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流动壁垒与企业战略行为

第一章　前人进行的相关研究

对流动壁垒问题的研究与企业的进入、退出是分不开的。近几十年来，进入壁垒、退出壁垒问题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最早对进入壁垒进行思考的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开山鼻祖——乔·贝恩（Joe Bain）。1956年，贝恩首次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对进入壁垒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转折点（Caves和Porter，1977）。本章将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节　前人对企业进入情况的研究

与产业理论中的其他理论一样，人们对企业进入问题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哈佛学派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关前人对企业进入情况的研究，作者从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角度进行总结。

一、对进入问题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贝恩的开创性研究

贝恩（1956）可以说是第一个对潜在竞争者的作用进行分析的学者，他研究了新企业进入某一产业或被阻止进入某一产业的力量。他把进入壁垒定义为“在位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者的一种优势，这种优势使在位企业能够长期把产品价格确定在边际成本之上，而不至于吸引新企业的进入”（J.Bain，1956，第3页）。

贝恩把企业的进入壁垒归纳为三个方面：绝对的成本优势（Absolute cost advantage）、规模经济（Cconomies of scale）和产品差别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等。

如果在任何一个或高或低的产量水平下，潜在进入企业的预期平均成本水平总是高于现有企业，那么在位企业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在位企业，其平均成本曲线始终处于新进入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的下方。贝恩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对于一种特定产品来说，只有在进入之后实现与在位企业一样低的平均成本时，潜在的进入企业才比较安全。这意味着：^[1]现有企业在购买或取得任何生产要素（包括投资资金）方面不应具有价格或其他优势；②新企业的进入对任何要素的现行价格水平不产生明显的影响；③现有企业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没有特别的优势”（Bain，1956，第12页）。但现实情况是，在位企业可能比潜在进入者拥有更经济的生产设备、人力成本等投入要素，因此，可以在市场上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当在位企业拥有成本优势时，他完全可以通过把产品价格定在自己的平均成本之上而获利，只要这一价格水平不高于潜在进入者的平均成本，就不用担心对手的进入。企业获得成本优势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控制稀缺资源、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进行创新（如R&D、专利）等都是常用的手段^[2]。

规模经济要求的“百分比”影响（Percentage effect）与“绝对资本要求”（Absolute capital requirements effect）给潜在进入企业带来了种种不利因素（Bain，1956，第55页）。前者依赖于最小经济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MES）相对于整个市场规模的比例。如果MES较大，那么新进入企业要么把产量提高到MES之上，而承担产品可能无法顺利销售的风险；要么把产品控制在MES之下，但出现了成本高于在位企业的劣势。而绝对资本要求的影响来自于建立一个达到效率的规模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有时建立一个新企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足以把潜在进入者阻止在产业之外。

产品差异性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之一。产品差异优势产生于“购买者对一些非常类似、可以相互替代的产品之一的偏好……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购买者具有不同的产品忠诚度或偏好模式”（Bain，1956，第114页）。贝恩认为，通过使自己的产品区别于对手，消费者不会将其看做是竞争对手的完全替代品，于是新进入者不容易诱惑消费者进行转换。Geroski（1991）指出，产品差异壁垒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产品信息成本、网络外部性和广告^[3]。

在贝恩开创性的研究中，还分析了三种不同的进入状况：

进入封锁（Blocked entry）。如果在位企业不采取任何措施，潜在进入者仍然没法进入该产业，这时就发生了进入封锁。当行业中存在着较高的结构性壁垒时，进入封锁极其容易出现。

进入容纳（Accommodated entry）。当结构性进入壁垒比较低，并且：进入阻隔策略无效；或者阻止对手进入的成本超过了成功阻隔对手后的收益时，潜在进入者会被在位企业容纳。在一个成长迅速的市场或者是技术变化迅猛时，进入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在位企业不可能浪费资源阻隔对手的进入，于是进入容纳就发生了。

进入阻隔（Deterred entry）。如果进入者没有被自然封锁，而是在位企业采取一定的进入阻隔策略将潜在进入者拒之于市场之外，那么就是一种进入阻隔行为。

为了有效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贝恩建立了“限制定价模型（Limiting pricing model）”，该模型是以有名的“赛洛斯假设（Sylos hypothesis）”为基础的，即潜在进入者相信，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在面临进入威胁的情况下，现有企业都将提供并保持现有水平的产量不变（Bain，1956）。也就是说，潜在进入者被假定在在位者对特定产量的承诺下采取行动，而原有厂商则调整自己的产量水平和相应的价格，从而消除导致新厂商进入的诱因。限制定价模型后来经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赛洛斯—蓝必尼（Sylos-Lambini）等人进一步发展。

