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爱情诗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特征

一、湖畔爱情诗派的流派特征

1.吟咏爱情，歌颂爱情，呼唤爱情

这是他们在题材上的最大特征，并由此体现出“爱情的追求是多么理直气壮，多么崇高美好”的崭新的爱情观和道德观。具体的创作内容主要有：①抒写追求爱情的率真坦诚。不隐瞒心迹，毫不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一点也不矫情枉饰，一派单纯气息。如：汪静之《我俩》、冯雪峰《伊在》《有水下山来》、潘谟华《想念》等诗作莫不是直抒胸臆，一片灼人的真挚，这些爱情诗的情感流泻，浑然天成，不加藻饰，使人赏心悦目。②抒写追求爱情的专一坚决。把爱理解为一种奉献、一种牺牲。如：汪静之《太阳和月亮的情爱》写日与月追赶着相爱，《能变什么呢》《玫瑰》《不能从命》尽情抒写对爱的执著深沉。冯雪峰《被拒绝者的墓歌》说：即或进了坟墓，他的爱情也未曾死亡，只要她来撷花，他的花刺儿就要“把她底裙裳钩住”。③抒写追求爱情的高尚。湖畔诗派虽直白坦露爱情，但并不涉及肉欲，绝无猥亵之嫌。潘谟华《忘情》描写纯贞圣洁之爱。即使是应修人《第一夜》、潘谟华《将别》写得较为露骨，但也只觉得十分甜蜜，并无庸俗不堪的低级趣味。④抒写追求爱情的甜蜜与幸福。代表性诗作有：汪静之《恋爱的甜蜜》《伊底眼》、潘谟华《稻香》等。⑤抒写追求爱情时反封建礼教的个性。如：汪静之《过伊家门外》《被残的萌芽——吊私生子》《定情花》强烈抨击世间流言和旧礼教、旧传统对无辜生命的扼杀。潘谟华《三月六晚》则直接号召：爱是可以通过破坏换来的，只有打破黑暗，才能将爱“建筑在白日里”。

2.生动赞美富有朝气、情趣盎然的内涵丰富的自然之美，并且托物寄情

这是湖畔诗派的又一特征。这既是初涉人世，“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写照，又是他们对人生充满希望的天然流露，明显表现出一种“以天真的心去领略自然的生趣，以稚嫩的手去抓拾自然的鲜态”的个性。如：汪静之《海滨》描写沙滩和海浪融合于人的和谐感、亲切感。应修人《温静的绿情》《晨课》《晚上》《田野的春》《天未晓时》《欢愉引》《山里人家》等表现出湖畔诗派这些年轻的主人在“嫩红的风儿微微，娇春的蝶儿飞飞”的可爱的人生背景下，“没有一朵花不是柔美而皎清，没有一个人底心不像一朵春的花！”应修人《新柳》《歌》以田野报春的图画和西子湖旖旎春光的描绘表达诗人对积极人生和青春的赞美、热爱之情。冯雪峰《栖霞岭》《杨柳》景致形象生动，情态可掬。

3.语言质朴，意境清新

讲究语言的质朴天真、自然流畅，意境清新秀美，反对颓废的情调，显得气息明朗，充满激情，即使表现愁苦，也不因沉沦消极而让人丧失信心。

当时的一些爱情诗创作中旧体诗词作风仍然较浓，湖畔诗派既不倾向于过分倚重艺术性的唯美主义，也不满意于冷冰冰的哲学格言小诗，而是热衷于直抒胸臆、放声歌唱、流露真情的爱情抒发，故被朱自清称誉为“孩子们的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有的短如小令，有的脱口而出，全是心声，全是口语，十分清新、朴素、流畅，没有了“五四”新诗中必不可少的外文词汇、翻译的生硬名词术语，绝少诘屈聱牙的句子，全都保留着鲜态。

4.形式活泼，篇幅精巧

诗歌形式上自由随意，格局追求短小精巧，采集生活中的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写成几行、一二十行的小型诗篇，意识追求清浅，写什么、表现什么、歌颂什么、诅咒什么，大都一目了然，令人赏心悦目。这也是因为他们年轻，尚未经历复杂险恶的人生，思想单纯天真，他们也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与黑暗面貌，但终究是表层性的。(www.chuimin.cn)

