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人学思想：主要观点与人民史观论

二、古希腊罗马人学思想的主要观点^[102]

“要认识你自己，不要以为上帝了解就够了;正是人才是人类进行研究的适当题材。”18世纪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在《论人》的诗篇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在世界历史各个转型期，人类智慧的焦点一次比一次强烈地转向人自身。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人学思想的轨迹。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这是古希腊罗马思想中最引人注意之处。正如瑞士著名古文化研究者安·邦纳所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03]随着古希腊的发展和繁荣、强盛和衰落，古希腊哲学创造出丰富的关于人的学说，反映着希腊人的探索和沉思，忧虑与希望。古罗马人虽然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希腊的自由精神，但仍继续了对人的研究。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思考，有一个从自然哲学走向人的哲学的转变过程。人类在认识之初，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指向外部自然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古代哲学的产生时所说的那样:“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自对自然万物的惊异。”^[104]但是，在哲学家们对外部宇宙表示惊奇而力图破解“宇宙之谜”的同时，“人性之谜”的问题也同样让他们困惑不已。3000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箴言“认识你自己”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就鲜明地表现了古希腊科学思想的人学趋向和人文精神。

米利都学派是公元前7～6世纪出现的古希腊第一个唯物主义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得到智慧，即通晓万物之理，借助理性来控制欲望，过一种不同于动物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作为西方最早探讨人的问题的学派，哲学家们完全抛弃了关于人的神创论、灵魂不死论，从自然的角度看待人的本性，把社会伦理道德、法律观点、风俗习惯看成是人类生活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奠定了西方人学的科学基础。

作为西方人学思想的开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学思想从人的起源、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伦理道德及人生理想、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反映了人类文化童年时期的天真与想像，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理论现实需要。某些观点也十分新颖独特和寓意深刻，处处表现出它的人道主义特征。但是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广度不够，科学知识积累不多，关于人的学说的探索还不深入，缺乏系统性，论证不严谨。我们选其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简要阐述。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启了人学历史。使人意识到可以以自己的而不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早期希腊哲学主要关心宇宙的起源生成问题。当然，人的起源生成问题也是先哲们的思想对象。只是人的问题和宇宙问题合二为一，人的问题被当作一个自然的问题来考虑。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智者派出现在雅典，他们并不是具有统一观点的一个学派，而是一批以教授论辩技术为业的所谓“智慧的教师”。智者们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万物的始基”，而是社会中的人。当时，正值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成为世界性的都市，怎样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了世人最关心的问题。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05]。尽管这个命题留下了很多疑义，对它的理解不一，存在分歧，但后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公认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黑格尔曾说，“它表明主体是能动的，是规定者，产生内容。”^[106]这个命题冲破了传统的人神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束缚，把人放在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以人为中心，用人的眼光看待一切。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进步，体现了古代朴素的人本主义的倾向，标志着古希腊人学的真正开端。

“人是第一重要的”:古希腊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提出的著名命题。

伯里克利是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统治时期，雅典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与艺术达到鼎盛。

在伯里克利时代，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自身。在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活中，他深刻认识到人的因素的头等重要性。“人是第一重要的”是他在雅典与斯巴达两城邦的战争中，为了说服部分村民放弃土地、财产，实行转移，对他的人民所说的话:“我们所应当悲痛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这一思想，表明了伯里克利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性的高度重视，把人放在一切事物的首位。

在伯里克利看来，人与社会是统一的。城邦公民离不开城邦，城邦是独立的整体，每个公民都只不过是城邦的局部，是它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城邦而生存，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城邦就可能成为奴隶、失去人的资格。因而，每个公民都应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实现共同幸福的惟一途径。个人只有与社会统一起来，服从自己的城邦，才能过理想的生活。在哀悼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将士国葬大典的讲话中，伯里克利对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作了阐述:“雅典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是: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在少数人手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原则是自由、法制和平等，即“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公正”，任何人，当然，这不包括奴隶，只要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制的理想化，对人的因素的强调对后来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们研究西方早期人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史料。

