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述:语丝派散文与五四随感录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述:语丝派散文与五四随感录的关系

【摘要】:它完全继承了“五四”时期随感录散文的文体及其注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创作特征。由此可见,语丝派具有较浓郁的“五四”情结。与“五四”随感录散文的创作相比较,语丝派已有了很不相同的特征。

一、语丝派散文与“五四”随感录散文的特殊关系

语丝派的多数散文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五四”的“陈迹”积淀在这些“过来人”的意识深处,是对往日战斗历史的追忆与怀恋,是对“五四”精神的不同程度的认同与张扬,这分明承续了“五四”时期随感录散文的遗绪。“五四”落潮后,《新青年》解体,而思想文化批评的任务却依然十分艰巨,文坛正呼唤着重现当年《新青年》的风采与雄姿,语丝派恰在此时脱颖而出。它完全继承了“五四”时期随感录散文的文体(杂感、小品)及其注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创作特征。再细作考察还发现:语丝派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曾是“五四”时期围绕着《新青年》创作随感录散文的作家,除陈独秀、李大创、胡适这三位外,语丝派占其四。由此可见,语丝派具有较浓郁的“五四”情结。(www.chuimin.cn)

与“五四”随感录散文的创作相比较,语丝派已有了很不相同的特征。其一,在情绪基调上,《新青年》的随感录散文大呼猛进式的战斗冲决旧世界的反叛精神十分显著,作家的斗争目标非常明确,而到语丝派作家虽对“三·一八惨案”、“女师大事件”都有相当激烈的文字出现,但语丝杂感的总体倾向是局部的激进和整体的平和:遇到不平要抗争,遇到压迫要拼命,一旦事过境迁,目标迷失,便复归平静。这种文人式的激进逐步走向平和乃至于消沉。此以周作人最为典型。在同一本《语丝》里,自称“流氓鬼”、“破脚骨”时作激烈之态的周作人,可以同谈酒、谈鬼、谈女人、作“女裤心理之研究”的周作人并存,也不难理解;《语丝》前期的周作人尚存一息斗士之气,到《语丝》后期就已沦为十足的隐士。就连最初最激进的钱玄同,其斗争热情也没有持续很久,最终还是应了他早就辞去背负“激昂慷慨”空名的说法。其二,在政治态度上。《新青年》时期的随感录散文所坚持的政治内涵较为笼统与模糊:只要是批判封建思想文化、黑暗势力,便是参与了政治,因而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可以共处在一个阵营中,而且都可以为参与当时的最大政治(反帝反封建)做出贡献。“五四”落潮后,种种主义的斗争尖锐复杂,政治的内涵变得切实而具体,它要求作家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在此种形势下,政治敏感的作家如胡适即离开了《新青年》的群体,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文人”的组合。多数语丝作家又正是“文人”出身,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很容易陷入路标不清、信仰失落的惶惑与苦闷之中,产生一种在两军对垒的政治夹缝中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的两难心态。因而他们既不可能对政治有很深的投入,即或有所投入,也多半是文人论政、书生论政。如孙伏园为《语丝》画定的“谈政治”的范围是“那种替政治问题作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周作人干脆主张语丝作家都不以政治为职业,对于政治也没兴趣。由此可见:语丝派作家在同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封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表现出凌厉的气势,然而一遇到更尖锐的主义、政党之争,则大抵缄口不语,或置身在更复杂、更严酷的阶级斗争之外,使语丝派散文家在参与现实政治方面显示出若即若离的特点。在他们身上,常常是“五四”情结和另一种情结即在政治圈子外游移不定的“文人情结”在交互作用,使得他们的思想与创作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周作人在复杂政治斗争中的两难选择也是最典型的。他内心一直杂乱无章,“流氓鬼”与“绅士鬼”不断打架,其行为也具有极端的矛盾性:忽而是“破脚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出来的”;忽而又作“绅士态”,“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在他身上根本理不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来。最能表明其心迹的,便是他的《十字街头的塔》,该文描述了周作人处在政治低潮时做出的两难中的最佳选择:既无钻进象牙塔、逃避现实斗争之嫌,又可以堂而皇之地住在“塔”里,以免市井骚扰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