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论：京派与海派的对比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质朴的人性，却更加符合人类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是健康的、自由的人类天性的返璞归真，与海派小说中现代人萎缩的精神、焦虑的人生体验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四、京派与海派之比较

在不同文化地域形成人生态度和审美心理迥异的文化群落和作家流派，京派和海派就是诞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两个文学流派，他们是在精神特征、表现内容、美学意蕴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就政治文化形态而言，民国时期政治中心南移，长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政治文化中心角色的北京已逐步沦为一座相对封闭而寂静的古都，它在经济上已毫无活力可言，几乎被排斥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然而居住在城市的主要出自清华、北大、燕大的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却承担了文化重估和再造的使命，他们雍容、恬淡的文化心态及其所铸就的具有精英文化特征的京派文学是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古都自由、宽容的文化精神氛围构筑了京派作家讲求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怀旧情绪浓郁的内在品性及文学。

上海作为中外共管、中西文化的混杂、交汇之地，它的畸形繁荣孕育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品格：现代建筑、外国租界、商埠码头、夜总会、跑马场、商人、妓女、流氓等等，构成了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的繁复多变和令人目眩的都市旋涡。鸳鸯蝴蝶派、张资平、叶灵凤、章衣萍、穆时英、张爱玲的新文化的创造面貌标志着海派文化的真正成熟。

与海派小说描写的现代人的人性异化、堕落相比，京派小说着重挖掘淳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始终追寻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京派作家对都市人失去人性中剽悍、善良的一面深为不满，极为忧虑。他们认为，人类原始天性中的美好、纯真的属性只能存在在于近乎原始状态的乡村。海派小说总是怀着一种万般无奈的心绪眼看人性堕落却不知如何拯救，而京派作家则明白地开出一剂药方并且信心十足。海派小说所呈现的是一个金钱的、肉欲的、肮脏的、冷漠的世界，而京派小说所提供的是一个温情的、纯洁的、真挚的、和谐的生命图景。此为两派在文化背景和审美心理方面的差异所在。在京派小说中，里面的人物不管是农民、渔夫、士兵、妓女、猎人、水手等，在自己心中都有一把衡量人性善恶的标尺，以顽强的生命信仰抗拒着文明时代的污染。在他们身上所呈现的质朴的人性，却更加符合人类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是健康的、自由的人类天性的返璞归真，与海派小说中现代人萎缩的精神、焦虑的人生体验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即使是创作中表达爱情的方式，两派也有本质区别。京派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所渴求的爱情是真正以平等和爱作为基础，金钱和门第观念遭到青年们的无情唾弃，他们对爱情真诚大胆的追求和忠贞不渝是现代都市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他们的这种爱情方式更多的是属于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宗法社会中所独有的浪漫情调，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处在困境中的人类个体而言，只能是一个幻梦：美丽而遥远。(www.chuimin.cn)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一个高度殖民化、工业化的大都市，具备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许多特征，现代主义的文化倾向在海派小说中有着惊人的展示。海派小说家痛感殖民地色彩的机械和商业文明给现代都市带来的病态和畸形，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人严重的精神危机和心灵疲惫：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都模糊起来。海派小说所传达的就是这种现代都市人的焦灼、精神漂泊和自我的失落，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性的丑恶、堕落主宰着人生的舞台。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Pier‐rot》《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热情之骨》《礼仪与卫生》等都揭示了这方面的主题。因此，有人说，海派属于都市的“摩托车文明”，注重畸形文化的感伤颓废，寻觅罪恶中的五光十色的美，而京派则属于乡土牧歌文化，注重道德和文化上的健康纯正，形成了一种古典式的人间写实。海派是零乱匆忙的声色迷离的多余人的特征，京派则是从容隽逸、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海派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涵，突出表现出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文化的分裂，由此导致的人们日益滑入快乐、放松、纵欲的放浪形骸之中，产生了一种焦虑的自我意识。在创作中海派主要传达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的关系，金钱力量的驱使已使人性中美好的天性丧失殆尽，人生的变幻莫测和不可把握，仿佛把人抛向茫茫的荒原，犹如一个孤独的过客，人们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倾心相谈的知音，夫妻之间也视为陌路，东方社会温婉的伦理亲情荡然无存。金钱的威力正在到处毁灭、撕碎、驱赶着它，它也完全蜕变为一种被奴役的工具及一次性消费的商品，爱情已完全被视为赤裸裸的勾引游戏。上海作为外国殖民统治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封建正统的伦理体系日渐式微，趋于瓦解，而新的大一统的中心信仰尚未确立，资本主义生活中放纵、淫荡、享乐的价值观恰如魔瓶被揭开了瓶盖，在上海蔓延开来。海派笔下的红男绿女早已失去了理性和道德的羁绊，他们醉生梦死，放肆地发泄着疯狂和粗鄙的欲望，表面上快乐，其实，这一切均难以掩饰心灵的寂寞、疲惫、倦怠，他们是一群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幻灭者和错乱者，无法找到真实的自我，以至成为了都市无根的灵魂漂泊者。正因为如此，海派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陷入深深的迷惘、彷徨，对现实世界明显缺乏信心，也从不留恋昔日的光荣，以悲哀绝望的眼光漠不关心地看待社会人生，对现在、过去、未来全部丧失了兴趣，只剩下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放荡不羁、饮鸩止渴的感官享乐。他们对心灵世界的惨痛大多不愿意以某种政治目的来加以剖析，都市对他们而言，早已失去了温馨幸福的“家”的感觉，他们特别希望能在精神漂泊中觅到知音。因此，“邂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类的主题模式屡见不鲜，映衬出他们矛盾的情感世界和尴尬人生的处境。如：穆时英《夜》、施蛰存《梅雨之夕》、黑婴《五月的支那》、刘呐鸥《热情之骨》等小说表面写一群人生的失意者浪迹天涯，希望邂逅着一个美丽青春的女性，其实它折射、隐喻的正是这种现代人在高度物质文明时代的异化和精神分裂，使人们对时空秩序与整体意识均已变化的社会环境的感应能力陷于迷乱，尤其使人的信仰衰落。海派小说中这些人物失落、飘零的孤寂心态，触及了现代人脆弱易碎的魂魄。如果说海派小说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到了高度物质化文明时代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仰的消失、心灵的疲惫、自我的焦虑、人性的变异，面临的是一片空白，那么京派小说则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人生信仰，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重新安妥人类破碎的灵魂，以爱、美和自由来培植灿烂无比的人生的花朵。