除了贝恩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进入壁垒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大部分与贝恩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在位企业与潜在进入者之间的成本不对称上。但是斯蒂格勒与威茨萨克尔不同，斯蒂格勒把进入壁垒定义为，“进入一个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该产业内的厂商无须负担的”成本（1983，第69页）；而威茨萨克尔（Weizs覿cker，1980）的定义还包括了福利影响，“进入壁垒是企图进入某产业的企业所必须承担而在位企业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资源分配方式的扭曲”^[4]。

事实上，成本优势本身并不构成一种进入壁垒。成本优势必须是一种赋予在位企业的优势，正如贝恩所说的那样，在位企业可能因此获得高于竞争水平的利润。如果这样的壁垒存在，社会福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在贝恩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进入壁垒问题的研究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是如此。

在理论上对进入壁垒的研究沿着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构成进入壁垒的要素，另一方面是研究进入壁垒的存在对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的行为影响。

（二）结构性与战略性进入壁垒（障碍）

Salop（1979）根据进入壁垒产生的原因，将之分为两类：一为无意的进入壁垒（Innocent Entry Barriers），顾名思义，其为厂商无意间造成的进入壁垒，它往往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时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为策略性进入壁垒（Strategic Entry Barriers），此为厂商有意图地采取某些行动，以提高进入壁垒。而无意的进入壁垒又可分为两种，进入前不对称优势（Pre-entry Asymmetry Advantages）以及进入后绝对优势（Post-entry Absolute Advantages），主要的差别在于新加入者进入市场前后现有厂商拥有的竞争优势。

按照Salop的观点，潜在进入企业面临的进入壁垒有结构性壁垒和战略性壁垒两种。所有企图进入的企业都必须克服这些结构性和战略性的壁垒才能获得成功。所谓结构性壁垒是由于现有企业拥有某种天然的成本或市场优势形成的障碍，或者是来源于各种竞争规则的障碍，主要包括产品差异化、规模优势、绝对成本优势等贝恩已经讨论过的一系列因素，此外还包括在位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如专利、技术诀窍以及某些自然资源等。

战略性壁垒是由于现有企业采取明显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来阻隔未来的竞争者而形成的。常见的战略性壁垒有：

（1）提高潜在进入者的进入成本（Raising rival’s cost）。在很多情况下，在位企业会发现降低价格往往得不偿失，因为自己的损失甚至比竞争对手还要高。所以有的企业会采取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的做法，如进行垂直一体化、进行过度的研究开发、扩大广告宣传力度和保持超额的设备和生产能力等就能有效地提高竞争对手的进入成本。

（2）限制性定价（Limited pricing）。限制性定价就是在位企业主动维持比较低的价格，让潜在的竞争者误以为现有厂商的成本比较低，而自觉无法与现有厂商竞争。此外，限制价格会使潜在进入者感觉到在同样的价格水平下自己会无利可图，从而不愿意进入该行业。

（3）掠夺式定价（Pradatory pricing）。一般说来，限制性定价应用在潜在进入者进入之前，一旦潜在进入者已经发生了进入行为，而在位企业希望将其驱逐出去时，可以采取掠夺式定价的策略。即把产品价格定在成本水平之下，甚至低于单位可变成本，使新进入者在其高额成本之下感觉无利可图，自愿退出。

（4）超额生产能力（Excess Capacity）。如果在位企业拥有超额的设备，就可以警告潜在的竞争者：如果潜在竞争者胆敢进入该行业，在位企业就会以其超额的生产能力跟竞争对手竞争。在保持超额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潜在竞争者自然不敢贸然进入。

（三）退出壁垒

退出是与进入完全相反的操作。与企业进入时的情形一样，企业在退出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即退出障碍或退出壁垒。在研究进入壁垒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忘记对退出壁垒的研究。

有趣的是，如果退出壁垒较高，则企业进入行业的动机也会减弱，也就是说，阻碍企业退出的因素同时构成了企业的进入壁垒。实证研究表明，进入率与退出率高度相关：行业中那些促成企业进入的条件也会促成企业的退出（Dune等，1988）。

