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汉唐至明清时期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汉唐至明清时期人学思想的发展[93]中国社会自秦统一六国起，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封建社会阶段，秦王朝以法家学说统一意识形态，对儒家等学派采取暴虐的镇压、灭绝政策，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三国至隋唐时期的人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出现了玄学、道教、佛教、儒学这四种主要人学思想的形态。总之，宋明时期的人学是中国封建时期人学思想发展的高峰。

(三)汉唐至明清时期人学思想的发展^[93]

中国社会自秦统一六国起，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封建社会阶段，秦王朝以法家学说统一意识形态，对儒家等学派采取暴虐的镇压、灭绝政策，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唐宋时期，民本思想逐渐从理论层面向纵深发展，并且注重与实践结合，指导治国措施的制定和落实。

西汉王朝的建立，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中国古代人学思想，开始了从“百家”向“一家”的转变，进入到一个思想学术融汇综合时期。

贾谊是汉初儒学的巨子，他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在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的重民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民为政本”的思想，对“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分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者万世之本”^[94]国家安危，君主荣辱，官吏贵贱，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人民群众，与民众做对的统治者迟早会垮台。既然民是政治之本，统治者理应爱民利民，不可暴政虐民。而统治者爱民利民的实质是使民和畏民，“保民而王”以巩固统治。既以民为本，就应该“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95]功罪的尺度，以民富乐贫苦为标准;忠以爱民为标准，这是对传统忠君观念的修正。怎样才能体恤民众呢?“安之而已矣!”^[96]

先秦自荀子把爱人与礼明确相结合以后，所谓仁爱、爱民的性质有了变化。如果说孔子和墨子的泛爱众、兼爱是一种平等的爱，那么，汉以后所谓仁爱、爱民是统治者为稳定巩固统治而施予的爱，是上对下的爱，它是以人民的独立人格、意志的丧失为代价的。

至汉武帝时起，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遂使先秦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复兴。董仲舒是汉代集儒家人学思想之大成者，在人学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发挥，其人学思想的特点，是以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阐发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其目的在于借助天的权威，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充分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天地精华的体现，是万物中的最高贵者。“天立王，以为民也”。^[97]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人学思想体系。

自三国至隋唐时期的人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出现了玄学、道教、佛教、儒学这四种主要人学思想的形态。从总体上说，儒、道、玄、佛经过互相排斥、互相渗透的过程，最后趋于融合。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走向成熟并趋于教条化的时期。特别是宋代，宋代是儒学获得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时期。

先秦儒学是从人道出发，努力探究人的本质、本性，进而追溯至天道本原，确立了天道——人性——人道的理论框架，从而使早期儒学显示出“人学”的特征。而宋明理学即新儒学则是向先秦儒学的复归，也就是在天道——人性——人道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其内涵，丰富其内容，从宇宙本体说明人的存在，以确立人的本质、地位和价值，将儒学的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人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至巅峰。理学家大多主张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更加凸显了儒学的“人学”特质。^[98](www.chuimin.cn)

在人的价值、人性善恶、道德修养等方面，儒家学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先秦儒学的复归与扬弃。如邵雍有“神者人之主”、“人备天地万物”等一系列人学命题，竭力提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重视并强调人的价值与“人之自贵”。北宋大哲学家张载也有“得天地之最灵为人”的命题，并从宇宙的无限性及人类认识宇宙的无限性角度，提出“天与人有交胜之理”的命题。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殊作用。他既克服了“天人合一”论对人的被动性要求，又克服了“天人相分”论对天的疏远感，是对唐代思想家刘禹锡“天人交相胜”思想的补充和发展。张载的《西铭》所描绘的“民胞物与”的动人画面，则可以作为宋明理学家的最高价值理想的权威标志。《西铭》闪烁着夺目的人文主义光彩。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完成者。他不仅强调人与物的区别，而且阐发了人性的善恶、人心道心之别、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人欲之辨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的“人与物异在仁义礼智”的命题，具有道德先验论色彩。他所强调的人，乃道德的人，人与物的区别亦主要在道德。他把道德作为人性的本质，并用道德说明人，界定人，这是儒家人学思想的一大特点。

南宋中期以后，以程朱学说为主的道学思想，逐渐确立了其作为官方学术的正统地位。此外，湖湘学派的张栻和学兼关洛而强调事功的吕祖谦也各有建树，他二人与朱熹并称为“东南三贤”。王守仁则是明代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心学巨擘。王学影响广泛而深远，造成了明中期以后思想界比较活跃的局面。

这里要特别提到湖湘学派，它既具有理学思潮的一般特性，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主张经世致用，力求内圣和外王之道，道德与政治相统一。“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是其学派的重要思想。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宏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下，明确指出“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99]张栻也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吾之民心。同样，王夫之也主张宽以养民，慈以爱民，均田以定天下，“宽者，养民之纬也……严以治吏，宽以养民”。^[100]。提出“民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101]把民心的向背看成统治者统治稳定的根本。而湖湘学派思想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本”思想曾深深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总之，宋明时期的人学是中国封建时期人学思想发展的高峰。至宋明后期，从阳明学派分化出来的功利派思想家李贽，大胆批评了理学和封建道德，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并提出“致一之理”的平等观和“人必有私”的义利观，反映了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的萌发和市民阶层的要求。中国封建时代的人学思想亦由此开始走向衰落和终结。

明清之际，是中国人学思想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哲学家。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清算，特别是对天理人欲之辨的批判，直接触及到人的地位、利益等人学的基本问题。他们不仅对残民虐民，与民争利的君本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从哲学上论证了民本思想的合理性。黄宗羲提出应将“万民忧乐”作为行政标准，否定“君为臣纲，屈民申君”的君本思想。顾炎武区分“国”与“天下”，指出属于一姓的王朝与属于庶民的天下根本不同，揭露了统治阶级用自身利益冒充国家利益的虚伪性，深化了“民本君末”、“民贵君轻”、“民主君客”的思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既是理学人学思想的最后完成，也是反理学启蒙思想的时代高峰。

总之，明清人学是中国人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人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以至于高度成熟，进而走向衰弱、瓦解;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人学思想在批判、清算古代人学的过程中酝酿产生。这个时期的各种思想体系，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都从不同的方面推动着中国人学的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人学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古代人学的终结，一方面则直接启迪着近代人学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人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的重要环节。

中国古代学派纷呈，人学思想资料浩瀚，内容丰富，本篇远未概全。这里，限于篇幅，笔者并未打算详述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所有发展和流派，只以上述介绍，来说明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人学思想的研究明显过于粗略，敬请见谅!

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汉唐至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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