海派小说对现代都市生活形态的描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所表现的摩天大楼、霓虹灯、夜总会等现代都市生活的重要象征以及舞女、赌客、娼妓、商人、流氓无产者等人物众生相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而引起广泛注意，极大地拉开了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距离，标志着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已趋于成熟。海派作家一方面感到畸形的都市繁荣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紧张迅捷的生活节奏让人深感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高度西洋化的现代都市之子，对都市生活无形中又充满了欣赏与留恋，摄人心魂地爱上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和埃及烟，虽然批判社会的力量衰弱，但其现代都市的情绪节奏的描写却十分精微细致，这里充满了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散发着力量、速度、邪恶与糜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中把其形象地称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这个现代都市精神实质和矛盾症结。海派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都市文化的景观和精神，比如作为上海特有人文景观的职业构成全是现代人的角色：商人、炒股者、巡捕、操着外语的电车职员、银行职员等，都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海派即从都市的特殊视角展示了现代社会的风貌，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块空白。

相反，京派小说家却本能地对都市采取了拒绝、训斥的态度，在文化取向上毫无认同感，对都市的情感极其冷漠和厌恶，对都市文明持极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他们的情感世界都融入到了宁静而遥远的乡村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湖北风情、芦焚的黄河原野、汪曾祺的江南水乡无不飘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们是一群古老中国真正儿女的代表。京派小说是纯熟的乡土文学，其精神上继承了20年代乡土文学的传统及其现实主义特征。海派小说是向前看，努力追踪现代都市的节奏变化，而京派则是向后看，它所描写的乡村社会带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恬淡色彩，大大后于中国社会风云变迁的历史进程，如废名的《菱荡》《竹林的故事》《桃园》《桥》，沈从文的《边城》等，处处溢出空灵、澄澈、平静而和谐的田园风味，流动着原始美，人与自然真正融合与统一，这种亲和感在京派中几乎到处可寻，中国乡村社会就像被帷幔所围住的历史老人，一直迷恋于昔日的那份光荣与梦想。尤其是沈从文对湘西民族那种神性、兽性、剽悍、骁勇、忠诚的精神气质和划龙船、庙会、对山歌、神巫制等风俗传统的描绘，师陀（芦焚）、汪曾祺等人的作品对乡村社会古老遗风的表现，无不令人产生心灵的巨大震撼，人类，全人类的声音都在我们心中共鸣。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论：京派与海派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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