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

自古希腊以来，追问人性，寻找自我，定位人生，一直就是西方哲学面对的基本问题。虽然，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上帝成为人的主宰，一切关于人的学说都蒙上了宗教色彩。但思想家们对人的问题的追寻和探究始终不曾停止过。

人本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的出现和广泛流行，就与现代哲学特别强调人的问题的哲学意义密切相关。

自从哲学产生以来，如何看待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的问题一直受到哲学家的关注，它涉及到哲学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根本性质。只要哲学家是在真正地谈论哲学，他们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作为理性主义的先驱，苏格拉底以其“认识你自己”的著名命题，把人类置于认识、生活和历史的中心位置。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凭借着感性主义的信念，对人性的问题展开了哲学上的论证。

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基本特征，就是否定宗教对神的崇拜的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对个性的压抑、注重对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研究。他们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人的自然本性，即人生而具有的生物本能。从这点出发，他们认为人都是要追求自身的发展，在本性上都是利己的，在政治上就是要求自由、平等和人权;在道德上就是要满足个人利益，追求自己的幸福。

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的哲学是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为核心的。在他看来，只有思想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了这种思想。与启蒙思想家以感性的个体的人作为历史基础不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指康德、黑格尔)的一大特征是推崇理性，把超越感性个体的“理性”作为历史的基础。推崇理性与尊重人并不矛盾。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三个著名的哲学问题，并把它又归结为一个问题来理解，即“人是什么?”^[110]在他最后著作《实用人类学》中，有一段开宗明义的交待:“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111]在康德看来，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每个人自己就是目的，决不能把自己看作手段。人的理性构成人的尊严，尊严作为价值是超于一切的。可以说，人的问题始终都是康德哲学探究的中心问题。他把自由看作人的最高本质，伸张理性的能动作用，抬高人的地位和价值，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了康德哲学中人本主义精神的一面。

近代的人学思想家凭借着感性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的信念，对人性的问题展开了哲学上的论证。他们最为共同的地方就是对人类的所为充满了信心，对人类的幸福充满了乐观向上的观念。他们一方面完全肯定了人的自私和贪欲，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人的同情心和利他行为;一方面要坚持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另一方面又主张社会整体利益的至上性。在他们感性主义的或者理性主义的哲学幻想中，精神和肉体、本能和理智、利己和利他、个体和社会，在人类的身上最终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当然，在这个统一过程中，还是要更多地依赖于精神和理性的力量。同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较，近代西方哲学是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理性主义人性论在理论上是对自然主义人性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动。它强调人的主体性，片面夸大理性、意志的作用，把它们看作人性中的本质的、决定性的东西，否定自然属性在人性中的地位。

既超越思辨理性，又超越单纯的自然主义，在不同形态下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则是随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而开始的。无论是克尔凯郭尔的面对上帝的个人，还是尼采的排除上帝而作为权利意志化身的超人，他们都把人放在哲学的核心地位。因而更为重视人现有的处境及在这种处境下的行为，更为重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于19世纪中叶，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德国唯意志论者叔本华是其开创者。他们在探索人和世界的真正的内在本性，维护人的价值和使命等口号下，最早举起反理性主义的旗帜，对包括资产阶级及古典人本主义倾向在内的欧洲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公开的挑战。

索伦·克尔凯郭尔^[112]:丹麦神秘主义者，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先驱。

克尔凯郭尔早年曾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后来成为一个反传统的哲学家。他对传统哲学的反叛集中在他对流行于欧洲大陆的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上。他批判黑格尔哲学只是停留在纯粹的思辨中，而没有涉及具体真实的人生;只重视理性的反思而缺乏热情;强调抽象的整体而忽视个人的存在。因此，他的哲学力图强调个人的绝对重要性，强调存在。克尔凯郭尔最早把“存在”这一概念确定为“人的存在”，并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突破了当时风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桎梏，重新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并且讨论了同时代的哲学家所漠视的恐惧、战栗、恐怖、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等人类经验。但作为一个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生前默默无闻，在当时几乎没有得到欧洲思想界的任何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存在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他的思想才真正流行起来，被尊奉为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

