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会的人：古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2023-12-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四)史前社会的人史前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科学上确定下来，经历了很长的时期。认为史前的意义在于从生物学上表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和民族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们认识历史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不应低估史前阶段的地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研究史前社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在史前社会这一人的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总体对自然界的依赖，和个人对社会或社会共同体的依赖最为严重。

(四)史前社会的人

史前社会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科学上确定下来，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然而，即使到现代，也不能说对史前社会的认识已经穷尽，不必再深入了。“史前”，顾名思义，就是有史以前。这里的“史”字，就语源来说，应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见对“史前”一词的正确理解，是“成文历史以前”，用它来称呼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时代是很合适的。

德国的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在他的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发展从人类产生到文明兴起前的漫长时期称为史前。认为史前的意义在于从生物学上表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和民族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们认识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历史”一词作附注时说:“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26]显然，这里所说的“史前”，指的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一书中也把日哥曼人的原始时代称为史前时代。用文字记载历史，从人类本身的发展来说，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从历史的认识形式来说，则表明从传说的历史进展到了成文史。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很多历史学家否认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否认史前社会的存在，他们把“史前史”(相对于“文明史”而言)排除在人类历史领域之外，认为那不是人类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27]旧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把中国远古的历史说成漆黑一团，支离破碎，也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是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才开始，形成了一股“疑古风”。他们企图用“文明史”来代替全部人类的历史，把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些现象看成是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普遍现象。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认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28]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形态，是整个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不认清原始社会的状况和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完全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29]

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史前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30]

人类最初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虽然已经成为人，但仍紧紧地附属于自然。”虽然史前人变成人的时刻是最深奥的谜，这是一个沉默的历史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提供一幅史前人模模糊糊的图像。尽管如此，我们不应低估史前阶段的地位。事实上，史前是后来一切的基础，它“预先决定了此后的整个历史进程”。^[31]

19世纪40年代之前，人们对于原始社会还缺乏认识和研究。美国的历史学家摩尔根从1840年开始，用了近40年的时间对美国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揭开了原始社会的秘密。此书出版后，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晚年在认真研究摩尔根的这一重要著作时，做了十分详细的读书摘要，并在摘要中写了批语;而且准备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也写一本关于原始社会的专门著作，但未能如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当起了这一任务，并通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成了这一任务。(www.chuimin.cn)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研究史前社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正是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了史前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对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每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摩尔根“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并把前两个时代又各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较小的阶段。这些阶段顺序相承，从低级向较高级发展。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恩格斯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人类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属人类的史前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始社会阶段。“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32]恩格斯的这一概括，抓住了各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恩格斯在稍前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已经探索了人类历史的起点。这样，恩格斯就证明，从脱离动物界起，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岁月中，极其艰难、缓慢地，然而却是顽强地、完全合乎规律地向前迈进，一步一步地迎接着文明社会的曙光。

在史前社会这一人的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总体对自然界的依赖，和个人对社会或社会共同体的依赖最为严重。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单个人的发展呈现着一种“圆满的境界”。每个人既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既是文明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文明财富的受用者;既是社会义务的履行者，又是社会权利的体现者。虽然那时生活资料的生产力水平是低下的，但没有社会分工，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统一在一个主体上，人的活动表现为一种天然融合体。马克思把这一时期人的发展状况，称作“原始的丰富”。在这个阶段，作为人的自由的表现的人的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从一个方面来说，人是“比较全面”地显现了自身的自由的。这是因为，尽管人的活动能力和生产水平都处在低级阶段，但人毕竟超越了动物，与动物相比，人已经能够显现自身的自由。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和自然呈现着“天然统一”的关系。自然虽然已经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但这种区分仍十分模糊，还带有浑然综合的性质。而在人的社会关系上，所谓的社会关系只不过是与最初的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就是在阶级社会中，也仍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于以劳动换取自然产品的过程中。人和自然“天然统一”的实质，就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表现为互相依附关系。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极其简单、简陋，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决定着人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时必须以共同体的方式进行，氏族成员只有以共同劳动、简单协作的生产方式，才能保证氏族集体的生存。原始社会的这种生产活动规定了个人要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利益的要求，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共同体的存在，是所有共同体成员存在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共同体(集体)对个人有绝对权威，任何氏族成员脱离氏族集体而单独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与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其生活方式也具有明显的群体特色:劳动产品共同占有，平均消费;群婚制是惟一的婚姻形式。虽然，在氏族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并平等地享受劳动的结果。以此为基础，在形式上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在个人权力方面平等，不论何人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然而，氏族共同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王国，氏族成员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度极其有限。由于原始共同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活动极其简单与范围狭小，受此制约，人们的自由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原始人还没有脱掉“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个体，在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中，氏族成员是不可能对主体自身状况和外界关系进行反思，不能把自己和自然分开。在生产活动和自然交往中，没有力量对自身作自我观察、自我分析，而只能靠社会群体意识来思维;个人未来获得有意义的独立性，“当社会处于这种低级状态时，人的个性被氏族集体性所掩盖。”^[33]。

人的自由问题，本来就是人在自然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面前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如果人受自然和历史客观必然性的严格限制，没有多大的活动余地，难于自觉地有所作为，那么人的自由程度就是很低的。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最初阶段，人所受到的主要是自然必然性的限制，人的认识和实践，几乎都是以面对的自然为对象的。由于克服自然必然性的限制占绝对的压倒优势，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并未形成为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在形式上是相一致的。但这种相一致只是社会和个人未经分化的一致，是屈从于自然压力下的一致。所以，这时的人如果说是社会结合的主人的话，那恰好是以自然的奴役为代价的，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是以在自然面前的不自由为前提的。^[34]

在这个时期，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人的生产活动及其社会关系呈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状态。但人自身的发展非常贫乏、狭隘，被历史打上了沉重的自然胎记，具有极其简单、粗陋的特点。可见，原始社会的人并不像某些人所描写、所想往的那么完美、那么令人陶醉。在欧洲历史上，确有一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常常津津乐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货币，当然也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斗争的“众生”社会状态。并因此称之为“黄金时代”。为了逃避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的现实，他们倡导人类归真返璞，梦想回归到古代人的状态去。马克思早在1842年《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就对这种想法提出意见:“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曾经有人这样想:自然状态的人是具有非凡的才智的……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35]但他们却忽略了人的痛苦状态:物质的匮乏，生存环境的恶劣，生产力的不发达，个人没有独立性，人对他人的依赖成为生存的第一条件，从而形成了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这几乎扼杀了人的一切个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人只能在一般“类”的意义上成为主体，而不可能在个体上成为主体。马克思对这种崇古倒退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时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36]众人皆知，在人类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因为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人与人相互依赖，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全面”的，但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像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37]那时并不可能存在丰富的个性，并不存在人性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人类只有通过漫长的阶级社会，人性在异化的条件下的片面发展，为未来的全面发展积累基础，单个人的牺牲，换来了整体的进展。只有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广泛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了剥削和异化，人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总之，“人的依赖”是史前社会的人的发展的最初形态，人成为共同体中的“人”，其历史内涵主要体现在:“自然化”的需要、“原始丰富”而缺乏自主的活动、“依附”的社会关系、“缺失”的个性和“无我”的意识等。

史前社会的人：古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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