5.艺术风格是天真烂漫、清新自然，讲求情感的真诚流露

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所谓‘诗’要来时，已含有‘是写而非做’的意识了”^[2]，这与郭沫若的“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观点相一致，即强调真情实意的流泻。废名称之为“诚”，周作人称之为“新鲜”，朱自清认为这些作品充满了“少年的气氛”，“仿佛幽忧的人们看到活活泼泼的小孩而得着无上的喜悦一般”^[3]，使胡适“妒在眼里，喜在心头”^[4]。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生动地说明了湖畔诗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四”产儿，才是现代意识真正觉醒的表现，仿佛是彻底获胜的英雄人物从封建伦理道德的包围中昂首阔步，脱颖而出，成为“五四”时代个性解放思想的一代新人。这才是湖畔诗派真正的历史认识价值所在。这些天真烂漫的爱情诗也是一种生命的表现，情感的升华。它是以一种坦然明朗的态度、庄重而又充满欢悦的奉献来对待人生，它恰恰是青春和生命的美的生动表现。这才是湖畔诗派真正的艺术魅力所在。就流派而言，如果说初期白话新诗中进行人生写实的胡适、刘半农等对生活的贴近存在隔膜，也因为化用古典诗词形式未能表达出比较深层的情感，如果说浪漫手法表现的诗人如郭沫若等以激昂热情更多地对游离于生活之外的理想作描绘，那么湖畔爱情派诗人则以其热情拥抱、贴近生活的态度，从自身经验出发，依据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等具体景致来触发情思，并以营造色彩强烈的意象去表达内心的哀乐。因此他们的诗作没有被架空，而是舒展诗意，在内化外在自然的同时显现时代风采，给人以新鲜感与异质感，由此构成了湖畔诗派区别于其他诗作的流派意义上的显性特征。就诗人各自的创作而言，其创作风格也显然有异。

6.湖畔诗派诗人不同的艺术个性

1922年6月，朱自清最早指出四位诗人的不同艺术个性，他在《读〈湖畔〉诗集》一文中指出：潘谟华最是稳练、缜密，汪静之也还平正，冯雪锋以自然流利胜，应修人以轻倩真朴胜。这些区别是由他们不同的个人遭遇、个人气质修养所决定的。

（1）汪静之是湖畔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情诗真诚坦露情感，毫不掩饰，所以形成“天真纯洁、泼辣大胆，放情歌唱爱情”的艺术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跑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5]如果联系汪静之的感情生活，即可理解他的情诗风格。他的未婚妻是他母亲的好友之女，不久夭亡。后又与他同年的未婚妻的姑母相恋，遭到封建礼教的强烈反对，汪氏内心十分痛苦。“五四”运动唤醒了汪静之个性解放精神，所以他执著地追求在他看来十分神圣的爱情，显得特别大胆泼辣，放情赞美那自由的男女之间的纯正爱情。他的《在相思里》《题B的小影》《过伊家门外》《别情》《伊底眼》《无题曲》《我是死寂的海水》《拒绝》《小诗三首》等即是明证。他的爱情诗表现出的第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以天真的热情坦率地告白恋爱。试看他那首引起一场论争的《过伊家门外》：“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在自由恋爱还没有成为风气、男女社交还受到种种限制的当时，这个青年的行动确是有违“非礼勿视”的古训的。既欣慰有了爱之所寄，又怕人家议论指摘，诗人在喜惧之间，把那个特定时代恋爱中的青年的心态充分揭示出来了。这种心态读者或曾经验，或能想见，但他们却不能或不敢表示出来。汪静之短短三句写的是自己的感受，却画出了他们“意中所有，笔下所无”的感情经历，自然就得到赞赏。再如《祷告》：“我每夜临睡时，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白莲姊姊呵！当我梦中和我底爱人欢会时，请你吐些清香薰着我俩罢。”这首诗坦率中稍带含蓄，把对爱情幸福的憧憬，融化在天真的祈祷之中。莲香袭人的氛围在现实中颇不易得，陶醉在恋爱中的青年只得求之梦寐，寥寥数语令读者发“先得我心”之叹。汪静之的同龄人赵景深曾说：“《祷告》一诗是我在初恋时期所最爱读的……我爱这首诗的温柔甜蜜，当我第一次做玫瑰色的好梦时，每逢晚间睡眠，总要低声吟唱一遍，虽然我的帐上并不曾挂着白莲图。”这样坦率的告白，在汪静之的诗里可说是俯拾即是。汪静之的爱情诗中质直坦率而丰富的情感体验既具个性特色又能体现时代精神。他的爱情诗的第二个特色是：以类乎儿童的诚挚对恋爱心理作有时代特点的多类型、多层次、多侧面的表现。汪静之的爱情诗中多次出现对恋人容貌体态和恋爱中行为的描写，与当时大多数新诗人相比，显得更为大胆。这一问题以其触及封建礼教的禁区为人们所瞩目；而正是在冲破封建道德的樊篱上，汪静之建立起他的爱情诗的第三个特色：以对爱情的审美态度展示对恋爱对象健康的亲昵关系。在汪静之笔下，爱情常常升华为一种美：“伊唱得怎样地宛转柔嫩啊！伊底歌拥抱着我底心灵，我浸入歌声沐浴着。我和伊的灵魂也融合了，伊融在了我里，我融在了伊里。”（《愉快之歌》）“我唱的情歌，你底心谅该听得懂罢？……我底爱潮涌着流入你底情海，振荡起你底爱的波涛！”（《七月的风》）。这种平等的男女关系，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的心理常态，这绝非狎客听艳曲、遗老作艳诗之类病态心理可比。而爱情既植根于生理。开花于精神，对恋人形貌、眼神、体态、动作的赞美也无所谓不道德。爱情关系是审美关系，它将生物美和社会美结合为感情变化、生命魅力的完满整体，是身心价值的统一的图画。不可否认，美是爱情亲和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直接的感性魅力和生命活力被精神的光芒照亮时，肉体很自然地成了意识的显示器：“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底嘴了，望你把你梦中的花苞似的嘴寄来罢。”（《别情》）“伊笑得不可遏止，忸怩地伏在我胸前。双手箍着我底颈，晶莹的眼看进我底眼说：‘要你和我换一颗心啊！’”（《换心》）汪静之以天真的热情坦率地告白恋爱，以类乎儿童的诚挚对恋爱心理作有时代特点的多类型、多层次、多侧面的表现，以对爱情的审美态度展示对恋爱对象健康的亲昵关系，这样的诗在当时实在是惊世骇俗的。与同时期新文学比照，如果说郁达夫小说对性苦闷的暴露，使假道学感到作假的困难不失为一种战斗，郭沫若写得更为大胆，不乏肉欲气息的《维纳斯》是对被神圣化了的禁欲主义的冲击，那么汪静之这类诗句确实也具有类似意义。放到当时背景下去认识，这种健康的欲求却正是一种亮色：它是对桎梏人性的旧礼教旧道德的反拨；也是对容不得恋爱的懦怯的世界的挑战，无所谓“不道德”。