“认识你自己”:这本来是写在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箴言。苏格拉底对社会的研究，偏重于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探讨个人的美德与社会的美德，探讨诸如社会正义、勇敢等，所以他借用德尔斐神庙中的话来警诫世人:“人啊，要认识你自己。”由于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因此，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系统的著述。但是这位大哲学家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生活佚事和道德格言。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因为苏格拉底的引用和阐释而成为千古名言。

苏格拉底同意智者们所提出的“哲学应当是人学”的观点。认为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自然，过少地关注自身，忽视了对人自身及其构成的社会的认识。然而对人自身的认识比对自然的认识更重要。哲学探讨的问题不应当是自然，而应当是人本身。他的“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把人自身及其社会放在了认识对象的位置，使人和人类社会成为独立的认识客体。

在苏格拉底这里，“认识你自己”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知其无知”。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无知，作为整体的人来说就是要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二是人有对一切穷根究底的自然倾向，但人有现实的局限性，不能认识一切。人所能做的不是认识自然万物，而是认识人的社会、家庭、城邦和个人自己。而人之所以能认识自己，就在于人有理性，能够“反躬自省”。人认识自己的目的在于认识最高真理，达到灵魂的善。“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原则的确立，第一次使哲学把人的内在主体世界，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中心。从此，开始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研究人的哲学历程。

此外，苏格拉底把道德与知识统一起来，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是爱好和谐和完善的。但人为什么又会作恶呢?作恶是由于无知。“正确的思想必然导致善的行为，错误的思想必然导致作恶的结果”。德是一种理解了善的本质的智慧，有智者不会作恶，愚昧者必然作恶。知识是行善的充分条件。公正与勇敢的美德就是知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他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人之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完全是其灵魂本性使然。他强调培养好的人格的重要性。美德是公正、节制、明智和勇敢，丑恶是它们的反面。“美德即知识”这个哲学命题反映了古代哲学家思想骨子里的道德本位理想。事实上，在古希腊时代，道德本位的思想始终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无疑，这是文明社会建立之初的必然要求。尽管在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出现过智者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主张个人本位，但这种主张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相反，道德本位的思想渗透在古代先哲们的理论逻辑之中。

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107]，从外部自然拉回到内心世界。把目光转向人和道德问题的研究。“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真正作为人而成为探讨的主题。”^[108]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极为赞赏这一转向。他认为:“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他所知道的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惟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他的哲学(如果他具有一个哲学的话)是严格的人类学哲学。”^[109]哲学主题的这一转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古希腊哲学已从单纯的自然主义进到了人本主义，从自然本体论进到了人的本体论。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便把兴趣转向了人的存在，研究了灵魂、理性、伦理等问题。事实上，苏格拉底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的信仰。他把改善人的灵魂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以雅典的“牛虻”自居，甘愿饮鸠而死，也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人应当为善。他努力指明人怎样为善。苏格拉底的人学思想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在主义者、分析哲学家都宣称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先驱。

“人是政治的动物”: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的著名命题。

“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从形体、思维和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对人的哲学把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两足动物，这是人的本质，是使人与他物区别开来的特征。在《论灵魂》中，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是理性的动物。而在《政治学》中，他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动物”，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他意识到人不能孤立地生活、必须结成社会、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

“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思想的提出，较为正确地洞见了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类自我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古代思想家对人的研究往往都强调其自然的方面，把人看成自然的存在，因而也就服从自然的规律。完全自觉地、从主观方面、从人的社会性来研究人的情况很少。亚里士多德第一次从社会生活方面考察人的本质属性，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社会性使人区别于动物并超出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断言，那些自我于社会或自足而无需生活于社会的人，他必定或者是野兽，或者是神祗。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思想做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www.chuimin.cn)