克尔凯郭尔在人学思想上的基本观点有:人的真正存在是人作为“孤独个体”的存在，“孤独个体”是人的主观的精神存在;“孤独个体”的基本存在状态是“恐怖”，恐怖是一种滋生于人的存在本身的恐怖，它使人在自身的存在面前战栗，同时使他意识到真实的自我。恐怖的表现之一是对存在的厌烦和由此而延伸的忧郁，继而是对人生的绝望;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极是上帝。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三个阶段:美学阶段，即人生的世俗感性阶段;伦理阶段，即理性、责任和意识的人生阶段;宗教阶段，这是人神合一的最高存在阶段，它使“孤独个体”达到有限存在与无限存在的统一。

克尔凯郭尔还是传统理性主义和国家总体主义哲学的反对者。他反理性而崇非理性，反总体化而重个体化，因之而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人学思潮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唯意志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开创性流派，主张哲学应该研究人、人的意志，应该从人的内心世界开辟哲学的道路，阐述人生问题，建立以研究人、研究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人生哲学。唯意志论在人学方面的基本理论特征是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非道德主义。它的基本人学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的意志或情感力量为人学本体和万物之源，一切都是人的意志力量的显现或产物。叔本华认为，世界的存在有两种形式，即意志与表象，且惟人的意志才有真实的意义，它的外在显现就是表象，自然、动物和人本身都是意志本体的不同层次的显现物。因此，生命意志才是最根本的。尼采则认为，权力意志是万物之本，也是真正人的力量源泉，权力意志是一种进取、吞并、扩张、向上的意志。

第二，意志高于理性。唯意志论者都否定传统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传统人道主义，主张以意志取代理性，高扬人的非理性冲动、性感和意志力量，并把它们作为最高价值的标准。

第三，以个人自我行动为现实目的，反对传统价值观念，反对社会总体主义。

但由于唯意志论者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不同，从个人自我中心论的出发点导向了不同的理论归宿:叔本华走向了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而尼采却得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结论。

叔本华^[113]的哲学是一种生命意志哲学，他最先公开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首的古典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理性观念，而是生命意志。同时，他又以唯意志论反抗康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张以个体生命意志为本体，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总体主义和康德的理性主义。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表象，惟人的生命意志才是最根本的本体。人的本质就是自我的生存意志的冲动，生存意志就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意志是绝对自由自主的，但表象化的人却是不自由的，因此，悲观绝望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人性既恶且善，故利己和同情都在支配着人类行为，由于生存意志的作祟，人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求。人的道德最终无法拯救人类于痛苦和绝望之中。这种非理性主义方法和唯意志论哲学及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构成了叔本华整个人学思想的基调，也使他本人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

由生存意志主义达到悲观厌世主义、极端禁欲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这就是叔本华的人生哲学的特色。从意志至上的意志主义出发，应该得出意志主宰一切的行动主义，而叔本华却得出了人生就是苦难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从他开始，在现代人学思想中间的一个主导倾向就是人类的自信心发生动摇。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陷入了一个矛盾痛苦的境地。这种悲观主义哲学是对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极好写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当它顺利发展时就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而当它遭受挫折或严重失败时就陷入完全绝望和彻底空虚之中，以至根本否定人生和宇宙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实质所在。因而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时，它被资产阶级视为精神安慰品而广泛流行。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经济迅速发展、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时，它就逐渐失宠，而被富有进取和扩张精神的尼采的权力意志主义继承和取代。

生命至上，创造至上，自我至上，是尼采^[114]的人生信条。作为唯意志论的代表，尼采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上帝死了!”

尼采的人学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以权力意志(所谓的“权力”不是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而是指因意志的强大而具有的创造力和支配力)取代了生命意志，尼采赋予权力意志以本体论的意义，认为它是万物的本原，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本质。权力意志是绝对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它创造世界的价值，构成自然、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和内容。尼采把叔本华的反理性主义立场推向极端，对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采取了绝对的否定态度，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彻底批判和否定了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和理性观念;他公然宣扬以“坚强意志”奴役“软弱意志”;坚持“英雄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对立。他崇尚“酒神”精神^[115]，认为情感和力量高于理性，他为人类树立了一个理想的人格——超人。“超人”蔑视一切道德的东西，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只听从权力意志的召唤。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他努力使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强者。“超人”概念是尼采唯意志论人学思想的集中表达，具有明显的英雄主义倾向。在尼采看来，“超人”是人类进化的顶点，是权力意志的最高体现，是权力意志的最理想化身。超人的意志创造着社会历史，它是自然和社会的立法者，它奴役一切，主宰世界，创造一切，“超人是大地的意义”。^[116]

