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2023-12-06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奏之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乾隆又多次下诏历数尹奏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强调盛世太平。尹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乾隆为何会如此的气愤不平?是是非非,让人难以理解。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也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继位之初,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的潜伏与发展,这时已不可避免地大大激化起来,成了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追根求源,导致清王朝中衰的根源在于以“十全”功业著称的乾隆帝。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墨成风,从此吏治腐败就成为疯狂侵噬大清帝国肌体的毒瘤和不治之症,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按职责上疏言事,指出近来规定总督、巡抚等大员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代其罪是不妥的制度,因为督抚如能自请罚银而免于处罚,则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此一制度“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勿之念”。
尹壮图奏中所指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胁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因而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所说欠妥,作为内阁学士也是合理合法的。几千年来臣工进奏,被采纳或有真见的也没有几份,大多都是“报闻”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弄得满朝震动,沸沸扬扬。但乾隆阅过此上疏之后当即就大为不满,下谕指责尹壮图是“贪渎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他认为尹壮图这样说,可能已经知道实有弊情,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查实治罪。
尹壮图是个书生,性情秉直,不知其奏已经触犯了晚年皇帝贪图享乐的要害,反而实话实说,他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等省体察到商民对官吏多没有好评。然而,他所指责的范围太广,涉及之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贪污之员,各省的吏治都是废弛,全盘否定。事实上他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全国各省的府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就是询情、党庇的劣臣,这成千上万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败透顶,都该予以清出?照此追下去,当今皇帝也免不了责任。年老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素以爱民如子自诩,自封“盛世”的万岁又怎能不生气?因此,局势必然朝着不利于尹的方向迅速发展。尽管尹壮图所说确是实情,切中了要害,但晚年的乾隆已变得老态龙钟,刚愎自用。他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厉指责尹的上谕以及尹本人。乾隆在看见尹壮图奏稿的当日即下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还辩解称“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虚词阿谀……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情形全无所知。”令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就是“自蹈欺阁之咎”。(www.chuimin.cn)
尹壮图面临指责,怎能一下子说得清楚。他不能公然指斥皇帝,只能“虚誉朕勤政爱民”,又“不能指实一人一事”。乾隆帝已把他置于对立位置,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去各省查仓库,看有没有亏空。乾隆在朝廷上如此发怒斥责尹壮图,下面早已风传,做好了挪补的准备,加上庆成所至省府先“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所以走遍了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这一下,尹壮图大败亏输,乾隆帝大骂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封建社会的官员,本是在依附皇帝的前提下为民为君着享,尹壮图一看皇帝变了脸,又是这么个盘查方法,只能“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了。大学士九卿等大吏一看,哪里肯放过,“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
其实,乾隆帝心里也明白,所以又拉回来说:“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加以如此无理指责,并几乎加以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权势压人横不讲理。这种作法,当然阻塞了言路,危害了吏治,贪污欺骗之风盛行。乾隆的做法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他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过、转败为胜、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变成了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皇帝。他对尹壮图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了。其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其实纵贪即害民;说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他自夸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时却是和珅贪贿专权、乱政误国。可见,乾隆帝是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其贪财好货、庇护奸佞、文过拒谏已使“盛世”逐渐转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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