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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小说:文化价值与现代小说影响

【摘要】:京派小说的抒情体在描写民俗民风、刻画妇女和两性,运用自叙传体,融进神话自然、文化因素等方面,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深远影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五、京派的文化价值

京派独树一帜,以强烈的审美意识压倒社会意识,形成不断试验中国小说文体的热情,其艺术指向主要是对小说内部的深入探视,产生了独具一格的文学价值。

1.京派特别强调感情、感觉在创作中的作用

沈从文称“文学”是“情绪的体操”,并说自己在运用文字叙述时,“习惯地应用一切官觉”,使直觉印入物象,做到灵动而富有生气。他的《八骏图》里意象丰满,其中的紫女、黄女,两点颜色的出色运用,全凭视觉发生对人物的想象。《边城》《三三》写得像水一般的柔和清丽,感情平缓而深远,如自然生命之流注。废名的《菱荡》《桃园》,芦焚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这种诗意写实的创作。它们并不依靠第一人称的叙述功能,就将小说的视点由外转内,做到内外兼得。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中,京派在写实旗帜下融入主观感受的新机,辟出一脉支流,与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正好各执一端。

2.京派将文学与生命并提,生命形态不愿受束缚,小说便自然要摆脱重故事、重情节的文学成规,趋向生活化、散文化(www.chuimin.cn)

生活化即指现实进入作品时,较少人造痕迹,更逼近于生活的原状。沈从文说:“一切都带着‘原料’意味。”汪曾祺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因此,京派小说里的生活图画就像一张张素描,信笔写来,不事雕饰。或有人物无故事或人物亦无,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严格界线,有的简直像一篇随笔。小说的结构常不随人物为转移,而围绕表现生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开篇完全是散文式的,叙述环境,写出气氛,认为背景即人物,气氛即人物。林徽因的名著《九十九度中》运用北平城里两个阶层人生片断互相穿插、勾连,像一串连续不起来的珠子。废名《四火》的生活场景也是残简断片似的。这种结构是以接近生活本体为依据,认为生活本来就没有那样集中、严整。废名的小说与散文化形式更难严格划分,《竹林的故事》《枣》《桥》似小说又似散文。这些散文化的小说是从外国文学中获取某些意念,从中国古典散文中摄取叙述方式,从结构到语言,如生活本身,均散到不能再散。汪曾祺每一篇作品皆采用不起波澜、没有高潮的叙述法,他那些看似没有结构的作品的美学追求恰恰是艺术形式与生活自然形态(乡村性)的胶合统一,如《戴车匠》等。京派小说的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扩大了小说的功能,这种做法的有力的支撑点便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发达的古典散文特别是笔记小说,它的现代性就在于京派所倡导的打破故事叙述模式的现象相关联。

3.京派发展了“五四”以来的多种小说体式,特别是抒情体小说和讽刺体小说

沈从文《八骏图》《顾问官》,凌叔华《弟弟》,废名《莫须有先生下乡》,芦焚《百顺街》,季康《路路》,前羽《享福》等作品在左翼的社会讽刺、政治讽刺文学之外,专门致力于世态讽刺、风俗讽刺,其政治解剖力不强,却能挖掘到民族文化的病根。特别是芦焚那种充满哀伤情调的传奇性寓意讽刺,颇具特色。另一方面,废名、沈从文、芦焚笔下的感情投射、象征的运用、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描写、自然背景与人物的融合、抒情语言的色调等等,最为完备地发展了抒情小说。它的发展在京派中有两条线索:一是沈从文乡土的抒情气质,具有古老牧歌情调,地方性浓重,质朴清朗微涩,后来者有汪曾祺、刘祖春、林蒲、刑楚均等。二是凌叔华知识型的抒情气质,这是一种智者的机敏,能深入社会人际心理的微妙处,细密、聪慧、流动,后继者有林徽因、杨季康(杨绛)、前羽。京派小说的抒情体在描写民俗民风、刻画妇女和两性,运用自叙传体,融进神话自然、文化因素等方面,给中国现代小说带来深远影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京派有意远离政治斗争两极,正好填补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之间的广阔地带,它把中国乡土小说、中国抒情体小说和民俗文化小说发展得比较成熟,并与中外进步文学息息相通,由此可见京派巨大的、独特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