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的流派特征-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论

二、七月诗派的流派特征

1.题材上的一致性在于都着眼于宽阔宏大的生活范围，容纳广大的现实以至重大的战争事件，大多联系祖国、民族、时代的喜怒哀乐，很少具有个人情怀

最重要的创作内容就是描写战争生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用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绿原《诗与真》中的这一节，可视为对七月诗派诗歌的思想特征的概括。在他们的诗作中，多是战争、祖国、人民、士兵、土地、母亲、血、火、旗、火把、太阳、春天等具有崇高美的生气勃勃的意象。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达到时代的真实、诗人的忠诚和艺术的真实的融合，主客观的一致。

七月派诗人与以往诗人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们热切地感应了时代，并且以投入的姿态参与那一切的抗争。艾青在《吹号者》中写道：“在震天撼地的冲杀声里/在决不回头的一致的步伐里/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里/在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我们的吹号者/以生命给予他的鼓舞/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死亡之前的决不中止的冲锋号。”怀着与敌人决一死战的热情和对光明的向往，这便是七月诗派共同的政治倾向。庄涌渴望“时代的脚步，胜利的前进鼓荡起自己年轻的血液”，他的诗很多是迅速正面地描写当时的战争事件，如《颂徐州》《祝中原大战》等，诗情激昂充沛，诗句明快急促，富有力量；而孙钿的诗善于写战争的侧面，感情深沉、真挚、细腻，如《送讯》《雨》主要落笔于青年战士的成长和牺牲，从侧面表达出“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志的声音”。杜谷的《泥土的歌》《写给故乡》飘出芳香温暖的遐思，体现出为故乡奉献战斗的情怀，幻美无比。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我的家》则唱出寒冷岁月中生活的热流与光芒，展示黎明前的死寂和壮丽，以此来反映诗人在为祖国而战斗的痛苦与欢乐交织着的感情里深沉的对于祖国未来的憧憬向往。化铁的《解放》、曾卓的《青春》、阿垅的《孤岛》、鲁藜的《红的雪花》、彭燕郊的《冬青只是在开花》等都是献给祖国的情歌，具有史诗般的悲壮与力度，歌唱晨光照耀下新世界的欢欣，更显得清新明朗、质朴、坚忍、激情与火热。

2.善于在山水草木、星月冬春的叙写中歌唱出生命的意义，以恬美的抒情启示斗争的理想和生活的乐观信念

作为战斗的现实主义者，七月诗人在揭露、鞭挞旧世界，歌颂新事物，流露出深沉的忧患意识时，在鼓动抗战、颂扬牺牲，为祖国、为人民而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感情和民族自尊心时，总是怀着对美好世界、美好事物的憧憬与渴望，以崇高的理想来烛照自己所表现、所歌吟的题材与主题。他们追求光明，向往自由，歌唱生命和春天，赞颂解放区，他们呼唤解放，呼唤新中国的诞生……在这些作品里，诗人的情愫显得那样执著，那样柔美，那样深切。同初期写实派、浪漫派等诗人不同，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空泛、朦胧，而是分外明确，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新政权的建立，他们的理想是坚定扎实的；也同政治抒情诗派、中国诗歌会诗派有别，他们理想的抒写，没有狂热与幼稚，也不靠观念的直接表达，而是扎根于现实，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之。生活在国统区的“七月”诗人，尽管对于新生活没有亲身体验，但历史的发展毕竟不同于以前，他们的心中已有那明灯一盏和光明的一角，所以他们追求、向往的是扎扎实实的存在。到过解放区或生活在解放区的“七月”诗人，则满腔热忱地歌颂解放区的山水、草木、窑洞、灯光、军队、人民，在“七月”诗人眼里，解放区正在把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

“七月”诗人特别喜欢歌吟春天，在自然界的春天里寄寓着对人类社会春天的向往与热爱。牛汉的《春天》从哲理性的思索中深悟“春天在冬天里”的道理，揭示“冬天，还没有溃退”的现实。冀汸的《春天底赞美诗》描绘了春天里和平劳动、美好幸福的景象，传达亿万人民的心声。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彭燕郊的抒情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这首长达800行的诗是春的颂歌、美的颂歌、理想的颂歌。诗篇创造了春的诱惑、春的感召、春的鼓足干劲的氛围与意境，歌颂了祖国抗战、民族觉醒，热烈呼唤着春天。这首写于1939年而发表于1941年的诗，既是春的畅想曲，也是抗战胜利的预言书，蕴蓄着浑厚有力的鼓舞力量。对解放区的向往与歌颂，构成了“七月”诗歌最动人的乐章。阿垅的《哨》《窑洞》，鲁藜的组诗《延河散歌》，胡征的《白衣女》《钟声》《钢板工作者》《挂灯的人》，绿原的《小时候》《哑者》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尤其是鲁藜，他的《延河散歌》《红的雪花》《泥土》等善于从生活与斗争中发现哲理和人生的意义，诗风恬美晶莹，它甚至没有激浪与芳菲，却庄严、崇高、明净。

