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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佛教繁荣与复苏

【摘要】:二是这一时期频繁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僧侣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在吐蕃贵族近百年统治中,秦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可能是麦积山沉寂的根本原因。此后,由于吐蕃入侵,麦积山石窟陷入沉寂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大中年间。在这种有利于佛教发展的局面下,麦积山

5.隋唐时期的麦积山

隋是一个短暂而强大的王朝,公元589年灭掉南陈,完成统一大业,这也为隋朝经济和文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诏全国境内大兴寺塔,剃度僧尼。他还命京兆太守苏威选长安城内形盛之地,建造佛寺,凡有僧侣请求建立寺庙的,一律批准。还亲自主持营建规模宏大的大兴善寺和大兴国寺,诏天下大德高僧三百余人进京供养,本人也于开皇四年(584)在大兴善寺受菩萨戒。仅在杨坚统治的二十多年里,全国就度僧尼23万人,造寺院3792所,整修和新造各类佛像160多万躯。隋炀帝杨广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继位之初,就为已故文皇帝建起富丽堂皇的西禅定寺,并舍京城为九寺,还亲设无遮大会,度清信士女120余人。在并州(山西太原)建弘善寺,依龙山凿建有高达130尺的龙山阿弥陀佛大像,本人也于扬州受菩萨戒。在隋朝统治者舞励和支持下,全国各地佛教在经历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后,再一次兴盛起来。

麦积山石窟的开窟造像也是再起高潮,东崖壁面高达16米的阿弥陀、文殊、普贤“西方三圣”摩崖大像就完成于这一时期,后虽历经宋、明重修,但依然保持着隋代造像风貌。麦积山顶的舍利塔也始建于隋代,根据文献记载,隋仁寿二年(602),隋文帝“敕葬舍利,建此宝塔”,这也是他在全国范围内赐建的十二座舍利塔之一,还将麦积山下寺院赐名为“净念寺”。除东崖摩崖大像外,隋代还相继开凿了5、8、14、24、37等窟龛,窟型上主要继承了西魏、北周时期流行的仿宫殿式崖阁和平面马蹄形穹窿顶窟,造像组合也多为一铺三身或一铺五身,塑像中也不乏精品之作,如37窟的胁侍菩萨,头戴高花冠,面容恬静姣好,极富弹性的手臂交叠于胸前,似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14窟左壁外侧的断臂力士,体态强健,肌肉夸张,充满着朝气和力量感,威猛超强的金刚跃然而出。

37窟·胁侍菩萨·隋(www.chuimin.cn)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而建立起的唐王朝对待佛教态度远不及隋以前那般狂热,但唐高祖李渊对佛教还是比较信奉,史载他曾在京师建会昌、胜业、慈悲、证果尼、集仙尼等寺院,并舍宅为兴胜尼寺。还为他父母造栴檀等身像三身,置于慈悲寺供养。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还在并州建义兴寺,颇有一些借助佛教替天行道的意味。但综观整个唐朝统治期间,总体上实行的是一种释、道并举政策,实际上对佛教起到了抑制作用。武德初年,高祖李渊就曾下《沙汰僧道诏》曰:“京城留寺三所,道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贞观年间,李世民也曾下诏对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盛唐时期,武则天利用佛教达到了登基称帝的目的,故而对佛教优礼有加,在全国各地掀起造大云寺和弥勒像的高潮,这种崇佛之风在中唐时期达到顶峰。但期间在狄仁杰、辛替否、韩愈等诸多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反对之下,越来越多科举出身的官员也逐步认识到佛教过度泛滥的危害,这股力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佛教势力的发展。晚唐时期道教占据上风,并最终在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爆发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会昌法难”,史载,这次灭佛全国共拆寺4600多所,招提、兰若等各类佛堂4万多所,还俗僧尼26万,收缴寺院田产数千万顷,放为两税户的奴婢15万人, 沉重打击了佛教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此后到唐灭亡的七十多年里,由于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影响,佛教再也未有大的起色。

在唐朝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之下,麦积山石窟也基本结束了它从北朝到隋初的辉煌发展史,开始步入衰落和停滞阶段。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一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就开窟条件而言,唐代麦积山可供利用的崖面基本已开凿殆尽,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开窟的空间。同时,由于政治中心东移,秦州所在的陇右道政治、经济、交通等位置已远不及前朝重要,这也直接导致秦州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麦积山石窟继续开窟造像。二是这一时期频繁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僧侣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根据统计,麦积山历史上有三次比较大的地震持续期,其中两次发生在隋唐阶段,一次是隋开皇至唐武德年间,一次是唐景龙至开元年间,其中隋开皇二十年(600)和唐开元二十二年(734)的两次地震给麦积山石窟带来灾难性破坏,东崖散花楼前廊部分基本坍塌,南崖彻底崩塌,并连带西崖部分窟龛残毁,仅存正壁。在严峻的自然灾害面前,不仅僧侣们生活难以为继,也使开窟造像者望而却步。故大诗人杜甫来到麦积山看到的是“野寺残僧少”的景象,那种凄凉场景令今天的人们也是唏嘘不已。三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唐军东调平叛,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乘机攻城掠地,宝应元年(762)秋天,吐蕃军队大举进犯河(西)陇(右)地区,并先后攻陷秦、成、渭三州,并长期占据陇东南,实行落后的奴隶制统治,直到大中三年(849),唐军才乘吐蕃内乱收复失地。在吐蕃贵族近百年统治中,秦州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这也可能是麦积山沉寂的根本原因。

尽管有上述各种因素存在,但至少在唐初和唐末两个阶段,开窟造像活动还在进行。根据馆藏的宋代《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记载,唐代初年,麦积山的寺院被赐名为“应乾寺”。而且这一时期也有少量开窟造像活动,如位于东崖上方的5号窟尽管主体工程开凿于隋代,但前廊左、右浅龛内的一佛二菩萨像均为唐初作品,其体态婀娜丰腴,服饰繁缛华丽,面容饱满圆润,慈祥之中透着秀美之气,堪称唐代造像的上佳之作。龛外上方彩绘的《西方净土变》下部的供养人及侍女,发髻高耸,穿窄袖悬裳,长裙齐胸,根据美术学者研究,系典型的唐永徽年间彩绘作品。此外,在散花楼前廊列龛之间的墙壁上方,也绘有多幅佛说法图和供养菩萨像,其画风细腻,装饰华丽,与敦煌莫高窟初唐及盛唐阶段的彩绘佛、菩萨图有如出一辙。此后,由于吐蕃入侵,麦积山石窟陷入沉寂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大中年间。随着吐蕃发生内乱,陇右、河西地区各族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导致其对秦州地区控制力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唐政府也开始对遭受“会昌法难”打击的佛教再度采取扶持政策,大中元年(847)三月下诏:“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休未宏……会昌三年所废寺院,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主持,所司不得禁止。”在这种有利于佛教发展的局面下,麦积山石窟又迎来一次发展机遇,馆藏的宋代《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堡再葬舍利记》碑中有“……至大中二年,有先师迥觉大师寻旧基圣迹,构精(舍)伽(蓝)……”的记述,表明从唐朝晚期开始,麦积山石窟的佛事活动又开始趋向正常,这其中当然也应该包括崖面窟龛造像的修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