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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体诗:五四文学革命开端,胡适倡导诗体解放

【摘要】:[1]事实上,自由体诗是中国新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到了胡适,他便明确主张“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2]。于是以自由体诗为代表的白话新诗首先取代旧体诗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为中国文学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一章 自由体诗派

自由体诗歌的创始者是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中国则在“五四”时期由胡适首先提倡“诗体大解放”,他最早尝试用白话文写作自由体的诗歌,并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诗里去。”[1](www.chuimin.cn)

事实上,自由体诗是中国新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五四”之前的旧体诗词的腐朽性最为明显:不少文人沾沾自喜于一成不变的声调字句之间,既没有高远宏深的思想境界,也没有真切新颖的感情表达,总是在旧体诗词的框架里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写来写去,始终离不开“萤萤夜灯如豆,映憧憧孤影,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的陈词滥调,反映出旧体诗词在思想内容上只能向古人拾取牙慧,拘狭于程式套语,已是无病呻吟,空洞贫乏,言之无物;而在形式上又死死坚守着陈腐不堪、凝固不变的格律,所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起“诗界革命”,把新词汇、新典故注入诗歌创作中,但他们的诗歌形式却仍然是五言、七言的旧形式,只是在旧体诗词中加入一些新思想、新词汇,并未勇敢地彻底打破旧体诗词的格律形式的种种束缚。到了胡适,他便明确主张“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2]。在胡适看来:“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3]。中国诗体的演变大致如此:《诗经》的创作普遍是运用四言,至汉魏时期而五言成体,间有七言,到唐宋时期,七言之体大备,产生了不同于古诗的而是讲究平仄的律诗和绝句,宋元时代是词曲,长句达十言或十余言,词源于乐律,虽可以自由选调,或宏伟或凄伤,曲虽可以自由增加逗字,移宫换羽,但毕竟受词调曲谱的限制太多,而讲究平仄格律的古诗,更完全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因此在诗歌领域中推翻旧规、摆脱束缚势在必行。于是以自由体诗为代表的白话新诗首先取代旧体诗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为中国文学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