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中国文学的文化性格

四、京派文学所蕴含的文化性格

1.“校园文化”心态

京派的一个根本特征即在于它的文人学者型作家的职业特点，以及共处于北平文化环境及其“校园文化”氛围里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他们大都出自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的中文系、外文系和哲学系，沈从文、废名、朱光潜、梁宗岱曾在北大、清华任教，萧乾和“汉园三杰”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文学青年皆为这些学府的学生。他们既属文人学者，又是文学作家，这种文人学者和文学作家合二为一的职业特点与上海文坛的战士型作家、书商型作家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尤其是这种文人学者型作家所居住的文化区域不是政治斗争色彩和商业气息甚浓的大上海，而是北平的文化古城和大学学府。“校园文化”那种相对自由的学风、优雅而浪漫的艺术氛围与诗意而幻想、单调而懒散、矜持而温和的北平文化环境相糅合，形成了京派作家特有的文化心态：远避于时代政治斗争之外，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不趋新求奇，不迎俗媚时，在时代变革中始终坚持从容矜持的学人风范和虔诚的文人风度，他们的文学思想是以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圆融、完美、广博”为基础原则的审美意识，由此显示出京派与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流派的根本区别。

2.怀旧性

沈从文《巧秀和冬生》描写美丽而野蛮的沉潭场面，芦焚《百顺街》展现那条衰微、腐败、荒诞的中国市镇街道，以及季康（杨绛）的《路路》，凌叔华的《弟弟》，沈从文的《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林徽因的《钟绿》，李健吾的《坛子》，汪曾祺的《戴车匠》所展示的现代爱情、现代婚姻、现代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一个角落，这些创作都使人十分强烈地感受到京派小说对的封建文明的厌恶和现代文明的疑惧。这种心境，显然不同于左翼小说反封建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神圣憎恨与昂扬的战斗姿态，也不同于海派小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虚哀叹和禁不住的依恋，这颇近似于英国的哈代那种在现代工业文明侵入农村宗法社会后产生的复杂矛盾的心态。京派怀抱着对政治的功利性、党派性、文学商品性的强烈怀疑，将文学建立在政治旋涡之外，但并不缺乏一份诚朴正直和对历史文化的是非观念，如此介入中国人生，是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为狭义的人生，避开在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由此形成京派小说缺乏政治批判力而具备文化批判的深度。它特别针对现代道德的沦丧呼唤传统道德、民间道德，即此产生京派小说“怀旧”的独特模式，这种从容、平静、自然、通达回溯人生追寻过去的小说模式，远离斗争生活，由此表达出了他们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寂寞感。

3.平民性

京派特别肯定普通乡民、市民的平凡生活方式，对于俗人俗事更是热爱与亲近。京派作家对淳朴的乡情民俗、民间文化，都具有特殊的审美敏感。废名对农村静美生活的熟悉程度，芦焚的《谷》《里门拾记》表现出北方农村的没落、停滞、倒退的情景，汪曾祺拥有的对苏北乡镇市井的生活知识，都是极其惊人的。生活在大学区域内的杨振声、林徽因也描写到渔夫、挑夫、人力车夫的恩恩怨怨。他们从普通的人生命运中细加品味，加入自己的主观体验，挖掘平凡生活内层的诗意、哲理，寄托独特的社会、文化理想。仿佛普通人蝼蚁一样的生命，在京派作家眼中都是那样的庄重。沈从文《柏子》中任意的水手柏子、《萧萧》中不觉其可悲命运的童养媳萧萧、芦焚《人下人》中奴性的长工叉头老叔、林徽因《文珍》中大胆求生的丫环文珍、萧乾《邓山东》中憨厚刚直的小贩邓山东、汪曾祺《老鲁》中阅历丰富而讲究实际的校工老鲁，都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但透过这些可怜和愚昧，京派力图显示其坚韧、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认为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的永恒价值，黯淡亦即光明。京派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京派的乡镇立场执拗，信奉敬畏天命的小民思想，害怕变动，只能在变动中发现旧的美，不能在变动中发现急进的新。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倒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在自在状态的生活圈内获得自足。