通常人们认为，退出壁垒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沉没成本及资产的专用性有关。美国学者Williamson曾提出过四种具有特定性的资产：

（1）位置特定性（Site specificity）：位于特定区域的、不易移动的资产，对少数购买者与供应者特别重要。

（2）实物资产特定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资产的物理或工艺特性，专门适用于特定交易，即仅为少数特定购买者进行的设计。

（3）人力资产特定性（Human-asset specificity）：在特定的交易关系中，员工所获得的技能、专有技术和信息具有较大的价值；而在该关系之外，人力资源的价值就会减小，即在交易中必须具备对其中一方的专门知识。

（4）专用资产（Dedicated assets）：为了满足少数购买者的需求而进行的设备扩充，即为特定采购者所做的工厂或设备的投资。

二、前人对进入问题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方面，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进入的基本情况、在位企业采取的各种进入阻隔策略等进行了研究。

（一）DRS——对美国产业进入情况研究的结论

邓恩等人（Dunne，Roberts和Samuelson，1988，1996，通常合称为DRS）利用美国制造业普查的资料，对美国的四位数行业（4-digitin－dustry）的企业进入、退出情况以及进入后行业的增长和退出前行业的衰退进行了研究^[5]。其研究结果表明：

（1）进入和退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按照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到2001年，有30%～40%的新企业出现，这些新企业的年销售额将达到1200万～2000万美元。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即将退出市场，其销售额与新进入企业差不多。换言之，仅仅五年的时间，行业内的企业将会发生30%～40%的更替，进入和退出企业的销售额约占行业销售总量的12%～20%。在进入的新企业中，有一半是通过多角化方式进入，另一半则是全新进入的企业。而退出的企业中，也有40%会实行多角化战略。

（2）与现有企业相比，进入及退出的企业显得比较小。典型的新进入企业的规模是在位企业规模的2/3，其年均销售额约为35万美元。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是那些多样化经营的企业通过建立全新的工厂实施进入战略，而不是经过转产方式进入。尽管建立新工厂实施进入的多样化经营的企业可能只是占全部新进入企业的5%～10%（每五年中大约有2～4家），通常其大小是其他新进入企业的三倍——跟典型的在位企业规模几乎一般大。

2001年退出产业的企业是1996年的规模大约为行业平均水平的1/3。通过多角化形式退出的企业很少完全关闭一个工厂（只有约2%～3%的在位企业会这样），但这种退出将对行业生产能力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其规模相当于非常多角化方式退出企业的两倍多。

（3）大部分新进入企业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年，但那些能够存续十年以上的企业发展十分迅速。在1996～2001年进入行业的30～40家企业中，大约有60%在2006年以前将退出行业，幸存下来的企业在2001～2006年间规模会扩大近一倍。

（4）不同行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差异很大。不必奇怪，在一些行业，进入与退出的情况会比另一些行业普遍。某些行业的新进入企业不计其数并且占有大量市场份额，如服装、木材、家具、印刷和金属加工等；退出率高的行业包括服装、木材、家具、印刷和皮革业等。食品加工、烟草、造纸、化工和采矿等行业进入率不高，退出率低的行业主要有烟草、造纸、化工、采矿、石油、采煤业等。

（二）Smiley——对进入阻隔策略的实证

为了了解企业在实践中运用各种进入阻隔策略的情况，美国学者罗伯特·斯迈利（R.Smiley，1988）曾对此进行过一项匿名调查，其调查对象涉及300多位不同企业的产品经理（Product manager），调查的内容包括维持超额生产能力、广告、R&D竞赛、树立声誉、限制定价、学习曲线、填充所有市场空间、隐瞒真实利润等多种理论上已经探讨过的进入阻隔策略。其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进入阻隔策略使用频率的调查　（单位：%）

注：原文中的限制定价包括两个部分：静态的限制定价和动态的限制定价，本表中的限制定价使用频率为两者之和。
资料来源：Smiley, 1988,P172.