今天看来，汪静之诗歌所宣扬的“爱情至上”的观念固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但作为历史现象，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它背后的历史原因和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汪静之的幸运在于，他个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青春期正好与中国近现代之交社会道德和文学的转型期重合，他以初生牛犊的精神，恰恰拨动了正在奋力挣脱封建罗网的同时代青年心弦中最敏感的一条。他的爱情诗不但显示了迥异于传统的道德判断，更体现了对自由恋爱的崭新的审美评价。可以说，汪静之的才能主要表现为敏锐地感应了社会道德和审美的新趋向，把握了现实中新的审美侧面——青年男女间自相慕悦的恋爱的感情美，率先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他是应当得到时代的荣宠的。

（2）潘谟华的艺术个性可概括为：凄苦、悲凉、哀婉动人，但缺乏天真甜蜜的情诗风格。这与他的爱情悲剧命运相关，他在家乡爱上了一个礼教和世俗都不许可他爱的女郎，遭受一种“结合不得，撇开不能，想得不可开交”的心灵煎熬，这种被盲目的命运所摆弄的爱情生活使他的诗作多写人间悲哀，常用泪眼看人间。“你的发呀，就是我的墓草！”“我底衫袖破了！”这些句子包含了悲苦至深的感情。作品主要有《若迹夜歌》《忘情》《问美丽的姑娘》《隐痛》《深夜抄诗寄妹妹》《爱情底哭沙》《离家》等。

（3）冯雪峰的爱情诗具有一种明快、清新、耐人寻味的艺术个性。如《伊在》写道：“一天伊在一块地上删菽，我便到那里寻牛食草。伊以伊底手帕揩我底汗，于是伊底眼病就传染我了，此后我底眼也常常要流泪了。”如此痴情爱意的抒写极富情趣。《山里的小诗》也写得自然、流利、真挚、意蕴动人：“鸟儿出山去的时候，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说山里的花已开了。”冯雪峰的诗作融合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容易撩拨青年男女的心弦而引起共鸣，具有比较突出的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被拒绝者底悲歌》《雨后的蚯蚓》即可证实。

（4）应修人不少情诗“情态逼真，含而不露，喜欢以天真善意的乐观的眼光看世界”，他的瞬间思绪情感和爱情情状描绘颇具特色。佳作有《悔煞》《邻家》《邻家座上》《楼梯边》《偷寄》《妹妹你是水》《小小儿的请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