4.纯情性

京派作家性情中多笃厚、通达、从容、中和特征，少昂扬激烈，其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润、静美的境地，表现出一种纯情性。正因为一心追求纯美，包括生活和艺术两种纯美的统一，才会使他们作品那样热衷于表现一系列纯洁少女形象。如沈从文《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皆温柔明净、晶莹剔透，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姣好的。至于乡民，往往淳朴到浑然不觉，暗示着一种民族性格的内核。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京派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如，凌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叔文的《小还的悲哀》、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的这些叙述角度运用之广泛，反映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他们写出内心深藏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土地保存的那点原始自然美、人情美的光影，象征着他们对明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这种颇具理想化色彩、不切实际的文学纯情性的追求与现实社会有意识地保持距离，给京派实现纯美文学的愿望留下了足够的心理平衡空间。

5.民族性(www.chuimin.cn)

与左翼小说、海派小说相比，京派小说牢牢地植根于民族生活、民族语言的土壤之中。沈从文、林徽因、废名、芦焚、汪曾祺这些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非常注重人物的文化性格与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场所，这种场所经常不强调社会斗争的严峻性质，仅仅是人物精神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如沈从文的《丈夫》、废名的《菱荡》和汪曾祺的小说，每篇之前都有很长的环境交待，乍看起来显得拖沓、散漫，但确实汇成了一种生活格调，一种浸染全篇的文化气氛，似乎环境也有文化性格。京派最为欣赏的平民传统精神如重义、轻利、诚厚、守节，正代表了“五四”以后由面向世界又重视回归到重视民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从北方文化出发，进而表现中国文化，到最后提出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重塑。

李健吾、凌叔华、林徽因、萧乾从北平城的上层官僚家庭、知识者家庭直到城根下贫民大杂院的悲喜辛酸，一齐展示地方性文化的京味。但更多的京派作家主要是写“乡村中国”。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湖北故园和北京的城郊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地世界、汪曾祺的苏北乡镇，几乎无一不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极富社会、文化和艺术意味的章节，连同他们的城市描写，也都成为一个乡村性的叙述整体。京派笔下的古老积弱、衰落颓败的中国农村世界逐渐被城市商业文明所包围和侵袭，宗法农村消失之后却并未出现一个健康社会，并且发现民族固有的美德不断失落，京派由此更为推崇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未遭现代文明浸染之前的一片干净土地——乡村中国。茅盾等左翼作家是立足于中国先进地区来观察中国，京派小说则从中国沉落的地区，从历史脚步缓慢前进的地区来看待中国，两种作家艺术世界的巨大差异使他们对古老中国的崩坏和未来中国的朦胧之光的感受和审美意义有很大不同。

6.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指在京派乡村中国世界的描写系统里面存在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基本对峙（矛盾），它包括两种生活形态、两种文化环境、两种人性的对立性的描写。刻意地描画中国内地乡镇与城市的两种生活形态，并有意营造为一个相互比较的艺术天地，沈从文可能是最自觉的作这种描写的京派作家。他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里的城市世界与边城乡村世界相比较，显示出城市精致文化的虚伪、矫情，衬托出农村粗俗文化的自然之美，即山川风俗之美、乡民生活之美、民情人性之美。《三三》从农村“生”的一面暗示城市生命的“死”和“萎缩”。《丈夫》以城市丑恶暗示乡村生命的觉醒。废名、芦焚、汪曾祺也是提供了一个自在的、自足的乡村社会，一个与城市特异的人际关系、伦理标准、生活理想的社会，“礼崩乐坏”但依然美丽，没有人造的那一份丑陋。凌叔华描写中国城市家庭内部似网笼罩的人性、亲情关系，林徽因、萧乾表现城市内部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冲突，相同地揭开现代城市人生虚假的面纱，与沈从文一样也在进行着城市文化批判的艺术努力。京派作家认为：偏僻乡民千年不变的生活状态，构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物质大厦和精神支柱。平民、小民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虽然落后，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侵蚀，但它仍是我们民族生活中最健康的部分。他们竭力否定城市文化的病态（性道德的畸形、物的生活对人的生活的压迫、个性的全面扭曲），客观上暴露了20世纪中国社会随着现代文明产生的种种罪恶，而京派作家在主观上由此说明现实的黑暗与他们理想的人的自然蓬勃生活的严重对立。他们追求一种健全的生命体系，按照人类向上的理想，在小说中完成了自然迸发的生命表现，赞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才是京派的文学理想。因为生命的发展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受到束缚压抑，他们就到落后的农村去发现自由生命的对应物，一厢情愿地加以发掘，企图用回归自然、返归农村文化来改造现代社会。京派这种并不深刻的社会文化思索中，乡村中国美的山水、人情与保守的文化道德、生活秩序打成一片，一切皆写得如此之美，京派充满时代变革矛盾性的城乡小说因此而获得了审美的统一。

