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底层青年圆大学梦，改变一生

如果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宣布取消高考制度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大灾难的话，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无疑是我国教育的拨乱反正，其产生的影响，令国人振奋的程度和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具有同样无可估量的威力。

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制度被取消了，多少青春年少的中学生们，唱着革命歌曲，怀着“一颗红心”，到农村、到边疆去扎根落户，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青春。这段时期，包括了十二届的高、初中毕业生。本来，他们读完高中以后，应该升入大学去深造，但是，由于没有高考，圆上大学之梦变成是白日做梦。虽然1970年，一些大学恢复了招生，但大都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上级审查、学校录取”的原则来选送。能上大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在这些上大学的人当中，大部分是把政治摆在首位，真正学完了高中阶段学科知识的人，少得可怜，无怪乎在那荒诞的年代里，全国的教育和全国的经济一样，几乎到了全面崩溃的地步。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上下一片振奋。“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在海岛、在边疆、在码头，拿起了陈旧、破烂的书本，在摇曳、昏暗的灯光下温习功课，欲上考场一搏。考虑到十几年没有考试了，上级指挥高考的决策者们，制定了开卷考试的政策，给了年龄大、但底子厚的老三届毕业生很好的机会，为他们通过考试升入大学铺平了道路。很多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拼搏的知识青年们，重新燃起了上大学的梦，不少人就是在1977年到1978年里，通过高考，跃登龙门，圆了大学梦，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笔者当时就在地区招生办工作，参加了这不平常的两年的招生考试、评卷、登分、录取新生的全过程。目睹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报名周折多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后，不少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都非常振奋，跃跃欲试。由于十几年没有考试了，报名人数之多可想而知，于是在各个公社都设有报名点。那时还讲“出身”、“成分”，不少出身不好的青年，尽管心里很想去报名，但一到报名点就心慌了，可以说是下了很大决心，在同龄人和亲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才鼓起勇气报了名的。当时公社的权力很大，说给你报名就给你报，不给你报考也没办法。当时全国上下还没有那种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在基层，是“土皇帝”说了算，“土政策”到处不同。有的公社规定，为了支援“农业学大寨”运动，有要报考大学的，都要先挑100斤石头，作筑梯田之用；有的公社规定，考生报考，要先做一天义务劳动：有的公社规定。凡是白己或家属没做计划生育手术的人，不得报考；也有的规定，还未缴交公、余粮、“三超粮”的，也不准报考；还有的规定，欠生产队钱的，不准报考；把报考大学当作一个制裁考生的手段，现在看来是多不可思议和荒谬，但，这确确实实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

77、78年的高考，考生填志愿时可以依照大学、中专、中技的学校不同档次选择填报。因此，没有把握考大学的考生，可以报读中专、中师和中技学校，这两年学校的入学考试都是开卷的，当时，当年不少老三届的同学，因担心考不上大学，为了“脱谷壳”（迁户口、粮食回城），很现实地报考中师、中专学校。因为报这类学校，起码可以说是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二代人上考场　由于是十几届的中学毕业生一块涌进考场，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了共和国之最，据有关部门的记载，当时全国约有500多万考生参加了高考。这些人中，不少是怀着对知识的渴望而试图通过高考跃登龙门的，而更多的人则是被自身环境困扰而感到无法生活下去，力求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现状的。这种人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在边疆、在海岛插队落户或到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因此，考场上，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大龄青年男女，他们中不少人已为人父母了，他们的子女都几乎和同室操戈的毕业生同龄了；也可以看到还是稚气十足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可以看到不少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她们为生活所逼，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得不提前结婚，但又觉得壮志未酬，因而带着肚里的孩子一块上考场拼搏。不少考生是带着近视眼镜上考场的，而好大部分考生则是带着老花镜上考场的！考生的成分中：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有下乡、回乡的知青，有码头工人，有民办教师，有机关、厂矿街道的职工，有部队的解放军战士，还有被越南排华归来的华裔……由于都是开卷考试，考生都带了不少资料进考场，文科类的题目熟悉课本的话，还可以从资料上找得到，而理科的题目，就很难从书上找到答案了，只有靠平时的功夫。因此就数理化科目而言，基础扎实的老知青比较得心应手，而对应届高中生和刚毕业一、二年的学生来说，就勉为其难了。考完试以后，有的老知青告诉我，那些靠死记硬背的题目，他们都是预先抄在课本上，然后照着抄上试题的，这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考试方式确实挽救了不少劫后余生、缺乏时间复习临时上考场“老龄”青年。

