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的文化背景及形成过程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只有被现实主义消溶，才能保留其某些特质。艾青曾经指出，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4]。不顾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地把九叶诗派说成纯粹的现代主义诗派，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九叶诗派倾向于现代主义

四、九叶诗派的文化背景及其形成过程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现实主义已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以艾青、田间、臧克家为代表的自由体诗歌，掀起了新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自由体新诗已经走向成熟。他们的成就更确定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诗歌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解放区的新叙事诗及其诗派展现出崭新的风貌，以国统区为主的七月诗派深化了现实主义的精神。任何诗派，企图完全超离现实主义（像20年代那样造成一个寻觅“自己的世界”，在心灵的哀愁中呻吟的象征诗派；像30年代那样形成一个逃避、超越现实，躲进象牙塔，深掘内心的现代派）已属不可能。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只有被现实主义消溶，才能保留其某些特质。

这首先是时代外力的作用。在这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搏斗、交替的时代，民族解放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过渡，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兴起的时代容不得任何有艺术良心的诗人超然世外生活，它没有给诗歌提供完全“超现实”的、表现“宇宙的哲学焦虑”的现代主义生长的机会。东方和西方深刻的“文化差异”，这时更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鸿沟。

其次，诗歌内部的发展也把现代主义逼进角落。30年代的现代派是中国诗歌最充分体现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流派，它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当时足以与现实主义诗歌抗衡。然而，它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弱点，使它在抗战爆发的背景下迅速萎缩，中国缺乏现代主义充分发展的现实土壤与文化氛围，中国的现代主义是未经充分发育的苦涩的果实。现实主义诗歌在发展，但也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两种”，即“说教”与“感伤”，其通病是“开门见山用强烈的语言与粗砺的声调呼喊”，“作赤裸裸的陈述控诉”。

这样的诗坛现状，把一些受过现代主义影响的、有自己艺术追求的青年诗人推到了严峻的选择面前：走现代主义的路——现代主义已在中国现实生活的要求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选择中失去存在的依据，现代派诗歌的衰落、新感觉派小说的衰落，都证明了这一点，重蹈覆辙、注定失败；走现实主义的路——上述他们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又不易纠正，中国新诗的发展采取单一的“主义”（创作方法）而缺少多方面的营养，可能缓慢其现代化、世界化的进程，这是为诗歌艺术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青年诗人所无法接受的，他们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文学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诗歌观念与审美追求也不允许他们作这种选择。

面对中国新诗存在的“一个使人焦虑的问题”，即“一方面要设法继承中国传统”，“继承传统的中国气派与精神”；“一方面又要设法接受最进步的世界新传统”。那么，最佳的选择是对二者进行“调整”、“综合”，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中，融进现代主义某些特质，更多地糅进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建构一种既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又有突出的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这一历史的选择，正是九叶诗人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艾青曾经指出，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4]。袁可嘉也说：“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取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5]

九叶诗派同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的象征诗派、现代派不同，他们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反对颓废倾向，避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虚无主义，注意诗歌跟时代、现实、人民的联系。

在诗与时代的关系上，他们主张“未来是一个庄严的时代，一切诗人必得忠诚于时代，忠诚于自己的艺术良心”。他们在《中国新诗》发刊词《我们呼唤——代序》中宣布：“我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光辉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唐湜要求诗人“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从心里把握着历史时代的精神风格”，要求诗歌表现时代精神。(www.chuimin.cn)

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们认为“文艺是从现实里涌现出来的”，“诗必须在那土地里深入地植下自己的根，才能有繁花硕果的希望”，“这根的生长与花果的质量上的成长是成比例的”。要求诗人“对现实人生的紧密把握”，“正视一切痛楚的呼喊与绝望的挣扎”；“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人生现实性”，应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他们跟现实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怎样表现现实上，他们认为：诗人面对现实，要有“不可或缺的透视或距离，使它有象征的功力，不至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这就具有现代主义色彩了。

在诗与人民的关系上，他们表示：“我们都是人民生活里的一员，我们渴望能虔诚地拥抱真实的生活。”他们热情地呼唤诗人“到旷野去，到人民的搏斗里，到诚挚的生活里去”。

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上，他们认识到二者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指出诗歌如果存在“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就会“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降低诗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坚持诗歌的自身价值与独立地位，这有利于克服诗歌创作中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不良倾向。总之，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不顾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地把九叶诗派说成纯粹的现代主义诗派，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但他们的诗论与诗作确实又有突出的现代主义特征，他们自称是“自觉的现代主义者”，身处世界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之中，要想不沾湿衣袖难以做到。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向世界文学“认同”。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资本主义文明处于深刻的危机，于是现代主义潮流再度勃兴，艾略特的《荒原》震撼了世界诗坛，他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第三代。在“红色的30年代”，世界性的现代主义呈退潮趋势，而中国的现代派得以继续发展。40年代中期，世界经过“二战”之后，进入相对和平发展阶段，西方精神文明危机四伏，现代主义流派蜂起，有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等。在中国，现代主义虽然衰落，但现实主义占绝对优势，世界文学认同的中国新文学（包括新诗），不能不受到世界性文学潮流的冲击。九叶诗派倾向于现代主义自有其国际文化背景。

