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元朝的破坏可谓“罄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还要忍受与元朝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元朝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2023-09-30
5.鸦片种植融入土著的生活
除了外来势力的推动外,金三角地区的土著居民们自身也有种植鸦片的动力。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金三角地区之前,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依靠刀耕火种方式维持生计,种植的山地作物多为旱稻、玉米、木薯等,生活不足部分则靠渔猎补充。刀耕火种属于轮歇耕作的初级农业生产,所以各少数民族不断迁徙。在居住地周围的树木被砍光以后,土地几年后变得贫瘠起来,山地的面积越来越大,收成却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他们已度过了一个传统的生产周期,迁移不可避免,另一个新的周期也随之开始。一些少数民族这种周而复始的迁徙,在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边界大体划定以后依旧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情感往往高于国家情感,即使有国家对边境地区的严格控制,他们也不会中断到另一个国家走亲串友、通婚论嫁,更不会中断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在毗邻国家之间的往返迁移也不会因两国关系的好坏而停止下来。罂粟种植和鸦片贩销也就像传染病一样,由一国流入另一国,此起彼伏,难舍难分。
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具有极大的规模,尤其是到了收割的季节,收割鸦片的场景堪称“奇观”。满山遍野、无边无际的罂粟,数不清的妇女在傍晚进入罂粟地,把罂粟果划开,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刮下处于半凝固状态的烟膏。她们拿着用四颗钢针捆在一起的专门划罂粟果的工具和一个用来刮烟膏的半月形刮刀,把烟膏抹在一块光亮的铁板上。待铁板上的烟膏达到一定的数量时,便扯下一些罂粟花瓣,把烟膏层层包裹起来,放在随身的筒帕内。由于半凝固状态的烟膏很粘,不太容易把它抹在铁板上,所以她们不断往半月形的刮刀上吐唾沫,增加润滑,以便方便地将鸦片烟膏收集起来。在当地的集市上,那些出售和收购烟膏的人还让人们免费品尝手中的烟膏。鸦片生产和出售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种群众性的经济交换活动。
从某种程度上讲,罂粟的大面积种植改变了金三角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结构,他们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将种植罂粟作为当地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加之金三角地区历来缺医少药,不具备最基本的医疗条件,鸦片又有治病镇痛效用,少数民族的鸦片食用量随之增多,大批贩毒者的到来,更导致了金三角地区一半以上的可耕地全部用于种植罂粟,有些地方80%以上的土地都种植了罂粟。
商人们为了抢购鸦片,又往往采取预付定金的方法,同时也向种植者提供优良的罂粟品种。农户们生产的鸦片,既可以拿到集市上销售,也可以等着商人前来收购,还可以直接用鸦片交换日常生活用品,这使他们对外来商人的信赖性越来越大,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鸦片生产、贩销及其带来的暴利吸引了更多的西方贩子往返穿梭于金三角地区,抢购鸦片,并形成了贩毒团伙,明争暗斗,杀人事件时常发生。英国殖民者和当地土司头人勾结,既收取罂粟种植者的鸦片生产和销售税,也向外来商人收取鸦片经营和保护税,成为鸦片生产和经营中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金三角生产的各类毒品悄无声息地流入世界各地,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般专家认为,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达67000公顷,其中缅甸最大,多达60000公顷左右;泰国和老挝各为3500公顷。一般年产鸦片1200吨左右,有的年份高达1500吨。缅甸种植面积大,产量自然就高,年产量在900~1200吨左右;老挝年产量为200~300吨;泰国产量相对不多,仅35吨左右。在金三角地区,鸦片贸易是一桩公开的买卖,任何人都可以像购买其他日用品一样在集市上买到鸦片。