森严的评卷场　由于考生人数多，全国的高考命题由各省负责，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则放在各个地区统一组织。由省制定统一的评分标准。各地区正式评卷前，各科先选派一名评卷总负责人到省统一参加试评，经过省的试评以后，我们派出的评卷员又回到地区组织各个科目试卷的试评。省招生办从各大学抽调了一大批教师分赴各地指导评卷工作。记得当时到我市来的老师有三十多人，包含了各大学每个学科组的专业课老师。

我们的评卷场安排在梅县人民小学。小学课桌比较低，且桌面又凹凸不平，给老师的评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那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于是，我们的会务人员买了不少葵扇和纸摺扇，供评卷工作人员用。由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高考评卷，领导要求要高度保密，保证万无一失。原来我们印制了“梅县地区高考评卷员”红绸缎条说不能用，会泄密身份。于是评卷员全部改为带“梅县地区高考评卷工作人员”的红绸缎条，身份似乎有点含糊了。当时偌大的梅城，地区评卷场工作人员集中住在地区外所，带上红布条街上走，进进出出评卷场，身份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我们的评卷员都是从各县抽调上来的老师，工作之余走家串户，虽然带的是工作人员布条，其实身份也似乎公开的，当时的做法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评卷场由地区公安处派出干警24小时值班，评卷员进出评卷场一律统一行动。评卷场每天公布各科的评卷进度。由于安排得比较周密，我们地区尽管考生比较多，但依然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评卷、登分的任务，得到了上级的表扬。省招生办还专门转发了我们地区的评卷场工作简报给予肯定。

评卷工作结束后，我们计划花几毛钱给每个评卷员发一个竹节杯烧上“高考评卷纪念”的字样。当时大埔高陂的彩瓷厂都把我们准备的评卷员名单贴上了茶杯上，准备上炉煅烧了，想不到由于局领导一次上班过梅江桥时遇到了地委主管领导，汇报了发纪念品的事，给地委主管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不准请客送礼，结果只好马上通知高陂彩瓷厂停止动作，事后知情人戏称“评卷员的竹节杯在梅江桥上打烂了”。

评卷结束的会议上，地委领导到场祝贺，并极其隐蔽地安排了一场《红旗谱》的电影招待全体评卷员。当时文革刚过，一切封存的影片还未解冻，能看到文革前拍摄的电影，确实令所有评卷员感到莫大的激动和荣幸。所谓久旱逢甘露呢！

过政审关　1977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恢复高考，文革中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还不少，考生在报名表里除要填写本人的简历和表现外，还要对直属亲属和重大社会关系作调查，出具单位证明，考生成绩考得好固然重要，但政审也很关键，直系亲属和社关往往会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考生的录取。我当时在地区招生办担任政审组长，发现基层单位的领导对考生有意见的话，就可以随便在档案中写上“表现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右派”或“母亲是地主分子”等等本来与考试无关的事，让考生背着沉重的枷锁，而且这些无形的枷锁给考生带上后，考生还一概不知，所谓“脑袋掉了也不知如何掉的”呢！

有一位考生，77年高考成绩很突出，是全地区的前几名的优秀生，但由于他的档案内写上了“出身不好”、又是“船霸的儿子”、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县公安局下了结论说该生“政审不合格”，“不能录取”。使其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于是，他不断地向邓小平、教育部、《人民日报》社及省各有关部门上诉，讲明自己的情况。我们当时专门为他成立了“×××考生”卷宗，调查该考生的情况。该考生文革时是某县一个公社中学的高三学生，在批走资派的时候，确实有过过火的行动，据说还动手打过人。轻易给他下个“打砸抢”分子的结论，所有高校当然不会录取他，他的落选是必然的结果。78年，这个考生又以优异的成绩排在整个地区的前五名之内，在全省也是为数不多的尖子考生。然而，当地的政审结论还是与77年的一样，“政审不合格，不得录取”。省招生办出台了保护高分考生的政策，在省和地区招生办的帮助下，使他最后一批大专班才被录取。更为巧合的是，录取他的老师，就是他当年中学的老师，且听说还挨过他的拳头。这位老师在省、地招办的劝说下，欣然不计前嫌。正所谓“渡尽劫波师生在，相逢一笑泯冤仇！”这位考生后来在我市某单位干得很好。

