则，翻译出版了十余种《圣经》汉译本，如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俾治文（E.C.Bridg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John R.Morrison）等四人小组翻译的《新遗诏书》、《旧遗诏书》等。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英美为主要代表的传教机构认为大规模完整地汉译《圣经》的机会已到，因此于1843年在香港召开首次宣教会议并在几经周折后译成三个译本：《委办译本》（1852）、《俾治文译本》（1862）、《高德译本》（1868）。其他的还有浅文理、白话文、方言等译本出现。香港青年学者庄柔玉把《和合本》以前的汉译本划为五类：深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方言以及部族译本和《和合本》[68]。由此可见，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圣经》汉译处在一种多样但无序的发展之中，并且导致传教士开始担忧：“……现在在同一语言上，竟出版了几种不同的译本，其祸害之大而且多，想非任何基督徒所能漠视。”[69]因此就要求出版一部用中国普通语言译成的、能适合不同教会使用的、标准的汉语《圣经》。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是如此的繁荣，以至于我们很难在这么一章中详尽地介绍。所幸这一时期产生了一部影响至今的《圣经》汉译文本：《国语和合本圣经》，由此，本章将围绕该译本的翻译来考察其文化资本的积累与传承。(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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