显然，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超人”取代上帝而成为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之所在。超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他向着人们呼吁，就是要让人成为真正的创造者。尼采的人学思想，以彻底扭转传统的人性观念及其人的形象为宗旨。他想要说的是:人应该热爱生命而不应该轻视生命;人应该拥抱激情而不应该躲避激情;人应该崇尚力量而不应该压制力量。尼采力图使人走出传统理性主义的思想桎梏，让人在生命的激情之中重获新生。为了使人向着“超人”迈进，他不惜走向道德虚无主义，不惜走向反民主的等级主义。

生命哲学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中间具有一种开创性的作用。因为从它开始，“生命”这个概念就成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哲学家们习惯于用“生命”或者“生命冲动”去解释一切现象，去说明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之谜”和“人性之谜”，似乎都可以在“生命之谜”中得到解答。在大千世界中，惟有“生命”是最实在的和最具体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变化无穷的世界，只有从生命那里才能找到它的源头。(www.chuimin.cn)

从生命哲学的理论建构来看，它是想突出生命冲动和生命意志的本体地位，旨在说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变化，解释宇宙世界的流动和演进。当它将“生命冲动”夸大成为整个世界的本体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在极力抬高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确立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按照齐美尔的观点，“现代文化的悲剧”，正是在于人的生命意志愈来愈受到社会制度的压制，个人的主观空间逐渐受到社会的物质空间的挤压，人逐渐从创造性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因此，反对机械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扭曲，就构成了生命哲学的最为根本的精神取向。^[117]

从哲学人本学的角度来考察生命，是生命哲学与其他一般生命科学的区别所在。生命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注重个体生命的运动价值，重视人的情感、力量等非理性因素，把人的生命作为解释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的最高本体，带有鲜明的非理性、主体性和人学性色彩。

柏格森: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第二代代表人物，以宣扬“生命哲学”而闻名于世。

柏格森认为，哲学的使命应揭示人的真正本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给人生活、行动以新的方向。他从“生命哲学”出发，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认为神秘的“生命冲动”产生万事万物。而要深入到生命世界的内部，认识到世界万物的真实本原，就要采取直觉的认识方法。柏格森认为他的生命哲学是一种“真正的直觉哲学”^[118]，主张用直觉的感悟去倾听生命意志的搏斗。所谓直觉，用柏格森的话说:“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交融，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119]在他看来，直觉属于人的本能活动的范围，因而也是最贴近生命冲动本身的。就人的生命活动而言，本能的需要和创造是原生性的，因此直觉归根到底只是生命的自我认识。与动物不同，人除了本能活动以外，还有着理智的活动，它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尽管理智同本能一样，都是人类必须具备的一种生存能力，但理智与本能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理智的认识是外在的和功利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和片面的。而由本能升华出来的直觉认识则是内在的和超功利的，因而是绝对的和全面的。所以，柏格森十分推崇和赞赏直觉认识，把直觉和生命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作为一种纯粹情绪化的主观心理状态，直觉能够进入深层的自我，从而把握住生命冲动的绵延状态。

对于生命冲动和直觉认识的肯定，最终导致对人的生命自由意志的肯定。柏格森将人的自我分成表层自我和深层自我。表层自我是由外部印象和理智认识构成的，基本特征是被动性和功利性。深层自我是由内在的体验形成的，它完全是主动的和非功利的。深层自我代表着行动的意志和创造的需要。它就是生命冲动本身，因而是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绵延不绝的意识活动始终在那里变化着、创造着和生成着。这种精神化的生命冲动给了我们充分的行动力和创造力，由于有了自由意志，人类的行为不受决定论的制约。一切都是可以变化的，一切都是可以创造的。

柏格森一方面强调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社会生活，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120];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柏格森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构成及其发展，认为人类社会乃是由内在的自我所构成的，由于每个人的生命冲动力不同，因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冲动力极强的个别天才人物，对历史的创造起决定作用。