（三）Geroski的总结

杰罗斯基（Geroski，1995）曾经把人们对进入问题的实证研究进行过一次总结，并把相关的问题归纳为一系列程式化的事实和程式化的结论，其内容包括进入的驱动因素、进入对市场的影响等。

下面讲述7个程式化的事实：

（1）进入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大多数年份中，出现过大量企业进入大部分市场的情况，但是进入率远比市场渗透率（Market penetration）高。

（2）尽管进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型变量的影响，但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进入差异不会持续太久。事实上，同一产业内部进入的差异远远大于不同产业之间的进入差异。

（3）进入率与退出率是高度相关的，净进入率和渗透率只是总进入率和渗透率中很小的一部分。

（4）大多数进入者的成活率很低，即使是成功的进入者，还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取得与在位企业平均水平相当的利润。

（5）全新进入非常普遍，但是成功的可能性比多角化进入低。

（6）进入率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通常在市场生命的早期会出现进入高峰。在不同时期，进入者的类型不同。

（7）调整的成本似乎是对早期大规模进入者和进入后迅速渗透者的一种惩罚。

从中得出的8个程式化的结论如下：

（1）进入对（行业）高利润的反应看起来比较迟缓。(www.chuimin.cn)

（2）计量分析表明，实际进入壁垒比较高。

（3）利用传统的对利润率和进入壁垒的衡量，对实际进入率很难进行有效解释。

（4）进入看起来对行业的平均价格——成本差异的影响十分有限。

（5）高的进入率往往与高的创新率和效率的提高紧密相关。

（6）在位企业对进入的反应是有选择性的。

（7）在位企业并不经常利用价格来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8）企业规模和寿命与进入者的成功率和成长性有关。

第二节　从进入壁垒到流动壁垒

前人除了研究过产业层面的进入壁垒以外，还提出应该研究产业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研究与策略群组的概念是分不开的。

一、前人对策略群组进行的研究^[6]

“策略群组（SG）”一词最早是由亨特（MichaelS.Hunt）在他的博士论文（1972）中提出来的。亨特研究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白色家电（White goods）”产业的情况，发现在该产业中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对称的影响因素：垂直一体化的程度、产品多样化的程度和产品差异化的程度。在这些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白色家电产业中形成了4个策略群组：广泛产品线的全国性制造商品牌、部分产品线的全国性制造商品牌、私人品牌和全国性零售商。他自称在划分策略群组时，其基本原则是“使各个策略群组内的对称关系影响最小化”。

在亨特之后，有不少学者为策略群组的研究进行了不断的努力。纽曼（Newman，1973）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应用相同的原则，利用34个四位数生产性行业的统计数据进行过分析。在他的分析中，所有的行业都是与化工有关的。波特（1973）也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分析过38个三位数消费者产业的统计数据，并根据企业相对规模的大小来划分策略群组类型，将其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两类。

亨特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主要市场中不同竞争者之间存在的战略差异，纽曼也坚持认为策略群组可以通过产业间的关系来划分和确定，他接着说，那些从事相同基本经营活动的企业可以归为同一策略群组，但是，那些在同一产业内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主要分属于不同产业的则属于不同的策略群组。事实上，策略群组也可以通过企业的垂直整合的程度不同来划分。

凯夫斯和普戈尔（Caves和Pugel，1980）延续了波特利用企业规模大小来划分策略群组的做法，只是其研究结论与波特有所不同。他们的分析表明，在某些行业里，小企业显得更具盈利性。

Hatten（1974）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美国酿酒业1952～1971年的情况进行过研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形成群组内的同质性和划分群组的变量的方法上。他认为，早期的研究（Hunt，Newman，Porter）关注的是群组而不是企业，尽管人们通常假定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彼此之间具有同质性，但是这种同质性并没有以企业为单位得到检验。于是他开始对酿酒业进行案例研究，据此他得出结论，酿酒业的资源通常分配在两大重点领域：生产和营销。他特定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变量的模型，把资产回报率（ROE）与三个生产变量（数量、年代、资本密集度）、三个市场变量（品牌数量、价格和销量）和两个结构变量（CR8和企业规模）结合起来。

Hatten进行统计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在产业内发展不相关的同质性的群组。他相信，决定哪些企业应该属于同一群组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可能同时与一个或更多个企业具有同质性），尽管人们通常会根据过去的一些标准，如规模、服务的市场区域等来进行划分。所以他采用了回归分析法，该方法不同于总体估计（产业模型）和簇群分析（彼此不同但内部又同质的群组）。

Hatten和Schendel（1977）的结论是，对同质性的关注揭露了一些容易模糊的信息，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隔离流动壁垒的有用方法。他们还认为，对策略群组的划分能够帮助管理者评估制定的战略并且检查在特定竞争情况下的有用性。他们强调（1978，第592页）：

