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聂华苓和诗人保罗·安格尔的突发心脏病去世引发深思

那是1991年第一次来美国奥加斯坦纳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一天突然接到著名作家聂华苓的先生、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此前因为常去聂华苓家，和保罗·安格尔先生有过几次交谈。印象中，安格尔先生身体很好，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向我伸了伸强劲有力的胳膊，告诉我他每天游泳，证明自己身体很健康。

就在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后的一个上午，聂华苓和安格尔登上了一架飞往芝加哥的客机。他们准备先从艾奥瓦飞到芝加哥，然后再经芝加哥飞往法兰克福，与聂华苓的女儿团聚。下午，飞机抵达芝加哥机场的时候，忽然下雨，再过15分钟就开始登机了。这时安格尔对聂华苓说：“我要去买一张当日的报纸，拿到飞机上去看。好吗﹖”聂华苓含笑点点头。

机场外的雨越下越大，飞往法兰克福的客机已经滑向了跑道。当绝大多数乘坐这次航班的旅客都登上飞机的时候，聂华苓见安格尔仍然没有回来。她慌了，飞也似的穿过候机大厅，到处寻找他，然而一无所获。她赶到候机厅内一家报亭前时，忽然惊愕地睁大了双眼，她发现那里围着许多人，有旅客，有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医生，他们正在紧张地抢救一个直挺挺躺在地上的男人。聂华苓的头忽然“轰”地一响，她看见了那躺倒的人苍白的脸庞，分明就是她相依为命的先生安格尔。聂华苓大哭着扑上前去，但是，安格尔从此再也不曾醒来。真不能想象，66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艾奥瓦、返回他们空空荡荡的家的。因为我可以作为见证人，证明他们生前是那样相依为命，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是那样相互依靠。

几天以后，我和好友、作家萧乾的儿子、奥加斯坦纳大学教授萧桐一起去参加保罗·安格尔的追思（追悼）会。我一身黑色西装，心情沉重地赶往会场。在去会场的车上我就想到了追思会的悲痛气氛，想到了反复演奏的令人心碎的哀乐，想好了很多安慰的话，准备说给聂华苓听。可当我一到追思会会场，竟一下愣住了！这是追思会会场吗？没有遗像，没有花圈，更没有渲染悲痛气氛的哀乐。追思会会场播放的是安格尔生前最喜欢的钢琴和小提琴二重奏，音乐声音竟如此悠扬，一扫中国追悼会由那首妇孺皆熟的哀乐带来的压抑和沉重的气氛。再看看在追思会上发言的人，谈笑风生，列举保罗·安格尔生前的种种趣事，精彩之处，竟然引起一阵阵轻松愉快的欢笑。我记得李欧梵教授说：安格尔他根本没有离开我们，他就在艾奥瓦，就在法兰克福，就在台北，就在北京，他就在我们之中。追思会结束之前的那一幕，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会场上挂着的一块银幕上，出现了安格尔的身影。他正朗诵着自己的作品，里面有他生前最喜欢的两句诗：“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照亮。”他边朗诵边向一片深林走去。音乐随着安格尔向深处走去而渐弱，最后再随安格尔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停止。这一幕，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头，对我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原来追思会还可以这样开！

以后我又参加了好些个美国朋友的追思会，每次追思会都各具特色。但每次追思会，都能让我在悲痛难受之余，从逝者亲朋好友的谈论中，了解一些逝者平时鲜为人知的故事，从中受到激励。我曾经问过一位美国朋友：美国人去世时，朋友和亲人悲痛吗？我看他们并没有悲痛欲绝的样子。社会学家朋友说：当然悲痛啦，怎么会不悲痛呢？尤其是年轻人和少年儿童去世，他们会特别难受，因为对逝者来说，生活、生命似乎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这么快结束了呢？美国人总是向前看，认为无论如何，生活总要继续，不能总是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如果一位年长者去世，他们甚至会将追思会开成一次庆祝会：生命不易，人生艰难，一个人生命的里程终于走完是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人们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会畅所欲言、毫无禁忌，追思会开得很轻松，也很振奋，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很多思考。

在与我的美国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我看到几乎每个人都不忌讳公开谈论自己死亡的事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在他们的事业处在高峰的时候，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他们早早为自己购买好了人寿保险，然后为自己立下了遗嘱。