在生命哲学家的眼里，“生命”更多地表现为主观意志和内在精神。人的生命是不能简单地由生物性来规定的。人是一种独特的生命，或者说是一种主观化和精神化的生命。生命科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懂得生命的自然进化及其特征，但无法让我们弄清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生命哲学就是要围绕着人的生命创造活动，从人类的精神文化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为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动乱最大、灾难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不仅摧毁了物质世界，而且给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资产阶级曾经大力宣扬的理性王国、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等都在炮火中变成了幻影。人类似乎失去了理性。人类的理想、尊严和命运成了战争狂人任意践踏的对象。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社会目标的茫然，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感受到“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于是，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命运和前途又是什么?就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这个时期直接论述西方社会中有关人的各种现实问题的，主要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以人格主义为典型形式的各种神学的人本主义。其中作为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的存在主义的影响、流传最广，并迅速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被称为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第三代。

存在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强调人的超越性，即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绝对自由，对人的自由的任何限制必将导致人的异化，造成对人的地位、尊严、价值的损害。并认为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由选择。

存在主义在论述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地位、生活和遭遇以及自由和命运等问题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人的异化问题。这是因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得到了比以往更为充分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普遍的自由和幸福。相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却变成了支配人、奴役人、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异化现象表现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普遍感到身不由己，感到受异己力量的支配。好像整个社会，一切他人都在与自己作对，整个世界都是动荡不定，不可捉摸的，于是就往往产生焦虑不安和悲观、消沉，甚至绝望的情绪。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反映。“人的问题”和“异化问题”被联系在一起，使得人性思考的方法论原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第三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存在主义者萨特。

萨特的哲学，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他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和追求作了肯定，对社会的丑恶、人性的异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以人的自由问题为中心，大体包括前期的现象学本体论和后期的历史辩证法或历史人学两大部分，它们集中体现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这两部著作中。在现象学本体论中，萨特奠定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以个人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基本思想;在历史辩证法中，萨特进一步修改和发展了他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哲学，即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萨特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企图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建立以“人学”为基础的“新”哲学。在萨特看来，哲学只应以研究人为基础，哲学的目的是探索个人生存的奥秘，所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学”。

萨特把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认为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共同的缺点都忘记了人。他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问题”，这既不是物质的存在，也不是精神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萨特以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为界，划出了两个不同的存在领域:“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即人(指孤立的个人，“我”)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偶然的存在着的，它的出现既无原因又无目的，不可认识，不可解释，荒谬而多余。“自为的存在”指人的自我存在，这也是萨特所认为的真正的存在。萨特强调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是大不相同的。自为的存在具有主观意识，能自己创造自己。自在的存在，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人的自我意识是“绝对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质。在萨特看来，人生的意义和积极作用并不表现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创造力，为人间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只在于他的自由。“对于自由来说，成功是不重要的。”^[121]自由不是对必然的认识，而是一种选择的自由权。人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客观规律和外部条件的制约，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测的。对人来说首先是存在，然后各人自由自在地去创造自己的本质，萨特的名言是“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他从先有存在，后有本质的原理出发，宣布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与“天赋人权”的人道主义不同，人的本质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己努力创造的结果。

二次大战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倾向。虽然说，这种“融合”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由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德国哲学家柯尔什等人开启，但真正形成气候，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则是在这一阶段。这当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

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其实质是用存在主义去“补充”、“改造”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无视人。存在主义“到处去寻找人”，而马克思主义则“把人吞没在观念里”，出现了一个“人学的空场”。萨特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人学辩证法”。从而把自然辩证法排除了出去，依这种“人学辩证法”，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人的主体性，亦即人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社会领域的一切都是个人自由创造的结果，客观规律性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对现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人学理论，因为它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展开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始终是围绕着现代人的异化状况及其自由前景来进行的。人的问题，或者说现代人的异化问题，构成了它的哲学理论轴心。它的目标就是把人从异化状况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用“完整的人”取代“片面的人”，用“本真的人”取代“异化的人”，用“健全的人”取代“病态的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发展。^[122]就思想渊源而言，对这一派影响最著者当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们极力把马克思的理论人本学化，把异化学说看作是马克思的主要贡献。按照它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同科学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人本主义学说，变成了一种彻底否定现存社会的“批判理论”。该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公开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融合起来，主张以弗洛伊德的学说去“弥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非理性方面的忽视。在对马克思的哲学人本学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进行“补充”和“修正”。其中弗洛姆的人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整合化特色，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及其人格结构理论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嫁接在一起，既强调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又承认人性的社会化维度，从而构造出自己的“人性模型”。

