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之人生派代表作及作者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庐隐庐隐属于怀着苦闷彷徨、焦灼热情的呼号而思考人生问题的作家类型。

二、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类型

1.冰心、叶绍钧、王统照

他们同属于那种憧憬“美”和“爱”理想之和谐的作家类型。

冰心试图以爱的温暖去抚平人生的苦难，消融社会的隔膜，从而形成了她小说创作的“爱的哲学”的问题。她在代表作《超人》中提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小说主人公何彬原本是一个信奉尼采的“爱和怜悯都是恶”的冷心肠的人，由于慈母和儿童的爱的感召，竟唤起了他生活的激情。尽管冰心所宣扬的主题如此空泛，人物转变的根据亦不切实际，但那清新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仍然引起了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青年们的共鸣。她的处女作《两个家庭》、成名作《斯人独憔悴》和其他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悟》《分》《我们太太的客厅》等都是借助于个人情感体验含蓄地指出了现实社会中诸如教育问题、男女平等问题、报国无门问题、知识分子苦闷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诸多弊端，寄希望并歌颂“人类之爱”，通过对这些她心目中最美、最崇高的景物、境界、感情的描写，表达自己“爱的哲学”的理想与追求。

叶绍钧以为“美”（自然）和“爱”（心心相印地了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而且是灰色人生转化为光明人生的必要条件。他写《春游》表现自然美促使一个妇女从封建思想的压迫中觉醒，《低能儿》表现艺术美能让一个受苦的孩子忘掉自己不幸的生活，《伊和她》表现母爱医治了一个人的肉体上的痛苦。叶绍钧与其他作家不同，他更能冷静地谛视人生，关注生活，因而较快转入对自己最熟悉的小市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具体描绘之中，他通过《饭》的吴先生，《云翳》的孟青、符先生，《祖国的心》的老祖母，《小铜匠》的陆根元，《醉后》的季亮，《两样》的伟如夫妇，《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等小人物的性格、命运的披露，显示了人生派冷峻、朴实、自然的现实主义格调。人生派的一些作家的不足就在于揭示社会人生问题的热情超过了表现生活的注意力，只用一些简单的故事、干枯的形象去阐发、图解“问题”，使人物成为观念的负载物，而叶绍钧却能把关注社会人生问题的热情理性地与生活画面、人物形象的描绘、细节刻画相融合，使小说创作从表现人生的社会思想层面，发展到丰富形象的人生，把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纳入了表现血泪人生的现实主义轨道，叶绍钧亦因此成为人生派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王统照在小说中善于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对“爱”和“美”的赞颂，试图从美育出发，用“爱”和“美”的意识解决世间的“烦闷、困扰”。他认为：爱就是美，美就是爱，只有“爱”和“美”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美和爱相融相成，开出灿烂美妙之爱的花，以达于超越现实世界真美之境地。高超的纯洁的爱，便是美，爱与美的实现就是他的人生理想。代表作《微笑》写青年犯阿根在狱中被一位女犯人的微笑“超度”，因为她的微笑是对于人类万物的广博之爱，并借老犯人之口，指出“人人都是骗子”，所以他希望用爱与美来改造这世界，把人类都超度到理想王国中去。王统照在表现爱与美的同时，往往写出它们在生活中的破灭，如作品《沉思》《一栏之隔》《技艺》《遗音》等，这些描写与那种单纯宣扬爱的教义相比更加强了现实性。而王统照在正面揭露社会的现实性方面更突出的创作应当是《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沉船》等小说。(www.chuimin.cn)

2.庐隐

庐隐属于怀着苦闷彷徨、焦灼热情的呼号而思考人生问题的作家类型。她认为人生是憎不是爱。苏雪林尤为称赞庐隐“很坦白地暴露”自我苦闷，并不如常人专加讳饰，更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以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权、民主和妇女解放问题，抒发为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而挣扎的苦闷彷徨。代表作《海滨故人》真切地反映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或人的日记》中主人公亚侠面对虚伪险诈的人生产生“惊惧的茫然无主”的心理。其他如《丽石的日记》《象牙戒指》《一个著作家》《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的社会性都十分明显，她比冰心更能尖锐地揭示现实，也更多一些主观抒发的感伤情绪与凄婉色彩。

3.许地山

许地山属于以宗教思想体现人生积极昂扬意识的作家类型。他最初发表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在描写东南亚民众生活和华侨生活题材时，主人公看破尘世而在涅槃节前自愿赴死，独具一格地让受害人自我解脱，亦可以使主人公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取达观态度：“人间一切事情本无苦乐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代表作《缀网劳蛛》更是借用佛教精神给女主人公尚洁赋予一种坚毅沉着而又相当平易看似怯弱的人生态度：荣辱不惊，不求闻达，平静地消融一切苦难。许地山赋予小说人物思想深处的是一种被拨弄的命运途中发明的自慰的人生哲学。这实际上是以基督教哲学、佛教教义来面对无法解决的“人生磨难”，寻求答案，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把人生的幸福寄托于超现实的宗教境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作品大都以提出一个问题或说明一个观念为满足，其主旨集中在社会思潮的变革和新的人生观的确立上，对文学自身的品格及其审美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的创作往往不是从作者的人生体验及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出发，而是从流行的社会命题出发，因而普遍显露出思想充溢、形象枯窘的流弊，开了新文学“概念化”创作的先河。其作品有的致力于人生命运的叙写，却还不能掌握人生派倡导的写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的偏重于自我理想的抒发，却还没有浪漫派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茅盾在总结“五四”初期小说的创作经验时，曾正确地指出：“所以要点不在一位作家是不是应该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问题’，而在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问题’来艺术形象化。”那些作家是“太热心于‘提出问题’”^[3]，而忽略对独特的形象和背景的刻画了。这是新文学发展初期短时间内的一种创作倾向，只是那种要求文学必须提出社会问题、指明人生道路，以及以思想挤压艺术、重理念而疏形象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断出现，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中一个甩不掉的阴影。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之人生派代表作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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