还有一位考生，她出生时，父亲被人民政府枪毙。她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应该说，她的成长与父亲没有关系的，但政审结论中还是把她父亲的一段写了进去。为了贯彻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我们专门在该考生所在公社召开了政审工作现场会，就如何给考生下准确的政审结论起了示范作用，这位考生和当年很多考生一样，因而通过了政审，“死而复生”，跨进了大学的殿堂。

还有不少考生，考试时父母的问题仍未落实，到录取时，父母的问题才得以平反，因此，我们也很及时地为这些考生补上材料，拯救了大批“翻身得解放”的考生。

记得有一位考生，是初中还未毕业，出身不好，只好在家务农。恢复高考时，他毅然报了名参加考试，成绩很不错，北大想录取他，但他的档案上的政审材料写明“其母亲是地主分子”，北大来招生的老师拟退档，找到我，我翻了翻档案，发现其父就是我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其母是现职小学教师，怎么可能是“地主分子”呢？就与北大的老师求情，别退档，北大的老师答应留下，待补个材料证实一下母亲的身份。我赶忙电话通知该县招办要求补调查，然而，该县的同志不知是接了电话就忘了呢还是其他原因，迟迟不予答复，北大限定的最后一天里，我和北大的老师商量了一会，认为补材料已来不及了，就由我们招生办出具证明。结果该考生被录取了。他在北大读完以后，到美国留学，并在那边定居了，事业一片辉煌。

过体检关　以前人们说，政审可以判一个考生“死刑”，体检也可以判一个考生“极刑”。77年的高考体检都在县一级医院进行，不少考生成绩考得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体检不过关被淘汰出局。我的一位同学就是在体检表上的结论为“严重的心脏病”被以“体检不合格”淘汰了，该同学最初以为有人搞鬼，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体检上。到78年，她才认真对待体检，结果才被一间医学院录取。有一个县，体检后就淘汰了几百名考生，考生、家长纷纷打电话到地区招办，要求到地区一级医院体检。我们同意了这几百名考生的要求，结论出来后，只有十几个人真的有问题被淘汰，而大部分考生劫后余生，跨入了大学之门。

有一位考生，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在医院出了张证明，说是“肝脏”有问题，避过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他的分数上了线，麻烦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因他有身体不合格的前科，体检被淘汰了，于是他和他的家长四处奔走，上访，要恢复身体的“本来面目”，经过层层周折，他才最后恢复面目录取。

体检，既是考生入学前的身体把关，又可能成为一些人把握考生“生”、“死”权力的鬼门关，在那复杂的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什么扭曲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挑”大学生到广州　那个年代各单位没有自己的车辆，用汽车送档案到省录取场还得请地委领导出面解决。当我们打报告给地委领导要求解决运输车辆时，地委领导批示给经委领导，经委领导则把任务落实给汽车运输公司。那时，汽车运输公司的交通车辆也很缺乏，经过协调，决定专门租给我们一部大客车。我们的档案由汽车运输公司的大客车运往广州。到广州有400多公里，需走十几个钟头。当时的道路很不好走，早上5时就开车从梅县出发，晚下8、9点钟才能到达广州，所谓“两头黑”，到广州以后，所有档案必须马上交接，我们准备好了扁担，顾不上旅途的疲劳就马上把考生档案一袋袋挑进录取场清点。

补录的考生档案交到省录取场则更艰辛，由于补录的档案用大客车运送很浪费，领导不批准，且汽车运输公司也调不出车给我们，于是只好多买几张车票，让档案也占座位，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押送，晚上十点多到了广州汽车总站后，要等出租车的话，得到指定的上落点排队，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于是索性拿起扁担挑起考生档案袋往省高教局走，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挑”大学生到广州！在繁华的大都市里，挑着大麻袋在广州街头奔走，有谁会想到我们在执行神圣的使命，又有谁不会认为我们是跑单帮的脚夫和游民呢？当考生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有谁会想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他们花了多大的体力、脑力劳动啊！(www.chuimin.cn)

