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发展阶段特征：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二)物的依赖性

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儿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人本学的意义，笛卡儿的哲学是以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作为核心的。可以看出，近代社会，人的发展有了很大不同。

马克思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总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特征。资本主义有别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的独立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往生产力发展积累的基础上，生产关系的发展使人类本身的发展超出了依赖阶段而开始进入人的独立阶段，个人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才开始从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迈入第二阶段。因为，在人的发展的早期，个人依附于特定的共同体，个人被局限于特殊的社会职能上，并同共同体发生特定的社会关系，在这一共同体中，个人与其他人是按照他们在共同体内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以及自然血缘而发生关系，而不是依个人需要发生关系。马克思将之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打破了这个框框，使个体摆脱了自然的、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对直接共同体的隶属或依附。个体已经不只属于单一的共同体，而是同时属于若干不同的群体，这就给个人以独立。但这种独立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主要是在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人身独立。这种独立表现在:人不再以奴隶或农奴的身份被固定，他能改变居留地点和生活地点而不受共同体从属性的束缚;人有自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人身也不依附于他人。马克思指出，这种独立，“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第二阶段表现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类还没有摆脱对物的依赖的局限，“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定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61]因而还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自由境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表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人受物的统治。物的依赖性是根本，人的独立性是现象。人的独立性产生于并决定于物的依赖性。可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的独立性，仅仅是形式上的。

应当承认，在商品经济的生产形式下，个人摆脱了宗法网络的羁绊，人的自由个性得到了极大地解放。资本主义社会所确立的“自由人”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反映在人们的生活中，就是要唤醒人的自主意识，尊重人的个性。对此列宁曾给以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发展“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的普遍提高。”^[62]这是资本主义在解放人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生产形式以其固有的开放性特点，促使个体的人们努力摆脱以往自然经济中各种先在的传统的社会关系，赋予自身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不论是从事交换价值的竞争，还是从事出卖劳动力的竞争，作为交换的主体，人们之间彼此的人格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相互之间不存在谁依赖谁的关系，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体现价值原则的交换活动。这种具有很大自由度的交换活动，其发展的结果，使得“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63]。但是资本主义所确立的“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不过是用金钱特权来取代封建特权。由于商品经济将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外化为物的依赖关系。而这种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就是金钱关系。由于金钱关系的作用，使人们处于物的统治之下，为物化的社会关系所摆布，因而人是不可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主的状态的。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商品的价值反映的是物的外壳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人对物的全面依赖以及由此带来的物对人的统治。可见，资本主义的建立，确实使个人摆脱了对人的依附，但却落入了对物的依附，个人可以摆脱对某个资本家的依附，却永远摆脱不了对整个资本家阶级的依附。这就是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家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4]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反复揭露这种人被物化的异化性质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是以“物”的占有为衡量器的，尊重“物”胜过尊重“人”。交换价值成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它决定了整个的社会生活，充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这样一来，人们必然要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强制。只要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任何人就都不能超越物的依赖关系的藩篱，不论愿意与否，都要为这种关系所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的发展不是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而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发展条件。个人的发展充其量只是属于统治阶级少数人的，而这少数人获得发展是以大多数人失去发展的可能性为条件的。同时，在阶级关系中，“各个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65]个人首先是作为一定的阶级成员而出现，绝不是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个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是通过阶级关系实现的。所以，尽管资本主义开创了解放人的先河，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人也是“偶然性的个人”，并非是“有个性的个人”。人的发展呈现为形式上的独立性，但就其对物的依赖的实质而言，还不是真正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受到新的限制。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态”。那时，由于没有或还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个人的活动还具有自然综合性，个人没有实质上的独立性，也就不可能确立其主体性，相对于自然这个强大的客体，人只在“类”的层面上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因而人的本质具有“原始的丰富”。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即商品经济发展到最完善形式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虽然造就了文明的巨大进步，人逐渐确立了对自然的主体性地位，然而人在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生产出了异己的社会关系。即又被人自身创造的异己的社会关系所统治。由于物质财富被少数人所垄断，大多数人不得不依赖于“物”而存在，从而“物”确立了其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人的自由个性受到压抑，在生产过程中人丧失了自我，成为附属物。个人的主体性也被“物”所湮灭，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因而原始丰富的人变成抽象的人、异化的人。

人的异化是指人(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作为主体通过自己的活动转化为客体，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6]这种现象就是异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己原来的本质相异化的情况，马克思说;“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在这样的国家，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切人——是有主权的人，……但这是无教化、非社会的人，偶然存在的人，本来面目的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败坏了的人，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和势力控制了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67]要改变这种人的异化状态，是资产阶级革命做不到的。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获得了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认识，发现他所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它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按照它的理论要求，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劳动的全部产品应当属于劳动者，可按它的实践要求，劳动者得到的是非人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劳动是财富的本质”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似乎是承认了人的独立性，可实际上把劳动者看作精神上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68]要真正克服这个矛盾。必须从劳动者自身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马克思认为，按经济学家的理论，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可是，现实劳动又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那么，现实的劳动就是与劳动的真正本性相“离异”的劳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生了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劳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理论是当时马克思作为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探索社会历史的规律、论证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虽然它还不是成熟的科学理论，但它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物的依赖性”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本质关系。它是马克思经过对商品经济生产形式下人与物的关系的缜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指明了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商品，以某种特殊的对象化力量，对从事商品生产的所有个体的人起着强制的作用。人们一旦进入交换，就不得不为商品世界的特有规律所支配，就不得不完全依赖商品这个物的世界。这种物的依赖的情形，犹如远古的人将某物当作神圣的东西表示虔诚膜拜一样，表面上是人为商品世界所限制，其实质是人们为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所限制，即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外化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外观掩盖着内在的人对人的依赖性。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是人取代神成为世界的中心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为人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条件，但这些条件若不能用于人的发展，那么，它们对人的发展就会失去属人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阻碍人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是:第一，它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害关系、金钱关系和利己主义关系;第二，它使个人受剥削并受资本统治，从而使个人失去自由和个性;第三，每个人不能平等地得到或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而使社会发展以牺牲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对人的奴役，物对人的统治和资本、货币对人的真实个性的代替，造成了人的畸形和片面发展、或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状况。整个社会表现为极少数人的“自由发展”与大多数人的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相并存。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和人才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人才真正成为社会运作的主体。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人在其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并发挥关键的作用。社会发展将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更注重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遇和创造更多和更完善的条件，从而把人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精神的、物质的条件。与此相适应，人将改变自身对物的从属关系，确立“以人为本”的人和物的新关系。从而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从而为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全面自由创造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6～12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3]卢梭:《爱弥儿》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4]黑格尔:《美学》第1卷［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6]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8]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5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16]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2]陈先达、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24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www.chuimin.cn)

[31]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33]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3页。

[34]张尚仁:《社会历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30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15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43]冯瑞芳、李士坤:《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

[4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5页。

[4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0页。

[47]冯瑞芳、李士坤:《马克思恩格斯八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49]《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

[50]《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3页。

[51]赖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界限》，载《新评论》杂志，1976年7—8月号，第98期。

[52]斯·布里舍奇:《社会原理》，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页。

[56]吕大吉:《人道与神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6，122页。

[57]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446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02页。

[62]《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6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43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