亚里士多德不仅意识到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并由此论证了社会与国家的形成。在“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中，“政治”的涵义是城邦国家和社会集体。在他看来，虽然从时间上讲，是个人先于城邦，因为先有个人，接着产生家庭，最后才产生城邦;但从逻辑上说，从本性上说，城邦则要先于个人和家庭，因为全体必然先于(大于)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存在发展。国家是理性的结合，而家庭是自然的结合。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看，国家是本质的存在。他以身体和手足的关系为例，指出个人不能脱离国家这个整体，犹如手足之不能脱离人的身躯一样。否则，个人就不能成为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国家是人的本质所在。从国家和个人的最高目的来说，它们都追求至善或普遍的幸福。但是，个人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它只能在国家中才能实现。政治目的在实践方面乃是最高的目的，主观的活动只有在社会政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和使命。因之，人必须趋同于政治(国家)这一理性的高级组合，并在其中获得自己的本质，只有野兽或者神祗才不趋于这一组合。据此，亚里士多德要求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考虑城邦利益，因为国家的善要比个人的善更为宏大、完全，为民族、城邦求善，是比为个人求善更正义、更神圣的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看到了集体的力量，意识到人群的作用。他曾指出．“就个别而言，他(指平民——作者注)的判断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逊色。”但他又认为，德才卓越的人物，个人就等于整体。所有的人都要拥戴他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以正义为原则的满足整体需要的求善活动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但他仍给统治者的力量以极高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人学思想构成了古希腊人学思想发展史的又一高峰——如果说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命题开辟了哲学认识人生自我的道路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则进一步把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层次由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层次推进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反省的新高度。

古希腊的人学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亚里士多德的人学正是这种人学的典范。希腊人以人类童年时代欢乐的心情面对人生，亚里士多德则是这种人生观的最后一位哲人。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勇于探索和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的人格，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城邦被马其顿所征服，政局动荡不安，国家丧失独立，人民失去了自由，人们对国家、政治、道德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求在乱世中拯救自己的灵魂，于是伦理学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本体论、认识论都成了服务于伦理学的手段，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就是其代表。

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基础，并补充了原子在运动中的“偏斜”说，从而为意志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不只是听从自然规律的摆布，也可以摆脱盲目的命运和冷酷的必然性。

在伊壁鸠鲁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他认为，感情或情绪是人体内在的感觉，小孩子一生下来就喜欢快乐，避免痛苦，用不着谁教他，这就是人的本性。这种人所共有的、天生的持续存在的感觉，使我们趋乐避苦。“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得到快乐”。快乐是善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因而他的伦理学被称为快乐主义的伦理学。但他讲的快乐有如下特定的含义:快乐不是纵欲。“当我们说快乐是主要的善时，并不是指放荡的快乐或肉体的快乐，而是指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他把快乐又分成肉体的快乐和心灵的快乐两种。肉体快乐是有节制的，这表明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不想消灭人的一切欲望。相反，他承认人必须有维持生命的物质需要:“一切善的根源那是口腹的快乐，哪怕是智慧文化也必然推源于此”。但肉体的快乐是低等的，心灵的快乐才是高级的。二者的关系是:没有低等的快乐也就没有高等的快乐，低等快乐是高等快乐的手段和基础。追求心灵的快乐才是人的本性。他主张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生活简单化，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注重精神生活，重视知识的培养和友谊的增进。他认为，这样的生活能使人健康，免除身心痛苦，达到怡然自得的“不动心”境界，这就是快乐，就是幸福，就是人生的目的。伊壁鸠鲁说:“不应当违背自然，而应当服从自然。我们之所以要服从自然，是为了实现必然的愿望”。这里包含了认识自然规律和利用它们为人谋福利的可贵思想。伊壁鸠鲁的人学思想，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许多思想家的推崇。

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是民族分裂，国土沦丧，个人对政治世事无可奈何的产物。由于它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绪，所以赢得了众多的信徒。他的一生就是实践自己哲学的一生。他生活俭朴有节，待人宽厚可亲，反对歧视妇女和奴隶，主张人人平等，对后世的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罗马时期，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人生哲学作了有创见的发挥，他坚决反对神创论和目的论，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现象。认为人生忧患多难，源于对自然的无知，这种无知又被宗教迷信所加强，所以人在苦难中越陷越深。他猛烈地攻击宗教的罪恶，这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人学观点是:

(1)人要做自己的主人

卢克莱修认为，正确的宇宙观是使人过幸福生活的向导。由于人不认识“自然的真面目及其规律性”，所以“在黑暗的生活中，人们度过了他们极其短促的岁月，竟然看不见自然为他自己并不要求任何特别的东西”。人们由于不解人生的真谛，为盲目的欲望所左右，“彼此较量天才，争夺名利权势”，然而，“财富、权力和君主的光荣”都无益于我们的精神和肉体。要摆脱这种可悲的被奴役境界，做自己的主人，过一种高尚的幸福生活，只有研究哲学，明万物之理，不为物役。获得一种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的宁淡生活。只有用理智来主宰情欲，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过真正人的生活。被情欲奴役，就无益于禽兽。

除了情欲使人不得自己以外，对死亡的恐惧，也是追求真正人生幸福的障碍。他猛烈批判了所谓的灵魂不死论。他说，肉体死亡，灵魂也会死亡，二者同生同灭。害怕死后进地狱受惩罚，是无知的表现，“蠢材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地狱”。生生死死，永不停息，正是万物之理。他劝告人们，聪明处世，在纷乱之中心神宁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天地合一。这才是主宰了自己命运的哲人的真正人生和幸福。

(2)意志自由

为了说明人的道德责任，卢克莱修又发挥了伊壁鸠鲁关于偏斜的思想，从而也承认了偶然性的存在，这一点对于伦理学来说非常重要。人虽然生活在一个被严格决定的世界里，但因为人有理性、有意志，又不同于其他事物。就是说，人有自由意志，人如何生活，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宿命论是没有道理的。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必要去乞求神灵。也不存在干涉人类命运的神灵。只要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照自然规律而生活，人就能成为自由的人，幸福的人。

(3)宗教阻碍人过幸福的生活

卢克莱修猛烈地抨击宗教，把宗教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恶魔祸害。卢克莱修的目的是使人摆脱宗教迷信，特别是摆脱当时罗马人的宗教。这种宗教的教条异常严峻，对一切知识极其仇恨。同时，他又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仇恨那些以死后的惩罚来吓唬人的宗教预言家们，痛恨那些虚妄的宗教传说与哲学。以极其愤怒的心情历数宗教迷信的祸害:使人愚昧无知，贬低人的尊严与价值，促使人犯罪。总之，使人过一种不合乎人性的生活。这一切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他大力破除人们对诸神的信仰，认为神的观念来源于人们的幻想和对自然现象的无知;想用祈祷和牺牲来平息神的愤怒，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无限的宇宙除去它自己的规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在外面支配它的力量，惟一的神就是自然规律，最真诚地敬神就要认识和爱护自然规律。要过幸福生活，就要破除宗教迷信，认真研究事物的本性，只有走这条路的人，精神才是不朽的，虽然他的生命是有限的。

卢克莱修忠实而有创见地阐述了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生观，这在当时来说，具有启蒙的意义，对后来的唯物主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是自由的”:这是古代的希腊人对人的根本看法。古希腊的人论是以“自由”为中心的，是古希腊的“自由人”对自己生活的自觉意识。但是，“自由”从来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希腊人的“自由”，也有它自身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规定性。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自由的”时候，这里所谓“人”绝不是抽象一般的人，而是特指古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中拥有公民权利的“自由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被看作是“人”，而只是会说话的劳动工具，是“自由人”或奴隶主所拥有的，可以当作商品任意买卖的私人财产。因此，希腊人的“自由”，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什么绝对完美的东西。就其实质而言，它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初形式的奴役制度的产物。由于对人的研究，一开始就受到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制约，所以，对于人的自由平等，有着针锋相对的主张——奴隶主民主派思想家，提倡人生而自由平等，他们认为:“根据自然，没有一个人生而为奴隶”;“神令人类全都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在他们看来，主人和奴隶生来没有差异，两者的分别是由律令或俗例制定的:主奴关系源于强权;这是不合正义的”。德谟克利特就说过:“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贵族派思想家则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他们说:“少数强者比弱者得到更多的东西是公正的。因此，正义就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统治。”他们认为，“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是公正的”。

综上所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家们适应不同阶段、集团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对人的问题，从不同方面作了初步的探索，为后来科学地研究人学开了先河。它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直接思想源泉，而且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但古希腊罗马的人学思想，缺乏系统性，论证不严谨，这是与其历史发展的条件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