神秘的录取场　77年的高考录取场设在中山医学院内。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录取，一切都令人感到非常神秘。当时规定各地区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本地区的考生档案。录取开始后，省招生办说现在出第一志愿某校的档案，我们就赶快准备好，一次性地投放，那时根本没有按分数高低出档，上了线的档案第一志愿报哪一间大学，就出档，考生的出档数和招生计划数比例过大，使各大学都有很大的余地挑选学生。由于考生的年龄相差很大，绝大部分大专院校都只挑年轻、未婚的考生，尽管他们的分数比“大龄”考生相差甚远。各学校招生的老师说，年轻人的可塑性较大，且没有后顾之忧，而“大龄”、“已婚”的考生问题较多，录取后怕家庭拖累或经济困难等等，难于完成学业，大部分学校都不愿意录取这些考生。

我当时是各地区中派驻录取场的最年轻的招生办工作人员，我深知同辈考生的艰辛，认为各学校都不录取这些大龄考生的话，对这些人来说，岂不是上大学的梦又成了泡影吗？于是，我向省有关领导建议，要对每一类型的学校规定招收大龄考生的比例，譬如重点的本科院校，大龄青年应招不少于10%，一般本科院校，不少于20%，省大专院校则不少于25%，当时省主持招生工作的负责同志很快就采纳了这个建议，规定所有院校达不到此比例的，一律不审批，这项措施使很多大龄青年“死而复生”，得以录取。后来，省还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有实践经验的考生、有专长的考生、有突出贡献的考生都可以给予照顾优先录取。一时之间，很多考生的“三有材料”像雪片似地飞向高考录取场，我们收到材料后，赶快给考生装进档案，希望给考生能赶上录取的班车。医学院校对赤脚医生采取了一些照顾措施，而理工科类的院校则对现职的工人适当的倾斜，农科类的院校则对务农的知青和农科所的职工给予照顾，师范院校则对民办教师给予优先考虑……，因而，很多在实践中干了多年的下乡、回乡知青终于赶上了最后的班车。

扩大招生　由于“僧多粥少”，不少大龄考生仍没有上大学的机会，眼看上大学的机会近在咫尺而又将失去时，很多考生都陷入了迷茫之中。教育部的领导及时掌握了全国的高考录取动态，在第一次录取的考生入学之后，宣布来一次扩大招生，并制定了扩大招生的对象和范围。

为了解决上了线的高分考生的就读问题，教育部要求各大专院校招收走读生，凡有条件走读分数又上了线的考生，原则上都要给予录取。这样，我地区不少考生都在补录时被录取为广州各大学的走读生。与此同时，教育部要求地方的中师、中专学校，有条件的都要创造条件开设大专班，解决考生的就读。于是，上一批落选了的考生，又重新燃起了升学的希望。当时我地区的师范学院、农业中专学校，都积极争取并开设了大专班，招收了一大批上次落选了的考生。这也为我们地区以后成立嘉应师专、嘉应大学创造了条件。

为了更进一步解决我地区大龄高分考生的就读问题，我们与惠阳卫校、惠阳师范、韶关师范等大专班签了合同，把我们的大龄高分考生送到他们地区深造，然后留在当地工作。这样，我们地区的大龄高分的考生，几乎都在“加班车”中得到了“补票上车”，命运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考生不少已留在惠州、韶关等地成了业务骨干，而有不少则通过关系调回了家乡工作。

当年韶关师范大专班拿了我们地区一对夫妻考生的档案，老是拿不定主意是两个录取呢，还是录取其中一个。而录取其中一个的话，录男还是录女呢？他们研究了很久，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们两个录上，但他们觉得不妥，夫妻在一个学校读大学，怕影响其他同学，后来他们录取了女的，他们的看法是以后男的会跟女的到韶关来工作，但是，不到一年，女的要求转学回我地区，结果韶关师范大失所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狐狸满山走”，当时韶关师范的招生人员若想到这句古训，录取男的入学，结局就可能倒过来了。

迟到的录取通知　从停止高考的1966年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中间过了十几年，不少当年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已儿女成群或是白发苍苍，当接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内心世界复杂的程度，简直难于用笔墨来形容。十几年后才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基层磨难了十几年才跨入神圣的大学殿堂，是在做梦吧？！收到录取通知后举家欢庆，几代人一块为上大学者准备行装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这些过来人的脑海。

