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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宗旨

【摘要】:朱自清也看到了鸳鸯蝴蝶派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渊源关系。因此对传统旧小说的认同就成了鸳派作家的共同倾向。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共同的宗旨是将文艺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这种海式的有趣,倒是鸳鸯蝴蝶派乐此不疲的“特产”。

二、鸳鸯蝴蝶派形成的原因及其共同宗旨

1.从历史传统来看,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派”)是清末启蒙主义政治小说之后形成的第一个纯文学流派

它形成于清末民初,与晚清小说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不少作品可以视为晚清小说的余脉。鸳派作品的题材、体裁,几乎都可以在晚清文学中找到它的“家谱”。鸳派的产生正是基于对晚清小说的延续和变形,当时文学改良告一段落,可这种撞击却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它宣布了旧的中国文学的终结,新的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为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足够的冲击力)又无法建立起来,剩下的只是一些半新半旧、似是而非的东西,鸳派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连接处发展起来的。鲁迅也认为唐宋传奇话本直至明清小说中的言情或狎妓题材,是鸳鸯蝴蝶体的发源,但该派的若干言情小说已从“才子+呆子”发展为“才子+流氓”。鲁迅指出,这种“发展”较为典型的代表作是张春帆(漱六山房)的《九尾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的确算得上是在婊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3]朱自清也看到了鸳鸯蝴蝶派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渊源关系。他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4]

2.从文学现状来看,晚清以降,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以小说为利器,抨击时政,倡导维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必然会产生“愤政治之压制不得不作,痛社会之混浊不得不作,哀婚姻之不自在不得不作”的人生反映及其文学塑造。另外,租界的开辟、洋场的兴立、半封建半殖民地大都会的畸形发展也促成了反映这种畸形社会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这正是鸳派文学出现的社会根源。而当时文学界几类作者的合流,也是造成该派兴盛的重要条件,当时的文人除了封建才子、“洋场文豪”以外,还有一部分不谈时政却又“无门可进”的文人,他们不仅为鸳鸯蝴蝶派的兴盛推波助澜,最终简直成了该派的代表人物。

3.从文学观念来看,鸳派文学并不是新文学的直接对立物.正是新文学发展初期自身的弱点给鸳派文学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可以说,正是新文学的兴起决定了鸳派通俗文学的走向,而这一走向正是鸳派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新文学在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时,却忽视了文学的娱乐功能,从而使文学的两大主要功能之间出现了断裂。与此相反,鸳派文学家在自己办的报刊上反复强调“排闷解愁”、“给大家快活快活”,虽然忽略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却适应了一般读者特别是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学的需求。它形成的原因可做如下概括:

(1)以文学与政治关系而论,它的出现是对启蒙主义政治小说的一种反拨和否定,鸳派作家努力将小说从启蒙主义的政坛搬回寻常人间,标榜“不谈政治、不涉毁誉”。(www.chuimin.cn)

鸳派产生的民国初年的政局十分混乱动荡,洪宪皇帝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治,以致一班读书人不敢谈政治、不想谈政治,无门可进,乃做几篇旧式小说卖几个钱,聊以消遣。后来越做越多,只是小说对政治的干预力几乎下降为零,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旧诗旧小说复见盛行。

(2)以文化氛围而论,鸳派出现与当时的复古空气和国粹主义倾向和有关。

此前的启蒙主义文学完全割裂了文学传统,其本质是用中文写成的西方文学,而不是中国的民族文学。因此对传统旧小说的认同就成了鸳派作家的共同倾向。

(3)从社会环境而言,鸳派具有很强的近代都市商业文化的印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大力利用现代商业网络和流通媒介、努力为作品寻求读者市场的文学流派。

(4)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而论,初期新文学自身的弱点给鸳派文学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一是在文学观念方面,新文学过多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忽视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因此鸳派追求排闷解愁的个性正适应了一般读者特别是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学的需求。二是新文学创作中更多吸收了异域文化,使读惯了传统小说的读者难以适应。而鸳派小说较多保留民族文学传统。三是中国的小说源于神话传说、传奇话本这些通俗文学,而新文学是追随民主革命大潮兴起,因此多趋向于严肃文学创作,使朝着通俗文学方向发展的鸳派文学得以生存和发展。

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共同的宗旨是将文艺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为了实现文艺的这一职能,他们一再强调趣味性、娱乐性和秘闻性。而且极大的比重是市侩主义的趣味性,品格低下的娱乐性,嫖学、赌经和黑幕之类的秘诀。钱玄同曾说,该派的作品是“专给那些昏乱的看官们去‘消遣’的”[5]。鲁迅也说:“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物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赏玩的奚落”[6]。这种海式的有趣,倒是鸳鸯蝴蝶派乐此不疲的“特产”。比较典型的王钝根和周瘦鹃编辑的《礼拜六》周刊的《出版赘言》,就大力提倡这种消遣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在休息日中,“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况小说之轻便有趣如《礼拜六》者乎?”[7]

该派一方面倡导享乐的消遣主义,一方面宣扬改良礼教,而其经营作风却是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商贩的生意经。主要表现在大量炮制花样翻新的迎合、迁就小市民读者层的“精神残次商品”。例如,他们不仅在题材上迎合读者口味而汇成“潮流”,而且在体裁上也巧立名目,大搞“噱头”推销术。他们以“集锦小说”的栏目,邀十位八位作者每人撰写一章以组成连载小说,还用“点将”方式,在每章末句嵌入另一作家名字,指定由他续写。于是大家争奇斗怪,哗众取宠,杜撰不少以博读者一粲的油滑货色。又如搞“一行小说”(一行数十字即一篇小说,而其注解却将这几十个字化为几十回的章回目次,以显示这短短一行内容的曲折性);“悬赏小说”(即编者写一开端,令读者各各续做,择优发奖)。还有什么“金蝉脱壳体”、“首尾相接体”、“掉尾转头体”、“前矛后盾体”、“叠床架屋体”、“说话接龙体”等“小说别裁”,纯属文字游戏的“广告术”。至于他们的封面和多幅插图,大多是“环肥燕瘦”的时装女士照片(主要是各妓院的名妓)。在《礼拜六》周刊上,经常刊登读者的“《礼拜六》是我的良伴”、“《礼拜六》是我的情人”等肉麻捧场的文章,挖空心思地想出奇题奇文,如《〈礼拜六〉造孽》,写兄弟为争看杂志而形成不和以致打斗的;还有是《〈礼拜六〉使我害了相思病》这样的文章。这当然是“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之类无聊广告的翻版。如此看来,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主导思想是改良礼教,而他们的经营方式,倒是仿效资本主义的投机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