战略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期望，在一个特定的产业内或给定的市场上，拥有不同资源的不同竞争者将选择不同的战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其他的指标中，这意味着如果把产业水平的模型和无差异的总体数据分析应用于企业水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企业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企业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根本无法模仿成功的对手，而那些不假思索就模仿对手的企业可能会忽略了自己的能力和发挥自身的优势。

Hatten研究的一大局限性在于，他把企业的竞争放在统一的环境下，比如酿酒业。他所选择的酿酒业对产品——市场变量的控制是一个较低或不重要的水平，但由于所选择的企业都是一些非多角化的、单一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研究也必然会陷入“经营单位战略（Business strategy）”而不是“公司层战略（Corporate strategy）”^[7]。

Harrigan（1980）的研究是一次划时代的研究，她分析了七个衰退产业中的策略群组情况——电子管、人造碱灰（Synthetic soda ash）、婴儿食品、电石气（Acetylene）、咖啡渗滤壶（Coffee percolators）、雪茄和人造革（Leather tanners）。她利用波特的战略地图（Strategic mapping）方法^[8]，以企业的战略定位为维度来划分策略群组。

欧斯特（Oster，1982）只用了企业的一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广告战略。她认为，不同企业的广告战略必然不同，可以以广告占销售额的比率表示。她的划分标准是广告占销售额的比重超过或低于某一指定年度。

Lawless、Berg和Wilsted（1989）针对美国的制造业，利用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与进入障碍三个构面将厂商区分为若干群组，结果发现不同策略群组间在竞争策略与行为特性上具有显著的差异，而且验证了群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厂商策略的影响。

Fiegenbaum和Thomas（1990）以1970～1984年美国33家寿险业者为对象进行了策略群组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各群组的绩效存有显著差异，且群组的数目、群内成员以及群组间的竞争态势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Mehra（1996）针对美国的银行业，以可形成竞争优势的10项变量将业者区分为5个群组，结果发现不同的策略群组间在能力与绩效上均存有显著差异。

（一）策略群组理论的发展

自从策略群组的概念提出以后，策略群组理论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产业组织经济学，二是企业战略管理与经营政策。相对而言，企业战略管理与经营政策理论更侧重于其客观性和方法的科学性。但是与此同时，大家都对实证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人们通常把战略—绩效的关系描述为：

绩效=f（可控变量，不可控变量）

其中，不可控变量往往指外部环境因素，而可控变量则与管理中的决策因素有关，主要涉及运作的高效率和战略管理的效果。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目标=f（效率，效果，环境变量）

绩效=f（运作，战略，环境变量）

与产业组织的SCP范式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绩效=f（战略行为，产业结构）。不过，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中心在于企业绩效，而产业组织研究的是产业绩效。在贝恩（1956）等人的传统研究中，产业绩效被认为完全依赖于产业结构，而产业行为则受产业结构的影响，所以，策略群组的行为被人们忽略了。亨特（Hunt，1972）正是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在一些高集中度的行业中出现的激烈竞争现象。他观察到了不少行业的行为差异，如产品多样化政策、分销安排，并且认为正是这些差异或非对称性阻止了产业中寡头垄断的产生。

有趣的是，产业绩效仍然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战略管理依然研究企业绩效。产业组织研究往往是对不同产业间的样本进行比较来进行的（即横截面研究），但是策略群组通常是基于某个单一的要素来决定，如企业规模（Porter，1979；Caves和Pugel 1980）、广告密度（Oster，1982）、地理区域等。另外，企业战略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的产业，并且选择产业的不同背景来作为判断策略群组的标准。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前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福利或效率问题，后者则定位于单个企业的战略决策。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arroll、Lewis和Thomas（1992）对策略群组的观念在实务上的用途归纳为4个方面：

（1）产业及竞争分析，通过策略群组分析能够了解产业内各竞争者在不同群组中的分布状态，厂商在界定本身的战略行为时既能结合广泛的产业结构，又能保证更专注于竞争群组（Competitive group）的状况。

（2）确认产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对于每个策略群组的竞争因素的分析可以确认出群组的主要策略特质。

（3）竞争对抗（Comeptitive rivalry）分析。虽然同群组内的厂商往往采取类似的战略行为来争取资源与顾客区隔，但彼此的战略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群组可以提供竞争标杆，而群组成员更可根据此标杆来评估其本身的竞争策略的价值。

