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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派的形成及文化特征

【摘要】:废名说:现代诗派是温庭筠、李商隐一派的发展。

一、现代诗派的形成及其文化特征

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形态:汇聚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爵士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1]在这种节奏快、充满噪音、人欲横流、处处有争斗的现代生活中活动,必然产生与“从前”大不一样的情绪,他们集合了诸如“感伤、抑郁、迷乱、哀怨、神经过敏、幻灭、虚无、纤细、柔弱”等典型情绪。代表性的作品如:戴望舒《雨巷》《小病》,金克木《春病小辑》,路易士(纪弦)《三月之病》,汪铭竹《手》《春之风格次章》《乳》(一、二),吴汶《七月的疯狂》等。现代诗派追求的是“纯诗”,它与新格律诗、十四行诗、“五四”初期自由体诗、革命诗、中国诗歌会的大众化诗歌都有明显的不同,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是有相当完美的‘肌理’,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2]

1.现代诗派是后期新月诗派与李金发的象征诗派的合流

当时的中国现代诗坛上新月诗派所倡导的新格律诗与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均已分别暴露出过分严格遵守格律束缚和过分强调情感的神秘性、怪异性的弱点,因此戴望舒在《现代》上的或译或作都已突破“新格律诗的三美”与象征主义,而趋于现代主义。甚至徐志摩都从来没有严格遵守新格律,在他的诗创作的后期更有大的变化,他与戴望舒想尽力克服诗歌创作中的新格律的形式主义和诗意传达的神秘性,新月派与象征派由此合流。

2.现代诗派是西方象征诗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相结合的产物(www.chuimin.cn)

从西方看,象征主义是对自然主义的反动。在19世纪末期,现实主义走向自然主义之际,象征主义否定对外部世界的机械摹仿,提出表现内心世界,认为这是更为深刻的写实。从另一方面看,象征主义又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叛,现代派诗人番草说:他所爱好的新诗是在诗质上介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的。如果没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便缺乏性灵;如果没有象征主义的渲染,便缺乏形象。他喜欢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健全而完整的生命。杜衡认为:戴望舒的诗兼有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这才是诗歌的正路。番草指出:戴望舒诗的现代派内涵是与19世纪末期西班牙现代派紧密相关。事实上,不仅如此,戴望舒诗还与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波特莱尔、马拉美等有密切的联系,甚至与法国象征派迟开的花朵瓦雷里、古尔蒙、耶麦、艾吕雅、苏佩维艾尔等诗人相牵连。现代诗派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比较纯粹”的那一部分。废名说:现代诗派是温庭筠李商隐一派的发展。他认为温、李的诗是从沙里淘出的金子,有生气,是想象、自由的表现,犹如雕刻,给人以立体的感觉。废名在这里所推崇的温李诗派,正是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所抨击的。胡适当年所推崇的是元、白、苏、辛一派,而现代派是要继承温、李一派,此与初期白话诗自由派便大相径庭。胡适所追求的是诗的“可懂性”、“明白清楚主义”,而现代派所追求的已经不是“诗的文字问题,而是诗的实质问题”,即现代诗派是从纯文学的立场上也就是着重从艺术表现的角度创作“纯粹的诗”。

3.现代诗派是当时社会生活条件和作家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

30年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相当尖锐,知识青年忧国忧民,想有所作为,又远离民众,他们的渴望、挣扎、呼喊、哀叹也不为社会所理解,一直困顿于重重的内心矛盾的“雨巷”之中,对世间的苦难与风霜不再关注,在情感上大多受到一种革命幻想刚刚诞生便看到残酷失败所产生的抑郁、哀怨的不断折磨,现代派诗人因此而成为“大革命”时期血腥的屠杀这一巨大苦难的大地上的徘徊者和寂寞荒街上的沉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