美国朋友们常说，人的生命不可预测，活着的时候在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的同时，也应该面对现实，为自己有一天的突然离去做好准备。

谈论这个事对即便在美国生活很久的华人来说，都好像不吉利，我们华人自己的文化比较忌讳当人们尚活着的时候，公开谈论死后的安排。年轻人也未必能接受这些，我曾经问过一位年轻的华人朋友关于立遗嘱的问题，他说没有必要，自己年轻，身强力壮，不会轻易就“过去”的，死的事情留待以后再说。

对西方文化来说，谈论死的事情和谈论生一样，完全可以口无遮拦。美国人告诉我说：生前立遗嘱是非常必要的，无论你有多年轻。遗嘱一定要在生前先立好，这是务实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有孩子的家庭更加有必要留遗嘱，以保证孩子以后的正常生活。他们非常清楚立遗嘱的最大好处就是，死了以后留下的财产可以按照自己生前的愿望实现分配，避免了家庭的矛盾和纷争，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没有遗嘱的财产分配产生的复杂的法律程序以及相关费用的问题。通常没有遗嘱的财产分配程序复杂，要先确定财产范围和寻找遗嘱，不仅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同时财产分配的结果也无法控制，分配结果有可能与逝者愿望相违背。试想，在逝者离去时，家人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又要陷入法律纠纷，这对他们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他们知道立下遗嘱其实是对家人和朋友的一种保障、一项承诺。

活着的同时早就在为自己的死做准备的美国人，不光是遗嘱，就是连安葬的计划也具体考虑了进去。他们认为，这样做正是为了死后不给自己的子女造成负担，使他们在亲人去世后能够明确知道后事的处理意见，父母是在实实在在为儿女着想的。

我的好友琳是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人。当九十几岁的母亲去世之后，儿女携带家人从世界各地聚集到比利时，因为母亲在那里的银行有一笔存款，他们按照母亲的遗嘱在那里平静地签字平分了母亲的这笔遗产。那亲人相聚一起的氛围除了有几分伤心之外，更像一个大家庭的周年团圆。儿女们怀念母亲，更感谢母亲教育、培养了自己，营造了一个如此温馨和睦的大家庭气氛。

我也研究过为什么美国朋友在谈论死的时候，总有一种“视死如归”之感。主要是基督教关于死的理念在他们心中起作用。基督教相信人总是要死的。但是，相信耶稣的人是能够得到永生的。因为他们知道因为死，自己所有罪错都将被耶稣赦免，自己的灵魂得救，天使接他们去了。死亡并非真正的终点，人是可以再生的。

当许多人及许多宗教都在回避死亡的问题或是忌讳谈论死亡时，基督教信仰却不断地在谈论死。基督徒不但主动讨论死亡、主动思考死亡的议题，甚至还祈求上帝能给他们机会去为主而死。例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第23节就说道：“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无比好的。”基督教认为积极地谈论死，并不代表看重死而忽略生或忽略生活。恰恰相反，因为重视死亡，所以基督教才彰显出其是“活”的信仰、“活”的宗教。因为能真正地谈论死、知道死、不怕死，才有可能真正地去谈论活、知道活、不畏惧活。

凯西·弗瑞尔是我很好的朋友，她不幸得了癌症。在弥留之际，她告诉家人和朋友，她即将去彼岸世界参加一次聚会，那里有一些先走了一步的人在等着她。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从容，丝毫没有半点对死的恐惧。她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据说她走得很安详，很平静。

美国人如此，欧洲人如此，在亚洲，中国的邻居对于死的态度，也似乎比我们要认真严肃。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其《飞鸟集》有一句名言：“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以夏花喻生命，以秋叶喻死亡，用诗来阐述生命，将生命化作了一首优美的诗。这也是印度这个民族在当今物欲横流的世界，不少人仍然不为所动，保持一种平淡、从容生活的思想基础。