3.共同追求沉炼、遒劲、倔强、朴素的艺术风格，具有一种近于疯狂的特异的意志力的美，使诗成为灿然的力量的矿藏，使诗成为力的排列与美的排列的艺术结合

事实上，胡风曾将“社会学的内容必须恰恰相应地获得美学上的力学的表现”作为七月诗派相对一致的美学追求。在创作上，虽然“七月”诗人是一群热情洋溢的诗人，但他们相当多的作品所表现的主导倾向都并不是热情的淋漓尽致的抒发与放纵，而是热情的凝聚、浓缩与潜藏。确如胡风所概括的，七月诗人们在抒写激情时，似乎更注重情绪的“意志力”，即意志力量的凸现，而不是具体感受的摹写。抗战前期产生了许多热情蓬勃的诗作，使希望、理念、信仰、战斗的口号获得了艺术的生命，但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大片国土沦陷之后，诗人的情绪渐渐由兴奋转为了沉炼，把热情潜伏到具体对象里、把思想融进生命实感里的抒情诗便发达起来，这便是具有成熟的艺术标志的七月诗的诞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从这古老国土的地层深处、从诗人饱经忧患的灵魂深处生发出来的力量。此可见于阿垅的《纤夫》：“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互相平行地向前的/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间的人底昂奋的脊椎骨/昂奋的方向/向历史走的深远的方向/动力一定要胜利/而阻力一定要消灭。”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命运像一条行走在狭窄河床里的古船，随时都有搁浅的危险。一条纤绳也许比神采飞扬的赞美诗更有价值。一根纤绳，组织了民族的意志与希望，甩脱了缠绵悱恻的水分，只剩下一条绷紧的、遒劲的，甚至是干涩的诗的力臂，凝聚了历史与现实的“合力”的诗的力距，这种对于力的美学表现，已不只是郭沫若时代的那种忘情的、高亢的以至热狂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更多的则是那种“一寸一寸的一百里，一千里式的近乎呻唤的低吟”，而这低吟又正是对于那种能够引导中国走出困境、走向解放与进步的“力”的全方位的呼唤与赞美。

还有化铁的《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现在，云块搬动着……/以一长列的保卫天的真实的铁甲列车/奔驰而来/更压近地面，更压近地面/以阴沉的面孔，压向贫苦的田庄，压向狂啸着的森林，无穷尽的云块的搬动，云块的破裂/奔驰而来/从每个阴暗的角落里扯起狂风的挑战的旗帜。”这些对伟大的自然力的真实形象的描摹也正是对那场民族解放战争的真诚讴歌，诗中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动词均可移用来表现人们对于战场气氛的感受，它注重展现风暴雷雨和战争所具有的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

七月诗人中这种强劲有力、高亢响亮、阳刚雄壮的诗篇不少，曾长期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诗人孙钿作品不多，却首首都是“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志底声音”，《雨》《旗》《行进》《挂彩者》等诗作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方位歌颂了在险恶的自下而上环境中百折不挠的生命力的壮美。阿垅认为：“孙钿的诗好像春雨沛然中的溪涧，猛涨而怒鸣，奔腾而坚执，呜咽而高歌，巨岩不可阻遏，堤范无从强制，汇于万流，趋向大海，洋洋乎战斗的青春，浩浩乎队列的前卫。”

鲁藜的诗被阿垅誉为“重工业的高级钢”，正如他在《真实的生命》中所讴歌的：“一颗飞落的星/当她的旅程接近终点/她就要作一度飞舞，一度喷射/把生命的一切凝结成一朵花而消逝。”冀汸的作品又被阿垅称为“盛怒的诗”，他是一位“不善于身边抒情，而惯于政治控诉的诗人”。其诗篇具有战斗和狂欢的节奏，即正义向不义的舌战，那野蛮的必亡和光明的再生的预言以及雄浑的坚执的催人奋进的力量：“让我们渡过河/让我们在河的彼岸/把枪炮、力、火苗/把力、血液/把一切兑换自由的东西/重新准备好。”（《渡》）在七月诗人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刚毅、遒劲、豪放、粗砺的力量之美：那种除旧布新、振发战斗力与反抗意志的鼓动力，那种战争、内乱、政治低气压所激发的“反作用力”，以及我们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霜重色愈浓”的强旺生命力之美。它甚至是一种倔强而近于疯狂的美学特征：是对于压迫者一种无可奈何的报复与控诉，它是痛苦、热情、力量的郁结，是一种超过了警戒水位即将溃堤一泻千里，暂时还没有找到突破口的山洪的低沉的怒吼。在这种“疯狂”里面，呈现出一种特异的意志力的美。正如胡风所唱吟的“像被烈火燃烧着/我欲临空而狂嗥”（《血誓》）；“在祖国/忍受着面色底痉挛/和呼吸的喘促/以及茫茫的亚细亚的黑夜/如暴风雨下的树群/我们成长了”（《为祖国而歌》）。这些情绪表达并不仅仅停留在激动与不知所云的“疯狂”上面，它反而注重揭示先进人民、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的精神斗争过程。即便是失路的悲叹和伤病的呻吟，也像激愤的呐喊一样令人心惊魄动。代表作主要有阿垅的《琴的献祭》《纤夫》《再生的日子》，冀汸的《我不哭泣》《七月的轨迹》《生命》《渡》，绿原的《破坏》《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悲愤的人们》《复仇的哲学》等诗作。(www.chuimin.cn)

