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分析：论语派散文特征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此，林语堂极为赞赏。二是说笑话讨便宜的幽默，以油滑、轻薄、猥亵为特征。论语派有不少以轻松笔调抒写个人感受的作品，充满闲适气味，脱离现实斗争。其二，批评文化教育界的弊端。林语堂尤为痛恨旧式教育的劣根性。

二、论语派散文的流派特征

1.提倡“幽默意味”

这方面的理论主张集中在林语堂的《我们的态度》《编辑后记》《论幽默》《会心的微笑》等文章里。林语堂认为：“大概世事看得弗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无可勉强的”，“有无裨益于世道人心，听他便罢”。^[1]他把幽默看作“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对现实矛盾淡然处之，“不会怒，只会笑”，“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邵洵美在《幽默真谛》中也认为幽默正像“最悲伤时的破涕一笑”，徐謔在《幽默论》中也说幽默是“窘极时候一个笑容”。他们都把幽默看成玩世的、决无严肃的社会内容与实际作用。幽默文学在艺术上要求“谑而不虐”，即如林语堂所说：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2]。这种诙谐而又宽宏恬静的幽默，在表达方式上应是从容不迫，含而不露。林语堂认为幽默文学应以闲适为格调，应是“淡然之味”，“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3]。而且他还特别主张将幽默与讽刺加以区别，他把“讽刺”视为“酸腐”而排除于幽默之外，林语堂实则贬低尖利的讽刺，他说：“讽刺每趋于酸辣，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的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自然幽默。”^[4]林语堂甚至将幽默分为两种格调^[5]：一是以议论纵横取胜的庄子式的阳性幽默，一是以诗化闲适著称的陶渊明式的阴性幽默。对此，林语堂极为赞赏。论语派在创作中恰如林语堂在《答平凡书》所言“专说实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例如：林语堂《脸与法治》中记述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的行李，机师碍于市长的“脸面”只好同意，不料飞机碰着船桅而跌下，文章嘲笑道：“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去一条腿。”他的《得体文章》谈及国民党三中大会闭会宣言时说：“说它好，是说它拟得很得体，面面俱到”，“说它不好，因为应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读者读了犹如未读”。作者以幽默的笔调嘲弄宣言八股味浓重。事实上，论语派不少作品都有幽默之名而乏幽默之实。细致分析，论语派有四种幽默：一是吐闷气的幽默，主要是为了迎合那些不满现实而又不敢直接反抗者的趣味，如林语堂曾写有这样的诗句：“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有屁无捐。”二是说笑话讨便宜的幽默，以油滑、轻薄、猥亵为特征。三是“帮闲”或“帮忙”的幽默，如林语堂的《四十自叙》《游杭再记》《做人与做文》《我不敢游杭》等文章。四是与讽刺相结合的幽默。

2.崇尚“闲适气味”，语出性灵

性灵，可谓幽默文学之命脉。林语堂说：“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6]，“性灵就是自我”^[7]，“是个人之观感”^[8]“以自我为中心”^[9]。他认为性灵即是要说自己所要说的话、所要表示的意，不受“物质环境”所制约，提倡“思想自由”，以个人主义为立场。在闲适气味的抒写方面，要求作者情调“自然清淡”，反对“机警巧辩”，提倡“个人笔调”。林语堂在《论小品文笔调》中认为此种笔调亦称“闲谈体”、“娓语体”。“笔墨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主张笔调多样“或平淡，或奇峭，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只是“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赏”。论语派有不少以轻松笔调抒写个人感受的作品，充满闲适气味，脱离现实斗争。林语堂自己也承认“西装也谈，甚至牙刷也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他的《论西装》《怎样买牙刷》《论握手》《中国究竟有臭虫否？》等文章均属“苍蝇之微”的作品，充满闲适情趣。这种闲适格调、语出性灵的小品文，其传统应是源于明代袁中郎（宏道）所倡导的公安派。袁氏提出散文写作要求感情自然流露不加粉饰，亦与清代袁子才（袁枚）提出的“性灵说”和李卓吾提出的“童心说”是一致的，即本质上都是不问世事，具有清高闲适的雅趣。

3.创作内容的特征(www.chuimin.cn)

其一，嘲笑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弊病并且非难革命。林语堂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如：《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如何救国示威》《诵经却倭寇》《等因抵抗歌》《国事亟矣》《梦影》《马克思风》，以及全增嘏的《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等。

其二，批评文化教育界的弊端。林语堂尤为痛恨旧式教育的劣根性。其代表作有《杂说》《涵养》等。他在《杂说》中揭露学校教育学生“不许用头脑，自作主张”的弊病，嘲笑“凡能意见与先生雷同或书本雷同者”的“高材生”“是教员肚子里的应声虫”。他还批评博士论文作法与“四马路世界书局中西书局的作品，大致相同”的格局，指出此行为宗旨在于“敷衍成书卖钱”。因为“没有一本作精彩，也没有一本特别坏”，其弊病在于缺乏创造性。《涵养》一文指斥旧教育“标举涵养二字”其“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

其三，揭露封建文化的虚伪与官僚作恶的联结。他在《半部韩非治天下》说：“若不速速多设囹圄，安放官僚，道德仁义再讲一千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会减少，公民不会加多，道德仁义之为实害大矣哉！”这里清楚地指出：封建道德的虚伪与官僚的作恶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官僚利用封建文化的恶果，他说：“中国之官，只是读书土匪。中国文化之溃灭，及读圣贤书之人之可杀，已充分暴露。”

其四，批评人们交往中的不良倾向。林语堂的《怎样写〈再启〉》借对信末的“再启”的议论，指出人们交往中虚饰的风尚。还有他的《冬至之晨杀人记》嘲笑托人拉关系以发表文章终于扑空的窘境。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分析：论语派散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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