弗洛姆历史观的基础，就是他关于“人性”的看法。他提出，人性结构具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组成部分”和“内在的组成部分”。前者指“爱、破坏性、虐待狂、顺从倾向、权力欲、超然性、自我扩张欲、吝啬、感性享乐以及对淫荡的恐惧”，后者指“人必须吃、喝、睡、针对敌人去保护自己等等。”^[123]在揭示了人性的结构和特点后，弗洛姆着重阐发了他的自由观，以及改造社会，实现“积极意义的自由”的途径。但是，由于他并不了解人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人性形成的基础，人性发展的现实动力，只能是人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因而，弗洛姆所理解的人和人性，仍然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他所推崇的自由也是脱离社会实践，脱离必然性的自由。在思想方法上，弗洛姆不是从社会出发去说明人性和自由，而是由人性和自由去说明社会，其结果只能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排斥历史决定论的观点。^[124]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社会批判理论。探讨人性，是为了解放人性;思考人类的命运，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人应该成为历史行动的主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人应该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遵从的“绝对命令”。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高举着人道主义的批判旗帜，始终按照应有的人性尺度来衡量和裁决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始终怀抱着人类自由的乌托邦信念。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哲学人本学。

宗教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柱，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中，还出现了一种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神学人本主义哲学流派。这些流派以另一种方式致力于对具有人的自我意识的精神实体的探讨，以论证一种宗教的伦理及生活价值在尘世生活中的必要性、可能性。主要流派有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

现代新托马斯主义实质上是中世纪托马斯主义所主张的神本主义的继续，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把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调和起来，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它是当代以梵蒂冈为国际中心的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

伦理道德说教，历来是基督教控制、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新托马斯主义更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强调神是人的主宰，人应服从于神的统治的同时，增添了更多的“人”的色彩。他们把伦理道德说成是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活动的学说”;是“以获得人的无条件的幸福为目的的实践哲学。”新托马斯主义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伦理和世俗文明正在日益衰落中。人欲横流，互相残杀。而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丧失殆尽。造成这一切冲突、不幸的社会根源，在于人们把上帝丢了，把基督教丢了，把世俗生活变成了不受上帝约束、控制的领域，把基督教的伦理变成了空话。马利坦说:“当前世界最严重的弊害，就是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彼此分裂的二元论。世俗生活完全受肉欲支配、控制，远离了福音的要求，而基督教的伦理观念由于未能深入主宰人民生活而成了空话。”^[125]因此，为了使人的尊严和地位得到恢复，必须由“以神为中心的人神合一的人道主义”取代“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们认为，对人的信仰如果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上，就会得到再生。对人的信仰是要以对上帝的信仰来挽救的。新托马斯主义者宣称:“以神为中心的神人合一的人道主义”，就其最终目的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纯人的社会”。这个社会引导人们赶赴的不是创立尘世的幸福，而是一个超自然的目标，即使个人的“灵魂与神融为一体”达到“人神融合”的社会。而一旦实现了这种社会，人的“灵魂中充满了神”，“享受着神的快乐”。可见，新托马斯主义所谓的“人神合一论”，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超乎现实的、虚无缥缈的、神秘主义的世界。^[126]

人格主义则把人格——自我作为哲学的对象和核心。人格主义的“人格”是一种只有自我创造、自我控制的自由意志。人格主义主张人格第一性，认为整个世界相对于人格而存在，并由人格赋予意义。它们还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自主性，有独立的人格，但又强调独立人格来自于上帝。人格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是人的各种不同的道德品格、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结果，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性宗教，信仰同一的上帝，加强自我精神修养，按同一种道德秩序生活，世界才有永恒的安宁与和谐。人格主义表面尊重人的价值、自由和独立人格，实质是把人处于神的主宰之下。显然，这是打着人的招牌的神本主义。^[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