而对于解放区的本土诗人来说，他们较少接触外国文学，可以站在这一潮流之外向民间文艺汲取营养；对于七月诗派来说，他们正热心于自己的艺术追求，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有所探索与创造，也可以不被这一潮流弄得眼花缭乱。但是对于九叶诗派来说，他们是一批年轻的诗人，刚刚开始自己的诗歌生涯，他们的艺术志趣尚未形成，这一潮流就不能不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独特的境遇（辛笛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陈敬容在北平自学中外文学，并旁听大学课程，唐祈毕业于西北联大文学院历史系，杭约赫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唐湜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在40年代早期和中期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或哲学系）及其大学教育环境使他们接受了现代主义影响，使他们不能不在某种意义上选择现代主义。特别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都面对面地接受了现代派的影响，因为当时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都在西南联大任教，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逊也任教于西南联大，同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也到处传播着英国青年诗人奥登的诗歌。辛笛1937年开始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在此期间，他做过艾略特的学生。这种师承关系，比一般性的影响要深沉得多。这一切，形成了九叶诗人独特的文化接受背景。

另外，九叶诗人还继承了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传统。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派，以其为传统诗艺所欠缺的优势把那些对新事物极度敏感的“新生代”引向对诗歌艺术探索的新空间。冯至的《十四行诗》产生了“笼罩一时的影”，在很大程度上“启示了年青诗人探索的航道”。西南联大的四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显然就是以冯至、卞之琳、李广田为导师，这些中国现代派先辈诗人不仅给他们传授欧美象征主义诗艺，而且也传授自己的现代派诗歌艺术，最终形成了对现代主义诗艺的自觉追求。

这些来源于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和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新诗的新生代，出发于各自的艺术起点，终于汇聚到《诗创造》《中国新诗》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派别。1947年7月，由杭约赫（曹辛之）主持的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了《诗创造》丛刊，创刊号《编余小记》体现了他们的诗歌主张：“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不分派别，不分阶级一一迫切需要争取的。”把诗跟现实的斗争联系了起来，对诗歌创作的题材、感情，表示了宽容的态度，既重视反映现实、表现劳苦大众感情的作品，也给予表现“知识分子的感情”，“仅仅抒写一己的爱恋、郁艳、梦幻、憧憬”的诗以一席之地，对于“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以及“商籁诗”、“玄学思想的那些高级形式”，都一样珍爱。这种兼收并容，给九叶诗派提供了滋长的机会和可能性。除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四诗人，其余的五位诗人已在此集结。《诗创造》也成了“稍带同人性的园地”。它从1947年7月到1948年10月，共出16辑，其中一辑为特大翻译专号，刊登了艾略特的长诗《燃烧的诺顿》（《四个四重奏》之一），还出了一辑诗论专号《严肃的星辰们》，专门评论了穆旦、杜运燮、郑敏、唐祈、莫洛、陈敬容、杭约赫的诗作。由于显露出现代主义的倾向，“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和臧克家的不满，于是他们决定另办一个“艺术水平高一点”的《中国新诗》（它创刊于1948年6月，至1948年10月被查封，共出5期）。西南联大四诗人开始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加入了这个流派的行列。严峻的历史似乎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生长，经过分散各地，独自歌唱，到开始集结，完全形成流派，前后近十年之久。但是，这个流派仅仅活动了4个月便遭到了夭折的命运。

在《诗创造》创刊稍后，臧克家主编了一套《创造诗丛》12册，其中有唐湜的《骚动的城》，杭约赫的《噩梦录》。《中国新诗》创办期间，“九叶”诗人还以森林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森林诗丛》8册，其中有杭约赫的《火烧的城》，陈敬容的《交响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唐湜的《英雄的草原》。而在此之前，辛笛出版了与其弟辛谷的合集《珠贝集》，陈敬容出版了《盈盈集》，杭约赫出版了《撷星集》，穆旦出版了《探险队》《旗》《穆旦诗集》，郑敏出版了《诗集1942～1947》，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等。这些新诗创作都表现出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综合的自觉追求，旨在以“现代人的感觉形式去把握现代诗的特质——象征的，玄学的，现实的综合传统”，即“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以及机智的不时流露”。总而言之，为了实现“新诗的现代化”^[6]。

九叶诗派的文化背景及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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