京派的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通过文学提出的重建民族文化、重建民族性格的思想里面。他们脱离阶级政治的现实轨道，从民族的崇高角度，宁肯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反省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注意把文学提高到新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追寻与对不可追寻的沉忧隐痛的美的感悟，只是他们更多的是以人性的范畴来考虑民族性。他们将城市代表“当前”（它是违背自然的人性扭曲），以乡村代表“过去”（它是人性与自然的契合），肯定乡村的文化和下层人性，否定上层文化和城市人性。京派把民族重造的希望寄托于在乡村人民的身上构造成健全的民族性格。京派特别称赞粗人中的“硬中软”的生活哲学，沈从文《虎雏》一类小说所写的湘西人的野性、不驯服、雄强而又守信自约，杨振声《报复》里的山东渔民对待恩怨的坦荡之态，李健吾的《陷阱》、萧乾的《邓山东》里北京市民小贩的仁义之情，无不显现出这种诚厚坚韧的品性。沈从文《长河》里的老水手满满饱尝艰辛洞察世情、甘于贫苦而放达乐观，与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淡泊、自然、从容、静中有动的风貌都是相互贯通的。这些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物均由一个极端自重的品格支撑，对人世具有坚强的信念，在困苦的环境下仍能保持稳定、自尊的生命态度，似乎是中国古代侠士、隐士和现代贫民的结合体。这些显然脱胎于传统文化的性格描写，曲折地表达了生于乱世的京派作家急流勇退、洁身自好、坚守人格独立的心态、远离政治斗争厌恶昂扬人生的个性，以及一心向往恬然淳朴的品德，只是京派还更为忧虑乡村人民对自己身上深潜优美人性的不自知。这在沈从文的《丈夫》《贵生》《萧萧》《柏子》，芦焚的《人下人》中便可发现他们的有目的地对于人性觉醒的呼唤。

7.京派的文化心理结构

此可一言以蔽之为“树荫下的语言”。或可称做周作人式的“忧患的闲适”。其根本意义是指作家态度。古代文学传统中便有“坐止高荫下”的陶渊明和“在山林中寻思”的谢灵运，“独坐幽莫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以及“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的苏轼，他们从社会退回内心来完善人格，强迫自己和读者忘怀万虑，澄怀观道，在浑浊的现实世界之外辟一干净地方，于山村田园处，欣赏美丽。因此与乡土文学相比，京派注重风土人性，不深入剖析社会，而乡土文学派注重描写农村悲惨处境和社会矛盾，京派正好介于左翼文学的功利性、恋爱文学的商业性、海派（新感觉派）文学的现代性之间，它把文学看作怡情养性、洗刷人心、重塑民族道德的美学力量和伦理工具。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入世”和“出世”彼此互补的双重人格和思想生活方式，恰如陶渊明所言“倦恋有限之生又视死如归”的心态和境界。这种“慎静而处忧患”的“精神平衡”个性正是历代中国文人的心理支柱所在。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无权无势，而内心又有一种隐秘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欲望渴求，社会就成为一辆开动的车，他们是乘客，无力决定或影响车的进程和方向。这便是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京派作品深深的寂寞感的根本原因。它真实反映了京派作家无法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尴尬特征，反映了京派作家的雄心勃勃与实际上无能为力的矛盾处境。

另一方面，京派作品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异之处还在于它把鲁迅以来“改造国民性”问题保持在一个民族性与人性的范畴里面。左翼小说的“国民性”描写主要是对阶级新人、阶级使命、集体意识的觉醒与不觉醒的描写，而京派并非像鲁迅与乡土派那样揭示落后农民的精神创伤，而是将目光转向城市、转向上层，着重批判它们的虚假文明，它没有将奴性的屈辱与社会性的人的改造紧密相连，而是揭示人的非自然的“阉寺性”，到传统文化中赞美人的质朴、纯粹、简单、平和、达观、与世无争、自信自重，带有宗教式的热忱、对人类的悲悯。将这种“任自然”的“原有的素朴与光明”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这种乡村中国的智慧目光及其文化判断使京派作品闪烁出奇特不凡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