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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学概论:方法与艺术的基础

【摘要】:第十五章创造性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基础思维活动是在创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进行的。第一节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整体性特点中国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称之为系统工程毫不过分。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求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艺术进行新的变革。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在社会思维中又居主导地位。

第十五章 创造性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基础

思维活动是在创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进行的。一般地说,人总是会千方百计选择最佳途径和手段去认识思维客体,以期进行科学创造,实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创新。而选择最佳途径和手段,就需讲究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

第一节 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同样,实践也是思维方法与艺术产生的基础,任何人的思维方法与艺术都是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

一、科学思维方法与艺术来自于实践

按唯物主义观点,人的一切正确认识和思维都来源于实践,人的思维方法与艺术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主体在认识和改造思维客体的实践中,通过对客观事物的那种具体的、生动的、直观的形象来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相应地发展、改造和检验了自己的思维观念、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艺术。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

凡是成功的创造者都非常重视对创造实践经验的总结。善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不断提高思维方法与艺术水平,进而增强创新工作能力。可以说,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的水平和实践经验是成正比的。

当然,对经验也应进行科学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经验是宝贵的,但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对经验采取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就会滑向经验主义泥潭。那不仅不利于思维方法与艺术的提高,反而会有害于整体创新工作目标优化

二、创新者思维方法与艺术的特点

思维运动总是依循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着的。同样,实践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也正是人的思维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等一系列巨大变革,必然引起创新实践活动更加开放化、多样化和系统化,进而促使人的思维观念更加新颖,思维方法更加灵活,思维艺术也更加丰富多彩。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具有许多鲜明的新特点。

(一)整体性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称之为系统工程毫不过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改革开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创新工作应自觉纳入系统工程范畴。为此,创新者就应树立适应系统工程需要的整体性思维观念,就要学会系统思维方法,就要讲究系统思维艺术。换言之,改革开放时代的思维方法与艺术,自然具有鲜明的系统整体性特点。特别是在世界走向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更要关注思维的系统整体性特点。

这种整体性的特点的内涵是,思维方法的侧重点在于系统的整体结构、层次、系统与环境间的协调统一上。思维艺术的着眼点不在于某一个子系统或几个子系统的功能不佳上,重点强调的是,只要系统总体功能实现即可。

系统科学理论启示人们,凡解决创新工作中一些复杂性问题,都必须采取系统分析方法。要求人们在解决系统中复杂问题时,也必须从系统整体出发,进行科学思维活动,这是实现有效创新的根本保证。

(二)新时代特点

人类的思维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向前发展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向前发展了,从而使思维的客观内容更加新颖、更加丰富了,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艺术都须提高到一个新时代的水平上。这种反映新时代内容,符合新时代需要,有利于新时代发展的思维方法与艺术特点,就是新时代特点。

思维方法与艺术无一不是具有这种新时代特点的。凡不具有这种新时代特点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均属于陈旧的思维方法与艺术,自然会被时代所淘汰。实践证明,每一次社会大变革,历史每向前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将涌现出一大批跟上时代思维步伐的新的创新,同时也会出现一大批落伍者,这是历史的必然。

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求人们的思维方法与艺术进行新的变革。一方面要从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又必须迅速进入市场经济模式阵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思维方法与艺术纳入新的思维内容,进而使思维方法与艺术提高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上。

新时代的思维内容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更广泛的意义还在于信息和信息革命。所以,一切新的思维内容都可视为一切新的信息。然而,以信息为思维内容的思维就不是仅限于人脑了,是人脑加电脑的思维。

可见,电脑革命必然引起思维革命,从而导致创新思维方法与艺术的时代性特点。未来的创新者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依据思维内容的更新,不断变更自己的思维观念,创造新的思维方法与艺术,才能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者。

(三)实用性特点(www.chuimin.cn)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已产生了从轻视价值观念向重视价值观念的飞跃;从重视单项价值向重视综合价值的飞跃;从重视物的价值向重视人的价值的飞跃。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由于重视价值,特别是重视综合价值和人的价值,而价值的落脚点在于实用,即在于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具有实效。

世间一切发明创造,一切丰功伟业无不凝聚着思维的结晶。而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在社会思维中又居主导地位。在实用价值尺度下,人们对从事不同行业的创新者的思维方法与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志,也是不一样的。所谓不一样,只是说侧重点不同,如高层次创新者,人们是重视他的创造成就实用价值;企业创新者,关注的是他的创新的经济价值;教育者,则在于他培养的科研人才;领导者创新强调的是社会价值。但不论是决策实用价值、经济价值,还是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必须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对事业发展起推动作用。

(四)可检验性特点

任何人的思维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 ”[1]检验思维和思维方法与艺术的正确与否,主要靠社会实践。尤其是思维方法与艺术又属于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以“手段” 、“工具” 、“技巧”显现出来的,这样就更具有可检验性了。

检验的目的在于肯定正确,修正错误,即“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 。因为思维方法与艺术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决策和行为的正确与否。常言道,与其要治表,不如先治本,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节 思维方法与艺术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创造者思维方法与艺术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创造者科学思维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在实践和科学的基础上,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不仅需要学会如何看待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改造世界,这其中都有一个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艺术的问题,这就是方法论。

实践表明,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既没有离开世界观的单纯方法论,也没有不是方法论的单纯世界观。由此可见,不同阶段的世界观必然支配自己的阶级的言论和行动,成为本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导。

创新工作是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它不但是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结合,为实践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者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艺术,是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而形成的,它是受世界观所制约的,如果世界观不对,那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艺术。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是确定正确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艺术的理论基础。

二、思维方法与艺术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

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科学的人的思维方法与艺术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思想。

科学的思维方法与艺术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采用的思维途径和手段以及表现出来的才能、智慧和态度。

毛泽东指出: “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永远没有完结……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2]

毛泽东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思维过程,阐明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为思维方法与艺术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原理,创立了一整套科学的思维方法与艺术。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思维方法与艺术,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者思维方法与艺术,是“由特殊到一般” ,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一哲学原理的运用和体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调查研究思维方法与艺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观点”的运用和体现。还有一些具体的创新思维方法与艺术,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体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