（4）竞争利基（Comeptitive niche）或未来达成长期竞争优势机会之预测。厂商利用创造性定位来确认出全新的利基所在，以建立未来的进入障碍。

二、流动壁垒的提出^[9]

凯夫斯和波特（Caves和Porter，1977）认为，尽管贝恩的理论模型在不断得到完善和演变的同时，其实践假设也得到了后来的统计研究的证实，但是这方面还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会。他们认为，进入壁垒理论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于从无到有的过程，如果能够提出一种一般的适用于产业中不同部分之间流动（包括进入、退出和不同群组的转移）的理论，该理论就显得更为丰富、更为完善。一个产业的新进入者既包括全新的企业，也包括该产业内现存的企业。企业可以进入现有产业中的一个或某个部分，也可以由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

鉴于此，凯夫斯等人提出了一个“产业亚群（Industry subgroup）”的概念，即每个产业都包含着由多个企业组成的亚群，每个亚群之间除了规模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方面的结构特征差异。每个群体中的企业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并能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群组边界阻止了彼此之间达成君子协定的可能性，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产业会表现出更具竞争性的行为。进入壁垒与其说是平等地保护了产业内的所有企业，还不如说是对特定群体的保护。正如从外部进入产业的任一群体遇到的壁垒一样，不同群体间的流动壁垒依赖于群体的相同的结构特征。

产业亚群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否定产业的概念，原因有二：其一，尽管我们认为群体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比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明显，但我们还认为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比不同产业之间的依存关系更为明显。产业可以细分，但并没有消失。其二，同一产业的不同群体可以通过彼此提供的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来加以区分，但这并不是群体本身所必需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一样，群体可以通过影响产品销售条件的因素来进行分类，而不是产品本身。另外，群体也可以根据影响产品的因素而不是消费者的眼光来分类（Caves，Porter，1977，第250页）。

正是因为产业特性的不同，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群组移动障碍，Harrigan（1985）认为借由产业专家与业界人士对该产业的了解与认识，可作为研究者设定群组移动障碍的有效依据。McGee和Thomas（1986）认为，群组间的移动障碍是群组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也是造成群组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Barney（1997）则认为不同策略群组必然存在不同来源与程度的移动障碍，而这些移动障碍也必将造成群组的绩效有所差异。产业的进入障碍可以是群组间移动障碍的来源（Barney，1997）。换言之，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规模无关的成本优势（专属性的知识或技术、有利的地理区位以及学习曲线的成本优势）、政府政策、人为阻滞、必要的资金投入、顾客的移转成本以及分销渠道的取得，均是可能的移动障碍来源。

在进行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性的分析时，流动壁垒的概念显得非常重要。流动壁垒可以被理解为制约其他对手进行模仿，或者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转移，或从一种产品功能向另一种功能转移的障碍。

但是，在大量的研究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差异性的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出应该如何分析企业是怎样流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因为流动壁垒和策略群组的选择本身不是十分明确。另外，通常认为不仅对特定企业产生影响，即具有特殊性，而且对产业结构来说是一种外生变量。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研究起步较晚，具体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介绍国外的研究情况，偏重于引进各种概念或解释各种原理等。

这方面的研究体现在一些学者翻译的国外学者的书籍以及某些介绍性的文章之中^[10]，近几年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如何利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有专门探讨进入壁垒问题的章节^[11]。更令人可喜的是，我国一批年轻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进入、退出壁垒问题产生了兴趣，还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及专著^[12]。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仍没有人涉足策略群组和流动壁垒问题，这也许与我国企业彼此间的同质性——无论在资源条件、内部结构和战略手段上——有关，也许是因为有关企业数量、盈利能力情况的资料不足。

【注释】

[1]在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在位企业获得更低价格的投入要素（如投入资金）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新成立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他们获得资金的可能性更小、成本更高。于是，其生产成本会更高，这种形式的进入壁垒通常被人们称为“Deep pocket”或“Long purse”理论，并且被用来解释掠夺性定价的原理。

[2]在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在位企业获得更低价格的投入要素（如投入资金）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新成立的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他们获得资金的可能性更小、成本更高。于是，其生产成本会更高，这种形式的进入壁垒通常被人们称为“Deep pocket”或“Long purse”理论，并且被用来解释掠夺性定价的原理。