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即将到手，在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关头，许多考生不得不遵守公社的“土政策”，为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付出了血的代价，付出了所有亲朋好友的心血。否则，他们将办不到户口、粮食的迁移证！垂手可得、梦寐以求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将成为美丽的肥皂泡！

然而，通知书拿到手后，新的问题也就跟着而来：

欠生产队款的考生，必须赶快想办法交清；欠交公、余粮的考生或家庭必须想办法补交齐……，当时不少“老知青”、“回乡青年”，就是东挪西借还清了债务才走的。

未做计划生育的夫妇，得有一方去进行结扎或人流，当年曾有一位中学的同学告诉我，他接到通知后，要迁粮食户口，公社说他们夫妇中必须有一人去结扎才能放行，否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的妻子为了让丈夫去读书，毅然在躲藏中挺身而出上了手术台。

怀了孕的女考生，不管肚子里的小孩多少个月了，赶快到医院做人流，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去念大学吧？当时，我所知道就有几位老三届同学，就是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上医院“宰”下了自己的骨肉！

家里是主要劳动力的农村考生，必须安排好家中的油、盐、柴、米、小孩的读书问题。记得当时梅县有一位考生，有四个小孩，他是公社里一名食公社自筹粮的资料员，为了圆上学梦，在上大学前夕，还在为妻儿子女的生活发愁，录取他入学的教师担心他会读不下去。记得77年被录取入大学的第一批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匆匆上路，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兴宁南蛇岗出事，车上十几位考生全部受伤，还未进入大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据说其中有一人因此推迟了几个月才去上课。

走读生的艰辛　77年高考补录提出各大学招走读生的消息后，我们地区很多考生都千方百计地在补报志愿时填上自己的亲属在广州，有走读条件，希望被广州的大学录取，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证明，不少考生确实被广州学校录取了。由于录取时写明是走读的，因此，大学里不提供住宿，因而，很多本来没有走读条件的同学就觉得格外艰苦了。

经济好一点的同学，则几个人合伙在学校外面的农家租了一间旧房子住下来，白天在学校上完课后，几个同学就挤在潮湿、阴暗的农舍里“喂蚊子”，不少同学因此得病和患上了失眠症。

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则在学校上完夜课后，像小偷似的在教室里打开铺盖就寝。由于是不合法的，睡觉时经常心惊肉跳，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打铺盖“坚壁清野”，匆匆忙忙打扫战场，然后随便吃了什么就上课了。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教室内度过。沉重的思想负担使这些走读生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加上又上了年纪，家庭、子女之事，油盐柴米的困扰，使这部分走读生深深体会到了上大学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学校园的美好生活，对这部分人来说，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还有一部分是在广州投亲靠友的走读生，遭遇则更使人落泪。当时广州人的住房也并不宽裕，有套房住的人家属于少数。而大部分的广州人还是住集体式的宿舍，家里没有公共的卫生间，这些广州人家中本来住得就够窄了，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是亲戚，但毕竟“久住令人厌”。开始一、二天或一周内还克制着过得去，超过了第二周，则什么矛盾都会暴露出来了。笔者当时曾收到过一位当年考进中山医走读的老三届生的来信，信中说到，他哥哥住在广州西关，他到广州时，带了三只公鸡去，住在哥哥家，哥哥见弟弟考入中山医走读，很是高兴，感到帮他是义不容辞的事。从西关到中山医，交通不方便，这位考生起早摸黑走读，真是够辛苦了。他嫂嫂是广州人，在那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里，见到三只公鸡，倒也高兴了三天。三天以后，由于各种矛盾都集中出现，做嫂嫂的“原形毕露”，不是指桑骂槐，就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做哥哥的则两头受气，做弟弟的没法走读下去了，只好挥泪告别了哥哥，搬到学校内和那些晚上打地铺的同学一齐混日子，什么亲情、感情、阶级情，到时候都给现实生活的矛盾冲歪了。这些走读生艰辛的日子直到学校内有了床位后才正式宣告结束。

1977、1978年，是我国经历了空前的浩劫后开始医治创伤的年代，也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开始之时，对从66年至77年毕业的高、初中生来说，这二年是极不平常的二年，是重塑自己的历史、改变人生轨迹的转折之年，很多人提起当年，都禁不住热泪盈眶，百感交集。这些劫后辉煌的“老龄”青年的历史，正是我国多灾多难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难忘的77、78年，给共和国的同龄人带来了新生！给中国的教育写下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