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湖畔诗派1922年4月,由晨光社衍变而组成湖畔诗社,并形成中国的湖畔诗派,汪静之、潘谟华、冯雪峰、应修人首先在杭州西子湖畔结伴建社,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社。在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曾有过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这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的诗歌流派。......
2023-12-05
四、革命文学派创作的积极影响和明显缺陷
应当看到,革命文学派独具一格的创作特征缘于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想主义,这也是当时时代、社会现实的必然需求。“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均告失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被反动派所制造的肃杀之气、白色恐怖所代替,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因此普遍呼唤光明和美好的前途。在压抑之中盼望着有人叫喊,革命文学即是这种时代气氛的产物。但是革命文学的作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革命者,他们对革命形势的逆转怀有满腔义愤,他们极为急切地想要踏平旧世界,希望马上建立新世界,因而对革命的艰苦性、复杂性、曲折性缺乏理解,他们乐于在光明的幻象里构筑美丽的世界,害怕在黑暗中寻找火光,恨不得革命胜利一蹴而就。他们埋怨群众麻木、落后,人为地捏造先知先觉、叱咤风云的英雄飞舞红旗、擂响战鼓、高喊口号。这便是由理想主义脱胎而出的革命文学。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广大读者怀抱革命理想,渴望一片光明,他们非常希望通过文学传达自己的心声和获得一种激情、一股力量来改变眼前的现实状况。由此造成读者和革命文学作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化,使这些革命读者的情感意愿、审美趣味、价值观念与革命文学作者的心理预期达到统一。这也就决定了革命读者们需要力的文学、叫喊的文学、宣传动员的文学。由此可见,革命文学并非谁的主观臆造,乃是势之所生,理所必然。革命文学的积极影响在于:
(1)开创了描写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直接影响到一大批革命文学新人的出现。如:丁玲、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李辉英、田汉、洪深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
(2)以创作震动社会,紧密地结合革命的发展,关心国家民族人民命运,引导一代人走上革命道路,这恰恰在宏观上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促进了30年代的文学繁荣。
(3)革命文学派作家以其充分的自觉性、无比的坚定性去选择政治,与政治认同,从而形成强劲的革命文学思潮流派,并与30年代同时存在的新月派、现代派、京派等相区别。
他们在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政治色彩、巨大的震撼力量和时代感,以及直接切入现实的文学价值等方面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特征。
(4)革命文学派追求“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的创作效果,它既是“五四”时期以后小说发展的一个时代导向,也是向新的写实形态演变的一种趋势(当时认为是“新写实主义”,后来发展为革命现实主义)。
它以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话语的激情叙述模式,呈现出浓厚的“罗曼蒂克”特征。
而革命文学派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它是标语口号文学。作者的思想观点不是通过生动的场面和情节、典型的人物性格自然地流露出来,而是像大辩论、像做报告一样生硬地镶嵌在作品中。其创作动机就是为了喊一些口号。典型之作当推华汉的《复兴》。它显然视文学为宣传工具,忽略文学的本质,缺乏文学素养,根本不顾及人物的身份、个性和具体的时间、环境、情绪。其二,它是公式主义文学。英雄配美人,革命加恋爱,地主资本家一打就倒,革命揭竿而起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这便是革命文学的创作公式。典型之作是孟超的《爱的映照》。作品描写男英雄与女志士一边热烈相吻一边高喊革命。他的《冲突》《茶女》,杨邨人的《女俘虏》《田子明的死》《三妹》,楼建南的《烟》《蒙达尔之夜》均是同一个创作模式。更有甚者,便是将人物脸谱化,此以蒋光慈作品最具代表性。其三,它是革命罗曼蒂克文学。即把现实的、严酷的、琐碎的革命工作理想化、纯粹化。如:郭沫若《一只手》,蒋光慈《短裤党》,丁玲《水》,华汉《转换》,戴平万《陆阿六》,孟超《爱的映照》等。这些作者主观地去编造故事情节,概念化地表述人物形象及其思想转变,形成非现实主义化。其四,它是平铺直叙化文学。工人受压迫而反抗,地主剥削农民即被打倒,革命遇到困难战而胜之,女英雄被侮辱,夺枪杀之。或因思想演化一篇故事或因一件实事铺排成文章,一般即为这两种类型,但都缺乏曲折、波澜的生活情节。
中国的革命文学派深受国际革命文学的思潮影响,其中受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和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最深。这也与中国革命文学作者们先后在苏、日留学旅居有关,他们亲历或了解了正在高涨的国际革命文学形势,并顺势移用到我国的革命文学中。值得指出的是:
第一,中国革命文学所引进的理论是国际革命文学初期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左”倾幼稚病的表现,例如拒绝对文学传统的承传,轻视典型性和艺术性的强化,表现出艺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www.chuimin.cn)
第二,因受“拉普”等绝对观念和宗派情绪的影响,中国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对“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进行了广泛的攻讦。
除郭沫若外,几乎所有的革命作家如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冰心、茅盾等都遭致批判。鲁迅针对这一情况曾指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2]
这种脱离实际的姿态的确是革命文学最初的特征,它缺乏科学分析精神,由此伤害了许多同盟者、友军乃至自己人的文学感情。虽然革命文学在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形成革命文学传统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应看到,中国革命文学的一些文学观念从此改头换面渗透到当代文学的流脉中,既养成了从观念上先入为主的创作风气,又培育、滋养了机械式批评习气,用简单的阶级论模式取代了较为复杂的文学审美的深度模式。而且中国革命文学也未能解决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它直接接受“文艺是宣传”的观念,将其影响不断扩大,后起的“工具说”、“从属说”都与之有着潜在的逻辑联系,这一切与之相连的后患遗害恐怕是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思考题:
1.以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为例,分析革命文学派的创作得失。
2.探析中国的革命文学派的创作理论深受国际革命文学的思潮影响,其中受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和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最深,请予以具体评述。
3.如何评价革命文学派的“恋爱加革命”的创作模式?
【注释】
[1]华希里(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1928年4月1日《太阳月刊》4月号。
[2]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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