[3]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即当消费一种商品时，需要与互补商品的消费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种商品的消费使用依赖于许多他人使用这种商品，就说明存在网络外部性，例如电话等；当两种不同又很难相容的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时，具有较大网络外部性效应的商品总是为人们所喜爱。因此，利用竞争对手提供的主导产品与自己产品不相容这个特点，通过“锁住”那些已经在互补品上投入了沉没成本的消费者，来控制某些互补商品的提供，常常可以使企业在主导产品的销售上带来相当大的优势（Geroski，1994，第170页）。

[4]根据斯蒂格勒（1983）、冯·威茨克尔（1980）、鲍莫尔和威利格（Baumol&Willig，1981）等人的观点，沉没成本（Sunk cost）是进入壁垒的主要成因，产品差异、绝对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等都不能算做进入壁垒。

[5]四位数行业与后面的三位数行业都是国际标准产业分类（SIC）中的定义。该标准对所有产业都采用门类、大类、中类、小类的方法进行划分，并对应一至四位数代码，故称为四位数行业分类。具体地说，门类采用了字母顺序编码法，即用ABC……顺次表示门类；大中小类依据等级制和完全十进制，形成三层四位数字码的产业类别标识系统。但大类在参与层次编码的同时，又采用了数字顺序编码法，即代码前两位表示大类，从01开始依据分类体系的排列次序按升序给大类赋码；代码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表示中类和小类，每层代码从1开始编，按升序排列，最多编到9。如果大类或中类不再细分，则它们后面的代码补“0”直到第四位。我国参照SIC的产业分类标准，制定了我国的产业分类方法，具体可参见“本书附录1：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及代码”。

[6]早期学者对策略群组的研究情况主要参考McGee&Thomas（1986）。

[7]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战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公司层战略（总体战略）、经营单位层战略（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子战略、分战略）。其中，公司战略处于企业战略中最高层，其研究对象是企业整体，主要内容是解释公司存在的基本逻辑及其发展方向；经营单位战略适用于单一的企业，其主要内容是决定在已有的市场上如何进行竞争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职能战略附属于业务单位战略，主要包括技术战略、生产战略、营销战略、财务战略和人才战略等，主是解决保证经营单位战略目标实现的问题。有关企业战略管理的经典教科书对此都进行过详细的解释，具体可参阅科利斯和蒙哥马利（1997）、约翰逊和斯科尔斯（1993）等。

[8]战略地图是波特提出用来分析产业内部竞争情况的一种分析工具，该工具通常由分析人员选择少量战略变量作为图轴。一般说来，战略地图必须遵循几个原则：作轴的最佳战略变量是那些对产业移动壁垒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在勾画战略集团图时，所选的轴变量不可一同变化；图轴变量不一定是连续或单调的；一个产业可以被勾画数次，利用战略方向的各种组合，帮助分析家认识最关键的竞争问题。具体情况可参阅波特的著作（1980，第152～154页）。

[9]流动壁垒是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其原文为：barrier tomobility或mobility barrier。国内有几种翻译方法，如移动壁垒、移动障碍、流动障碍等，作者更倾向于用“流动壁垒”，但是在引用某些原文时，也可能出现“移动障碍”等不同说法。

[10]早期的主要论文有：“论进入壁垒”（马建堂，1992）、“国有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障碍分析”（于立，1991）、“论进入壁垒与进入壁垒政策选择”（陈明森，1992）等。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和国有企业产业分布的调整”（昌忠泽，1997）、“从进入退出角度对重复建设的考察”（谷书堂、杨蕙馨，1999）、“国有企业的能力过剩、退出及退出援助改革”（江小涓，1995）、“我国汽车工业进入壁垒与进入壁垒失效研究”（许辉，1999）、“转轨经济中的‘过度进入’问题——对‘重复建设’的经济学分析”（张军、威廉·哈勒根，1998）。

[11]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1993），于立、王询的《当代西方产业组织学》（1996），王俊豪等人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2001）等。

[12]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杨蕙馨的《企业的进入退出与产业组织政策》（2000）（杨蕙馨一书中的第八章还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2001年度孙治方经济学奖）、郭立宏的《转轨时期国有产业退出壁垒研究》（2000）、赵农的《进入与退出的壁垒：理论及应用》（2000）以及陈明森的《市场进入退出与企业竞争战略》（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