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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等人对论语派及林语堂评价

【摘要】:鲁迅主要是批评林语堂把自我神秘的个人性灵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完全超脱现实社会的任何功利。唐弢评价林语堂是“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

三、鲁迅等人对论语派及林语堂的历史评价

1.关于幽默文学

鲁迅认为论语派的幽默文学的出现,乃是这派作家“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而不少”[10]。他们的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是在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这些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当前大众需要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共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并不是小摆设”[11]。鲁迅主要是不满于论语派的幽默文学脱离了社会斗争,由此必然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12]。鲁迅的这些观点集中于《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等文章中。钱杏邨也说幽默文学的作家面对现实“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13]。胡风指出林语堂的“幽默”已由“对社会的否定走到了对人生的否定”[14]老舍则特别提倡幽默的写实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

2.关于“性灵”文学

鲁迅认为“这种小品文是有闲阶级的小摆设,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没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15]。鲁迅主要是批评林语堂把自我神秘的个人性灵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完全超脱现实社会的任何功利。鲁迅认为:“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16],以此嘲笑那些脱离现实高谈“性灵”的人。鲁迅风趣地说道:“清朝性灵派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17]因此,他认为性灵是有社会性的。茅盾则明确指出所谓“性灵”,就是纯粹的“自由意志”,这种主观超然的性灵“被几根无形的环境的线在那里牵弄”,终究“不过是清客身份”。钱杏邨也认为:“专门在小摆设式的文章上努力,那实在是一种堕落,这类作品的流行,其影响只是把青年读者从现实的社会生活拉开,使他们一天一天的与时代脉搏离远,使他们慢慢的成为废人而已。”[18]

3.关于林语堂(www.chuimin.cn)

林语堂长期以来一直被划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他有关的三件事一直受人指斥:一是不参加杨杏佛(杨铨)葬礼;二是“当西崽颇有才”;三是1934年他创作的《四十自叙》。对林语堂这一人物普遍的看法是:林氏既不卖身投靠国民党政府,也不向无产阶级靠拢,他既不是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走卒,也不是左翼作家的成员。一方面他不愿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另一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队伍钢铁的纪律和严格的批评。林语堂尤为崇尚“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统制,遂安之若素,愿意负隅以终身”。唐弢评价林语堂是“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绅士鬼”是指林氏在创作中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流氓鬼”是指林氏讽名流、斥文妖、蔑视世道、反对闭门读书的独特作风。

评价林语堂这一人物历来多有争论,留下不少启示意义:

(1)我们向来喜欢坚持“独尊一家”的理想局面,总喜欢说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唯一正确道路,由此造成对其他作家、其他理论和艺术追求(例如林语堂)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宽容。

(2)我们研究一些著名作家的论争现象总是单一地局限于政治角度作评判,而很少关注矛盾的双方分歧的具体原因、文学史意义,常常把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简单化抽象化。诸如林语堂与鲁迅的论争等。

(3)论语派林语堂等人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事实上涉及许多根本性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艺术的本质特征,这些文艺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本来就一直认识不一、难有定论,但我们对林语堂却常常采取粗暴的简单的否定手段,这种言行显然缺乏科学性、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