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顿弱与秦王的一席对话顿弱,身世不详。《战国策秦策四》记载了他同秦王政的一席谈话。使者转告顿弱,顿弱便前往宫中见秦王。顿弱见自己的言语既已触到秦王的痛处,便临危不惧地立即切入正题。据载,顿弱在秦国并无“客卿”头衔,但秦王以客卿之礼待之,虚心纳谏。事实表明,秦王政是客卿政策的忠实执行者。顿弱的计谋,同尉缭、李斯向秦王政的献策是一致的。......
2023-12-05
秦王政为招纳天下贤士来辅佐他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以致于达到了思贤如渴的程度。秦王对韩非的渴望,便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韩非是战国末年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流传至今的《韩非子》一书,便是他的法治理论的结晶。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记载,韩非本是“韩之诸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但为人口吃,不善于说道、议论,而善于著书立说。他与李斯一道从学于荀况,同是战国后期大学者荀况的高足弟子,但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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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学而有成后回到韩国,“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然而韩王没有采纳韩非的意见,使韩非空怀报国之心。韩非认为韩国的弊端在于“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于功实之上。”韩非有感于韩国的现实,忧心如焚,感慨万千,“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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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此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来,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究竟是韩非的哪些高论,使得秦王政竟发出了上述的那一番感慨。为说明问题,现将《孤愤》与《五蠹》篇的原文,摘引如下两段。
韩 非
《孤愤》篇开头写道: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为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
在《五蠹》篇,韩非写道: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在《孤愤》篇,韩非尖锐而明确指出,国家与君主的最大危害,来自那些“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贵重之臣”。而能够明察重人阴情和矫正重人奸行的,则是“智术能法之士”。韩非指出,在贵重之臣与智能之士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贵重之臣由于“力能得其君”,却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智术能法之士却往往惨遭杀害。
在《五蠹》篇,韩非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的富国强兵的治国方案,以为如此便可“国富”、“兵强”,积蓄起统一天下的“王资”,一待时机有利,便可以借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超五帝、侔三王”的大帝国。(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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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韩非在《孤愤》篇指出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要害所在,在《五蠹》篇又规划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并且提出了兼并天下、建立超越五帝三王的大帝国这一战略目标。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所日夜思念的悠悠大事。韩非为秦王所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句句话都说在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的感慨呢?
连日来,秦王政多次翻阅韩非的书简,读其文而思见其人。为早日见到韩非,使其为己所用,秦王政在急切的心情之下做出了决定,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安见秦国大兵压境,惊慌得手足无措。危难中,韩王想起了韩非。尽管以往从未采纳过他的意见,这次却决定派韩非出使秦国,让韩非劝秦王首先伐赵。
韩王哪里知道,秦王政此次发兵的目的,不是要在此时灭亡韩国,而是要借此得到韩非。因此,当韩非出使秦国时,秦国便撤兵而归。
韩非到达秦都咸阳,受到秦王政的盛情接待。韩非的使命是劝说秦国伐赵,停止进攻韩国。其实,秦国攻韩是为了得到韩非,现在韩非既已到达秦国,秦国当然暂时停止攻韩。至于是否伐赵,秦王自有自己的安排,怎能听取韩王及其使者说三道四。由于秦王政的挽留,韩非便留在咸阳,优礼有加。
秦王政渴望韩非能成为自己的智囊,更多地为秦国出谋划策。然而,这位动笔时文思如涌、文锋严峻、峭刻的韩非,在秦王面前却比较谨慎。这不仅因为他有口吃的缺陷,主要的是他深知人主的“喉下有逆鳞”,一旦触动着就要遭受杀身之祸,他为此著有《说难》一篇。一段时间过后,秦王觉得韩非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为自己出谋划策,不免有些失望;也许是秦王在拜读过韩非的大作之后,对他的期望值太大了。
当时,秦王政周围来自各国的客卿,诸如李斯、姚贾、尉缭、茅焦等等,可谓贤士如云。其中有些人如李斯之流,对于秦王的器重韩非,怀有嫉妒之心,伺机对韩非落井下石。而韩非性格内向,清高孤傲,对这些客卿其中包括自己的老同学李斯,也很少与之往来交游。
韩非既然受到秦王的器重,有时也不能不对秦国的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次,燕、赵、吴、楚四国预谋联合攻秦,客卿姚贾为秦王出使四国,使四国预谋未成,秦王以姚贾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后,向秦王非难姚贾是“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请秦王明察。
姚贾在秦王面前发表了一通高论,秦王认为姚贾说得有理,再度派姚贾出使诸侯。
工于心计的李斯,对韩非的得宠很是嫉妒。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秦王对韩非的态度已有所冷淡。此次韩非责难姚贾,在秦王面前碰壁,被李斯视为时机已经到来,便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
“韩非是韩国的一位公子,今大王想要兼并诸侯,但韩非最终还是得为韩国着想,而不会为秦国谋划,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重用韩非,却又将他留在秦国,使他得以了解秦国的虚实。韩非久留于秦而后再回到韩国,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留下祸患吗?不如找他一个过错,将他依法诛杀,免留后患。”
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并没有在重大问题上有所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杀,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无罪。然而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得到面见秦王作自我申辩的机会。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报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令天下贤士因此而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很是后悔,便当即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
秦王得知韩非死于狱中,痛失一位贤才,心中甚是悲哀,同时也对李斯、姚贾的陷害异己深为不满。然而,秦王不想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再去惩罚活着的李斯、姚贾,自砍手足。在兼并天下的大业中,他还用得着李斯与姚贾啊!秦王把对李、姚的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对韩非充满着无限的哀痛和思念。
秦王政把韩非的理论奉为法宝,终于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利,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韩非所提出的“超五帝、侔三王”的大秦帝国。不仅如此,就连韩非生前所主张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不也是被秦王政在即皇帝之位后于焚书坑儒中付诸实践了么?焚书坑儒与秦始皇对韩非的无限思念,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司马迁在《史记》书中,对于韩非之死颇有感慨,曾深情地写道:“申子(申不害)、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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