中国另一位邻居日本也具有独特的生死观。这可能跟日本地震、海啸、台风等发生频率高，日常生活就处在“危机”之中有关。有一部日本影片《入殓师》，把死描绘得是如此美丽，突出了生与死的尊严。电影提出真挚地面对死者的主题。《入殓师》的编剧小山薰堂在谈到写剧本的感想时说，他在体验生活时，有一位入殓师告诉他一句令他印象至深的话：死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平等。如果不能直面死的话，那么也不可能平等对待生者。《入殓师》的日文官方博客上，曾有位孕妇写下了这样的感想：我和未出生的小孩一起看《入殓师》，我希望他（她）从小就明白生和死同样的尊贵，死是每个人都不可逃避的。一个即将当母亲的人，迫不及待地要向小孩灌输生死观，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再看看我们中国人，对死的问题越来越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个人的生命似乎从不是私有财产，从来也不属于自己，有何可能自己要去思考死，对死操心、负责呢？在涉及死亡话题时，学术界总爱引用孔子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来搪塞。社会上人们对死神缺乏敬畏，导致无所顾忌，任私欲恶性膨胀。普通中国人对死大多只能采取回避或者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多人不明白生的目的、死的价值，死得不清，生得不明。眼下醉生梦死，及时行乐者有之；疯狂追逐物质欲望，死而后已者有之；更多的则是无生死信仰、内心浮躁、充满人生困惑。在家庭内，涉及亲人死的话题，还是讳莫如深。亲人去世之后为财产纠纷反目为仇、诉讼法庭者不计其数，使得逝者百年之后也无安宁。

我总在想：假如中国人对死的问题有较明确的理念，真正能够“视死如归”，恐怕会更有助于生者更好地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还是回到美国。不久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美国人组织的讨论会，主题就是：死与生。

参加讨论的老年人居多，但也不乏中年人，年轻人很少，看来年轻人有资本不去考虑死的事情。

主持人开门见山、进入主题：“请怕死的人举手！” 下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主持人接着问：“能说说怕死的原因吗？”

下面举出“怀念亲友”、“很多事情没有做完”、“为儿女深深担心”、“有一种生命无法掌控的恐惧”、“不知道死后的事情”等等原因。(www.chuimin.cn)

“那么不怕死的人的理由呢？”主持人又问。

“人的死和植物之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每天都有很多植物死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不相信死亡。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分离的。死亡者以不同形式回到人间。死亡，是一个多层面的运动过程，人的肉眼只能看到其中的2到3个层面。”“就像印度寓言中盲人摸象说的道理，人只能认识到死亡的部分，而不是全部。”

一位男士举例说：“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去世了。生前，朋友养了两只金毛狗，和它们几乎形影不离，感情笃深。有一天，我看见马路对面一位老妇人牵着一只金毛狗。那只狗看见我后，马上就一动不动，一直盯着我，任凭马路上车来车往、人来人往，那狗盯了我很长时间。老妇人拉它，它也不动。老妇人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很明白，那就是我那位最好的朋友。”

主持人：“试想，如果人能够永生，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如果人不死，将永远长不大，因为你的家长总在前面管着你。”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到来，将会彻底改变他现世的人生观。”

“死是生命的一个部分。”“只有死，才能使生更有价值。”

主持人：“那么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生命本身没有价值，就是活着。”

“生命的价值就是服务他人，让更多的人记住你。”

“生命就像水一样，要和他人分享。”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明白生命有限，自己能够做什么。”

“死，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人应该具有自由选择死的权利。”

在讨论的最后，不少老人表示：当自己死的那一刻来临时，希望能和亲人们在一起，享受快乐死亡的氛围，而不愿意在医院和老人院孤独地离去。

无独有偶。那天出了讨论会会场，又进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Alexander McQueen（亚历山大·麦昆）设计展展厅。一进门看到一句话让我震惊不已：

“It is important to look at death because it is a part of life. It is sad thing melancholy but romantic at the same time. It is the end of a cycle——everything has to end. The cycle of life is positive because it gives room for new things.”（“正视死亡很重要，因为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死是很哀伤的，但同时又是浪漫的。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一切都会结束。生命的循环是积极的，因为它为新的生命腾出了空间。”）

亚历山大·麦昆是英国最具天才的设计师。他在1996—2003年之间共4次赢得“年度最佳英国设计师”称号。2010年2月11日，这位天才的设计师因为患有严重的忧郁症，选择了以自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让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40岁这一刻。

时尚界从此永远少了一位能强烈震撼观众的设计师。但是他所留下的精神和艺术财富将与世长存，永远地刻在时尚史及人们心中。

我们并不颂扬自杀，生命永远都值得珍视。但是亚历山大·麦昆选择了死来结束他辉煌的一生，却为后人留下了更多思考生命的空间。

2012年1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