20世纪60年代以前,从金三角走私的多为未经提炼的生鸦片。此后,走私出去的主要是海洛因,因为从鸦片中提炼出的海洛因(约每10吨鸦片可提炼1吨海洛因)既可吸食又可注射,体积小便于藏带,适合走私贩运,在西方国家十分畅销,而且价格昂贵。金三角出产的毒品中,每年有50~60吨海洛因走私到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为了将毒品运出,毒贩挖空心思,想出许多妙法:如藏在豆芽清洗机里,塞进瓷塑像里,密封在马口铁罐里再贴上荔枝罐头标签,或者把毒品缝进出口的金鱼肚子里。还有的把毒品装进避孕套吞咽到肚子里,更有利用肛门或女性身体藏带的,最近还爆出在出口的柚木中钻洞镂空藏毒贩运到广东的大案。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嘎更村是位于佤邦北部海拔2000多米的高寒山区的小村庄,通往山村的山路崎岖不平。村民们多半生活困难,只有少数人家里粮食够吃。一般人家每个月只能吃干饭10天,其余的20天只能吃稀饭。小娃娃每天吃三顿,而老人只吃两顿。往年,村民一年种的粮食只够维持三个月到半年,差额靠卖大烟来弥补,但如果遇到格外恶劣的情况,比如旱涝天荒,最好种的罂粟都会大片枯黄,村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了。(www.chuimin.cn)
村民世代以种植罂粟为生。罂粟花以白色居多,也有红色、紫色和红白相间的,色彩艳丽,被称为“罪恶之花”。但罂粟是当地村民唯一可以卖钱的经济作物。村民们一年到头都在等待罂粟花开放。每年年末,正值罂粟花盛开季节,满山遍野都是摇曳的罂粟花,人走进去,花比胸口还要高。因为处于罂粟收割和大烟交易的繁忙时期,很多在外务工的劳动力都会在这个时候回嘎更村帮忙。由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村民们会相互帮忙,主人会把一天的收获分一些给帮工者。2001年时的大烟价是人民币2200元一拽(相当于1650克)。
收割的时候,村农一般将雨伞的铁架捆在一块,顶端磨得很锋利,每次在罂粟果上能划三道痕,让浆汁流出。划痕太深,会使汁液流得太快而滴到地上;划痕太浅,则会粘合结痂。这些罂粟果浆汁就是烟膏,既可以当作鸦片吸食,也是提取海洛因的原料。浆汁数小时后开始凝固,烟农将它刮下来,用罂粟花瓣包好,带回家或上集市交易。这就是所谓的生烟膏。
结束一天的收割,村民回到村里时,烟贩子已经在等候。他们会带来一些货物,和烟农交换大烟。当地人用一种天枰来称大烟。砝码多种多样:银元、手枪、电池、子弹、打火机、啤酒瓶盖等。在嘎更村这个最底层的交易现场,烟农用一年的辛劳,积累了足够多的大烟之后,就向烟商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和盖房子用的石棉瓦。由于战争威胁一直存在,当地人普遍背枪。大山把嘎更村与现代文明割断了,没有电话、电灯。村与村之间或许可以听到鸡叫,但走过去却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村民们往往只能等着商人、烟贩子上门收烟,“任人宰割”。
通常情况下,商人会主动上山收大烟,大多是为了垄断收购权。他们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控制村农,比如按前一年的收购价,减去利息,提前支付给村农。这样烟农不但背负起高利贷,还失去了自由买卖权。村民如果想卖一个好价钱,只能长途跋涉到山下集市交易。因为不通公路,有时要走一天,才能到山下的集市。山民们没有车也没有马,如果种南瓜或谷子,收获后很难背下山,也卖不了多少钱,而种一二十亩大烟的收获却可以轻松拿到外面去交易。它的产量和经济回报比任何经济作物都高得多,这也是金三角地区的山民离不开罂粟的原因。鸦片已经成了当地的硬通货。小商贩们收了鸦片之后,会转手卖给更大的烟贩子。那些人再组织加工,变成“四号海洛因”之类。村民们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糊口。一颗罂粟果实,只能刮到指甲盖大小的生鸦片膏,按照金三角地区年产1500吨鸦片计,这不仅意味着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也意味着长时间的劳作。然而在罂粟地里年复一年劳动的烟农并没有发财。有人算过,在金三角地区,10克鸦片大概能够提炼出1克海洛因,1克海洛因在当地大约是人民币20元,到了昆明变成400元,到了香港就变成500港币,而到了美国的纽约,竟可以卖到500美元的天价。位于交易链源头的村民却与毒品暴利无缘,依旧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困顿生活,也不知道自己种植的大烟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也有些想要卖得更多钱的村民到在大烟集市上去卖。他们除了用大烟换回粮食和生活用品之外,还会买醉取乐。这是他们一年之中唯一可以消费寻乐的时刻,大烟帮他们换来了粮食和短暂的欢乐。短暂的欢愉之后,他们又将面临现实生活的磨难。在罂粟收获时期之外,没有多余积蓄的他们只能继续单调的山上生活,甚至与饥饿和苦难为伴。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一年的收获多数被上门的商贩以600至800元的价格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拿到1000多元。村民的房屋是用几根木棍悬空支起,以茅草为屋顶,离地只有一米来高,地板和墙用竹篾编成,好一点的才会用上木板。
对佤族烟农来说,大烟还扮演另一种角色。在缺医少药的金三角地区,鸦片被认定为一种传统药物,形成“小病靠鸦片,大病靠魔巴(巫师)”的习俗。所以当地佤族人每家都有一两人吸鸦片,最小的烟民只有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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