另外，七月诗派在诗歌形式上追求可以最大限度地负载“诗的力量运动”的那种形式。阿垅说：“那是一种奔放的力量，那是一种溃决的力量呵。”它具有澎湃、激荡、奔腾的力量。田间式的“鼓点”诗行虽然简短、坚实、响亮、沉重，但已远远不能适合于抗战形势的深入发展——它不仅仅要求政治鼓动，还要求更深刻的主观感受、更深入的文化批判以及更有力、更尖锐的论战与雄辩。因此，七月诗派便追求一种以长句为主干的在诗的形式上力求散文化的自由诗体。讲求诗的节奏是完全内部的，倡导力的排列与美的排列，诗节的长度、诗行的长度可以有较大幅度的落差。这种形式的极端发展当以阿垅、绿原、化铁的作品为代表，诗的形式完全是由那种内在的欲罢不能的力量所决定的，胡风的《为祖国而歌》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

4.共同追求一种“自然、凝练、富于内在节奏”的创作格调，大多选用经过提炼的现代口语，在抒情的诗句中融入了大量的诉说、论辩成分，即把生活所急待推出的诉说、论辩内容抒情化了

他们把大约是从戴望舒的《我的记忆》开始的那种较彻底的新诗的散文句法普遍化，并加强了它的论辩力量与艺术感染力。于是，一大批结构严谨、成分复杂、主从分明的“欧化”诗句脱颖而出，为40年代的新诗语言带来了新异的面貌。朱自清则表达过这样的见解：对于新诗语言来说，欧化就是现代化。“七月”诗人旗帜鲜明地认同“欧化”、倡导“欧化”，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力图用精密、复杂的语言形式，尽可能完整、确切地抒写自己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强化艺术表现的力度，对中国新诗语言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种不很成熟的探讨给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可以从公刘、白桦、蔡其矫以及杨炼的诗作中，感受到这种探讨的“余震”。自由体诗事实上已成为新时期诗歌的主体形式，诗歌的外在节奏即“美的排列”正在日渐淡化，而“力的旋律”即自然、凝练、富于内在节奏的诗体越来越为新一代诗人和新一代读者所看重，在这样的“新诗潮”的动向中，更容易让我们想起“七月”诗人们筚路蓝缕的工作。

与诗人们艺术思考的日益深入，以及整个诗派艺术积累的日益丰厚相适应，七月诗派在当时还集中产生了一批较长的政治抒情诗，从1946年6月～1949年初，徐放写出了《在动乱的城记》，郑思写了《秋序》，阿垅写了《去国》，牛汉写了《锤炼》，罗洛写了《旅途》，化铁写了《解放》。而绿原在1946年和1947年，接连写了《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悲愤的人们》《咦，美国》《复仇的哲学》《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和《你是谁？》稍后，胡风将这7首长诗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作为《七月文丛》的一种，于1948年付梓印行。这部诗集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曾被一位论者评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集”。这些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的集中出现，标示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诗人们表现出政治上的敏感与成熟，艺术上的自由与开阔。他们已经能够十分从容地以诗歌形式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较全面、较深入的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了。

比较起来，绿原似乎更善于驾驭鸿篇巨制的政治抒情。他的作品更集中、更凝练、更有条不紊，常给人一种感情异常浓烈，但又经过了沉淀的清澄透彻的感觉，不时有沉甸甸、亮闪闪的，哲人的警句从饱和的诗的溶液中溢出：“我们连一滴唾沫/都没有了，/然而，//这种生活/就是教育”（《复仇的哲学》）；“痛苦是一种危险的营养：/要是长久地咀嚼/这份伤心的茶点，/不错，我们会增加精神的钙质；/但是/它更会使我们的骨头/变成海绵呀！”（《你是谁？》）；“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狱的天花板，/它撕着我们的头发做案？牵？恰？为了打死它/我们要学习它的残酷！”（《你是谁？》）；在这几首作品之前，写于抗战胜利当月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更是珠玑满篇。

思考题：

1.从社会现实背景、地域环境、艺术方法、语言风格等方面，试比较七月诗派与延安诗派。

2.怎样理解七月诗派的“深广而丰厚的忧患意识”？

3.一般认为，七月诗派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的过程，请据此理解七月诗人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征。

【注释】

[1]胡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代致辞》（七月社），1937年10月16日《七月》半月刊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